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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是用有限的资源去创造无限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冯仑的创业过程，离不开早期的“万通六君子”，他们是那时的“中国合伙人”，只是，这帮兄弟在真正聚首之前，各有辛酸。
冯仑在经历了孤身一人的“坎坷仕途”之后，慢慢意识到合伙人经营方式对民营企业创业者的重要性。因此，六君子“江湖聚义”，并创下了奇迹般的辉煌。
只是，后来的冯仑万万没想到，在万通最鼎盛的时期，兄弟六人竟陷入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之中。被迫选择分手，无疑是一个既心酸而又“快乐”的过程，这种经历对冯仑而言，更像是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1988年，冯仑小队的成员开始增加，从最初的双人组——冯仑、易小迪，到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就这样形成了创业初期五人小分队。冯仑是通过易小迪认识了王启富，又通过王启富认识了王功权，又通过王功权结识了刘军。逐渐注入的新鲜血液，让冯仑对创业的脉络有了新的想法，他对市场经济的整体视野也变得愈发开阔。
冯仑与易小迪早在中央党校时期就时常“混”在一起，那时易小迪经常带着女朋友一起出来。他是个高材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便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读硕士。冯仑被派去海南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易小迪，随后易小迪就被他拉去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如果说在生活上对冯仑帮助最大的是王功权，那么在工作上，最支持冯仑的则非易小迪莫属。易小迪不管有钱没钱，只要冯仑开口，他从来都是倾力而出。
当年，冯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下吃火锅时，说到筹钱办公司的事，易小迪马上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交给冯仑。日后冯仑评价易小迪是个“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
王启富是大连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又去了中国政法大学转读法律。那时冯仑还不认识刘军和潘石屹，通过王启富和易小迪的关系，几个人才走到一起。
王功权是吉林人，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上学时，他是学校首推的优秀毕业生，在读期间一直担任着学校的优秀干部，当时满负众望的他，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且是宣传部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
王功权有理想、有激情，不甘心委身于传统体制的安逸之中。那会儿他的工作前途无量，但他更想去挑战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世界。他结婚早，当时已有了小孩。孩子还没满月时，他就背着卧床的老婆跑去海南寻找机会。
在去广州的路上，王功权偶然遇到了同去海南寻求发展的刘军。两人出身和遭遇大体相同，聊起来十分投机，就这样，在短暂的旅途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堪称天才少年，16岁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成都一家国营企业中，和王功权一样，听说了海南的“大动作”后，便毅然决然地砸碎铁饭碗，都未曾与单位打个招呼就跑了出来。
到海南后，王功权顺利找到了工作，由于工作突出，很快坐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没多久又顺利当上了总经理。当时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还是国营单位，这对王功权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
王功权遵守约定，在第一时间想着去找刘军。那时电话还不是很方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刘军，刘军便追随王功权来到了秀港。
此时身处发改所的冯仑面试到了一个新人——王启富，他说自己原系秀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还说自己的老板叫王功权。在王启富的介绍下，冯仑了解到了王功权是个管理能力突出、富有理想的“热血青年”。通过他的引荐，冯仑认识了王功权，最终二人成为好朋友。
那时，冯仑在南德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负责办出版物、搞经济营销、做经济调研；第二，负责人员招纳及人员调动；第三，担任《新世纪》杂志的主编。
而在南德主搞营销的另一人，便是冯仑日后的得力助手——潘石屹。那会儿，冯仑在招新进员工时潘石屹就在其中，只是并不突出。早期，冯仑领导大伙儿“开小差”时，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厂子里的会计工作都由他一人来做，以至于兄弟几人都误以为他是会计专业出身。后期，潘石屹在销售上展示出的令人拍案叫绝的才能，对冯仑而言更是意外收获。
知人善任，是冯仑才能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在选人上，必须要具备两个领域以上的专业知识才可入他的法眼，他觉得，文化背景和结构单一的人，在思维模式上也太过于直线性，这会使其在认知和工作能力上很狭隘，对未来发展自然不利。
原本，各具特色的六兄弟各司其责，他们的人生也看不出会产生交集的苗头，可在1989年夏，他们的工作纷纷发生变故，都成了“自由人”，这也就为接下来的日后聚首埋下了伏笔。
王功权因工作上的“失误”离开了秀港公司；冯仑因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而被迫退出，回到北京后转投牟其中门下，屈身于南德；易小迪更是“砸锅卖铁”，搞来点钱办了个印刷厂，什么都不够干，一年到头来也就是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已失业很长一段时间；刘军根本就不知道去了哪儿，消失了一样；只有潘石屹还算安稳，但也只是在公司里维持着基本生活。
冯仑来到南德后，第一个拉过来的兄弟就是王启富。没过多久，王启富偷偷地把王功权事业不顺的艰难处境告诉了冯仑，冯仑没有错失机会，马上联系了王功权。电话中，王功权说自己正忙着回海南办些手续，但一听冯仑和王启富的邀请，二话没说，手续都不办了，立即赶到北京与冯仑会和。
冯仑把王功权介绍给牟其中，说他能力突出，在原公司做过法人代表。老牟也没有犹豫，让王功权带着有他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执照来见自己。
牟其中表面粗糙，实际上是个精明、细腻的人。他心里很清楚，冯仑现在手握“兵权”，大部分人都是经他之手引入南德，万一有所差池，自己很可能被架空，所以对于他推荐王功权的事，牟其中表现得格外小心。正是他的这一次谨慎，给冯仑日后的“兵谏”计划敲响了警钟。
很快，王功权骑着冯仑的自行车，带着工商执照并复印了一份交到了牟其中手上。牟其中对此未做过多调查，直接录用了王功权，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开始重用他。
北京的冬天较冷，牟其中办公室布置简单，供暖条件十分有限，办公室内一共就是那么几个人，新来的自然要坐在外面，王功权就这样度过了一段受冻岁月，可他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很快便坐到了办公室最暖和的地方。冯仑在很多年之后提起这件事时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和牟其中于1974年在监狱中的经历有关系，只有在监狱中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挪床动作”。
冯仑和王功权聊天的时候，后者多次提起过刘军。他对刘军的描述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认可和赏识的态度，冯仑很留心，一直都在寻找和刘军见一面的机会。
冯仑在得知王功权与刘军的约定之后，对王功权格外照顾，暗中帮助他快速提升并稳固在“南德”的地位。不久，冯仑和王功权安顿好了一切，并计划着把刘军也拉到南德。当时的刘军也没有太多发展机会，加上对这份兄弟情的执着，也没多想，一头扎到了北京。
四个兄弟聚集到了南德，王启富做回了本行，出任南德法律室的副主任；王功权晋升为南德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冯仑仍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则是西北办副主任。
再后来，冯仑离开南德，重回海南。牟其中抓不住冯仑，就想拿他的兄弟们出气，想方设法挤兑总办里的刘军，刘军也早就看出牟其中葫芦里卖的是毒药，没等他下手，自己先写了首诗来嘲讽老牟，反倒把他先给炒了。
冯仑小队的兄弟们陆续离开南德，聚集海南与冯仑汇合。半年后，潘石屹鼎力加入，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万通六君子”的大合体，而“中国合伙人”，也因这次大规模自南德出走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