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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幸运之神会公正地让每个人享受到专属于自己的幸运。但这不代表幸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人说，幸运之神总是偏爱旁人，而辜负自己。但他们可曾想过，到底是什么特质才让幸运之神如此偏心呢？
冯仑的幸运并非空穴来风。从他离开中央党校到后来进入“南德”，并被牟其中重用，这个过程既非偶然、也非巧合，而是他从小到大都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并在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才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幸运”，从来都是一点一滴积累所得，是用汗水换回来的。冯仑的幸运，归根结底，是读书学习催生而来。
进入中央党校的时候，冯仑就被马鸿模的作风吸引了。当时马鸿模可谓深藏不漏，是个“外痞内秀”的学者，身为法学博士，却在言谈间夹杂着世俗之语，不做作，不清高，完全看不到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姿态，可在表述上，却让学生们领略到他那极富逻辑性的广域思维。
冯仑很聪明，经由观察，他已经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导师，或许就是自己未来将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一定要和这位导师成为友人。几次三番，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在思想上，冯仑得到了马鸿模的熏陶；在学术上，他也和马鸿模一样执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冯仑，身上带着一股江湖味，谈吐间又散发着极具文化内涵的理性气息，两者的巧妙糅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冯仑。当然，那时的冯仑还远未达到这般境界。
马鸿模阅人无数，自然能看出冯仑的些许端倪。他视冯仑如“雏荷之角”，所以将党校阅览室推荐给这个得意门生，任其自由出入。
在党校阅览室，冯仑开始“潜心修炼”。马列原著的版本有很多，为了能走好学习的第一步，冯仑专门学习了德文、英文，为的是能更深入地理解到两种语言文化下的相同哲学、不同思想。
学习久了，冯仑有了自己的见解，在主观意识上也被刻上了“马列主义”的标记。不管是想党的事，还是做党的事，他都是认认真真，毫不马虎。
当时的中央党校只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另一个是内参室。对冯仑来说内参室更加神秘，里面一定藏着很多“秘密”资料。
党刊室比较开放，冯仑可以自由出入；想要进入内参室，就一定要有领导批准或是达到一定级别才行。而且内参室内部，也是根据阅览者的级别来划分可读阅范围的。
这里有很多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的资料，大多是用来记录当时社会的“灰色”领域，也被称作“社会阴暗面”。平日生活中那些喜闻乐见的事情，在其背后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冯仑来说，这才是能激发他兴趣的“宝藏”。故此，想要进入内参室，一定需要马鸿模的帮忙。
马鸿模果然“神通广大”，几天后冯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参阅内参的最高权利。
那段时间里，冯仑从未停止对“内参”的探索。从这些不为外人知晓的资料中，他认识到了社会和国情的复杂性。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必有其本人尚且不知的旺盛求知欲，冯仑即是如此。处于“野蛮”状态下的他，几乎什么书都看，小时候看不到的书，那时看的更多。
在读书的过程中，冯仑经常会总结出一些让人惊奇的观点。读《金瓶梅》，他觉得西门庆应该是个民营企业家；读到《点与线》，他又发现了一些别人意识不到的经验。
冯仑这样描述：“第一，一个人硬要证明有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没有的。所以，现在谁告诉我这事真有，我就说真没有。另外一个，爱情是不能掩饰的；爱情会有很多多余的动作，所以你没法掩饰。人内心有些东西是不能掩饰的。”
冯仑的思考习惯都是在“读书”中形成的，这也正是他“野蛮”的一部分。小时候冯仑读《史记》，上中学时读《小逻辑》，大学时期学习《资本论》，做生意时研究《孙子兵法》，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好书，冯仑从来都不会放过。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文学流入国内，他又开始关注西方文学。其中，托夫勒的《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的思想结构，启发了他的新思想浪潮。
1988年，冯仑已是国家体改委的部门领导，那年他29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拿到了一套4本装的港版《胡雪岩》，内容限制很少，“厉害”的东西很多。
《红顶商人》《平步青云》《灯火楼台》《萧瑟洋场》，这4本书让冯仑爱不释手，他不知疲倦地琢磨着其中的深意。
冯仑对胡雪岩的思想情有独钟，此一系列佳作，日后均成为万通公司的培训教材。在“万通六君子”中最被推行的书有两本，一本是《上海滩》，一本就是《胡雪岩》。
后来，冯仑又继续研究经济学和法学，也因此得到了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宣传部等多个组织学习的绝佳机会。
1984年，冯仑已经游走了党校的多个部门。作为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因其成绩过人，被派遣到不同的岗位进行实习工作。两年后，又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参与研究“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随后被借调到中宣部，接着又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出任常务副所长。
后来，冯仑每每提及自己的上学时代，都不忘称赞自己，在校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既是个好学生，也是个好党员。事实确实如此，年少的冯仑，15岁入团，25岁入党，从中央党校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机关。
冯仑对待党章的态度毋庸置疑，经过对马列著作的深度理解，他开始研究党章；琢磨久了，他干脆就把党章拿来当作自己的律己守则，并称为“党性”。
冯仑接触了MBA课程后，更加认定自己的态度是正确的。MBA的课程也这样要求企业家，一是自律，二是不犯法。共产党要求毫不为己，专门利人，做企业也就要为投资者和客户的利益多考虑，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这样，冯仑始终坚持用“党性”要求自己。
平时开会的时候，众人对于领导那些让人听得模棱两可的慷慨豪言已见怪不怪了，但冯仑还是坚持拿着个小笔记本不停地写着，不管听懂的还是听不懂的都一一记录下来。更多的时候，冯仑不是听不懂，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去理解。
经商后，他仍然坚持着对自己的思想约束。一次去香港参加商会，台上的外国企业家在演讲，冯仑完全不知所云，但他依旧拿出自己的小本子不停记录。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朝周围看了一圈，台下的大多企业主已经陆续离场，多数都是因为听不懂的关系。也有留下来的，但都是三三两两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
最后，会上就剩下冯仑一个人，他听讲的状态就像是个害怕老师批评的小学生，认真地用笔记录下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后来有人好奇地问过冯仑为什么会这样，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是一名党校毕业生，那时候我就这样”。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冯仑都能做到自律，坚决约束自己，不触犯任何法律法规。
机不逢时，冯仑短暂的仕途之旅，因某些原因在几年后告一段落。但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太多，也得到了太多。他身为党员，严于律己，做事很认真，对政策很敏感，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上，形成了专属于他自己的“野蛮特色”。
冯仑说：“束缚多了，犯错误就少。”这是他在取得万通辉煌后总结出的政商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靠不住，靠山就是火山”，其实两者并不是“离不开”的。这决定了万通日后的发展途径，就像冯仑说的那样，“没有依附于任何权贵，也不和任何官员产生密切关系”。
确实如此，不管是大学同学还是党校的同学，冯仑从来没想过依附过他们半点。在同学眼中，冯仑也是个拥有健康“价值观”的“文明土匪”。他就是这样，总希望着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在商海中打出漂亮的“一拳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