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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的。冯仑很清楚，南德只是自己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踏板，那里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创业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在南德，大小事都由冯仑处理，不管是主编还是主管，毕竟只是个文字劳动力，手上的工作无外乎就是把文章写好，把南德和老牟的形象搞好，仅此而已。
冯仑不是个随便就能妥协的人，可在没有赚到第一桶金之前，他依然希望自己能重回体制，以“书生”的身份重踏仕途。当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内心的压力是巨大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牟其中母亲去世的时候，是冯仑在太平间给老太太穿的衣服。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和冯仑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活啊，不招人待见，不过你要是真学会了这个，你还就多了一门手艺，这饭啊也比别人多吃一口。”回去的路上，冯仑不断在心里琢磨这句话，他明白了“精神世界的追逐是崇高的，但这份崇高并不能填饱肚子”。
金钱虽不是万能，但却为万能所用。冯仑觉得，自己是时候做出“转变”了，不能只做“文明人”，而要做个野蛮的“土匪”。抢来的技能都是谋生手段，谋生手段多也就不愁吃喝了，更何况，此时有南德这块经商“试验田”，还拥有牟其中这样的导师和王功权这样的副手在身边。
此前，冯仑和几个朋友“兵谏”牟其中未遂，随后他和同是学者出身的小伙伴再一次共商大计。冯仑想让自己从“学者”转型为“商人”，故此，海南就成了未来的另一个归途。想要转变身份，就一定要走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只有在琼州，“皮包公司”才行的通，若是在其他城市则根本就没有快速成功的可能，毕竟政策完全不允许。
冯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需要过程。兄弟各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但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身上的“绝技”也都变成了空把式。
思来想去，冯仑和兄弟几人经过商榷，还是决定先办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书写“正面教材”，以名人自传的形式来为客户扶正名号。大体来看，主要工作和冯仑在南德所做的事情一样。
做的时间久了，冯仑又陆续添加了一些新项目，比如帮人开会、做活动等。生意不好不坏，也累积起了一些资金。
对于兄弟几个人来说，“文争不如武斗”。眼下的生意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想要把事业再折腾的更大一点，便需要冯仑在转型期找一条新出路，公司也得另起炉灶。
1988年，是房地产大热潮席卷全国的一年。因成为新中国唯一的特区省级行政区而声名鹊起的海南，此时正处在经济膨胀高发期，大把的机会在向内地人民招手，那时的生意似乎很好做，如果不是“傻子”，就必须去经商。冯仑和小伙伴们自然看到了这个机会，最先到海南落脚的是王功权。
王功权刚到海南时，心里还是很没谱的，一直都在考虑要不要先去海南大学面试或到其他地方谋职，甚至教教书，干老本行，把生活先稳定下来再说。而就在这时，他的人生轨迹被冯仑改变了。
冯仑提前从工商局领回一张表格，直接把表格举在王功权面前，向王功权表达了想要重新办公司的想法，还自作主张地在表格上填了王功权的名字，并说在兄弟几个人里头只有王功权在南德做过业务方面的主管，所以这个活只能由王功权来干。冯仑接着“威胁”王功权，现在都已经盖章了，人人都清楚盖这些章有多困难，要是王功权不同意，这些章就得再去重盖。
只有威逼，没有利诱。虽说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工商局的章也不是说盖就能盖的。王功权见事已至此，也只好点头答应了。随后，冯仑找来了易小迪，从南德拉来了兄弟刘军和王启富。这个时期的冯仑很落魄，刚离开南德不久，只能和王功权一起挤在易小迪的印刷厂里，这间印刷厂就成了创业前期的唯一据点。
至此，万通六君子体系大致成型。眼下，创业资金成了兄弟几人的第一道坎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是国库亏空，再强的兵马也无计可施。兄弟几人勒紧裤腰带，东拼西凑，弄来3万元钱。其中王功权出了9千多元，冯仑自己拿出1.2万元，王启富向自己的哥哥借了1万元，刘军把朋友的录放机卖了，填补了几千元。几人拿着这些钱去办理营业执照，剩下的钱留做前期运作费用。
办理好营业执照，几个人满面欢喜地走出工商局的大门，本想要小小庆祝一番，可兜里剩下的钱加在一起才几百元，几人哭笑不得，互看了一眼便扬长而去。
如此，“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在几人的捉襟见肘中成立了，注册资金1000万。易小迪的印刷厂，主要负责印刷公司的相关业务资料。至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
几个月之后，潘石屹正式加入，万通六君子全部归位，“万通”的大旗也正式竖了起来。此时，冯仑和兄弟们整装待发，用典型的“皮包公司”迎来了这场风口浪尖上的“淘金之旅”。
早在成立公司之前，冯仑和潘石屹就计划着要承包一家名叫大地公司的小型国有企业单位。当时双方均达成协议，由冯仑等人负责企业经营，每年只需向大地公司厂长回缴几千元的管理费用就可以。
合同签订之后，冯仑接收了大地公司的公章，业务资料也已筹备得有模有样，正准备着手经营时，厂长却突然反悔了。第二天一大早，厂长骑着自行车赶来，把公章要了回去，还发疯似的撕毁了合同。
原来，这位老厂长想了一晚上，他摸清了冯仑等人的经济情况之后觉得实在欠妥，绝不能因为几千块钱砸了自己的饭碗，要是搞出什么大乱子来实在得不偿失。无奈之下，冯仑几人后来只能硬着头皮注册了“万通”(当时冯仑给公司取名为“万通”的时候，就是要讨“万事亨通”的好兆头)。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万通经营得风生水起，兄弟六人均脱贫致富，此时当年的那位老厂长又换了说法：“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过了这个村，就真没这个店了。
公司创办初期，处处都需要求人办事，虽说几个人公关能力皆为一流，但吃饭需要钱，喝酒需要钱，果真是无钱寸步难行。冯仑曾经觉得马鸿模像“强盗”、牟其中像“土匪”，而此时的自己，满身书卷气，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半点用处。原来百无一用的，当真是“书生”呀！
“吃饭、喝酒、谈业务”，这种招待客户的方式在当时是一种潮流。有一次洽谈业务需要宴请客户，捉襟见肘的冯仑想，没关系，咱们先“乐”着，“乐”完了再说钱的事。
觥筹交错之间，转眼就到了凌晨。王启富摆摆手，服务员递上账单，他接过来一看，瞬间傻眼了，一句话没敢多说，马上递给了冯仑。冯仑一看也傻了，1000多的账单超出了几人身上所有的现金，就算是加上客户身上的钱恐怕都不够。冯仑平静了一下情绪，决定让一个兄弟把客户先安排走，然后派另一个兄弟快马加鞭出去借钱。
凌晨的冷风吹进了出来借钱的易小迪的胸腔，虽然是海南，但他仍瑟瑟发抖。而其他的人，只能由冯仑带着在歌厅里当作抵押。
账终于结了，几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歌厅。时至今日，冯仑被问到当时的事情时，也很难再去深入回忆了，也许是不愿提起，也许是真的忘记。总之，那一晚到底睡在哪里，冯仑亦是彻彻底底地道不明了。
此时的冯仑，慢慢地从学者转变成一个商人，他深知在商战中“不光要能够适应，还要懂得运用野蛮”，唯此，才能有更多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