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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乱世出英豪，时势造英雄，到底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影响了整个时代呢？不论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影响了时代，想要在这个时代成为英雄，就必须依赖机遇。一个难逢的机遇可以创造奇迹，也会遮去很多人背后的艰苦付出和惨痛经历。努力、付出和不盲目的拼搏，最终都将会转化为成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储备力量。经历过时代洗礼的人们，都懂得如何去创造和争取自己的幸福，他们也更愿意为了幸福而付出更多。
1959年正是“大跃进”运动的高峰期，冯仑于这一年出生在西安。
“大跃进”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对冯仑日后的“万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随后他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少年时期的冯仑就是在这样频繁、激烈的大规模“运动”中长大的，这对他本就不健全的学习环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时间，天翻地覆，当时的学生们几乎都不上课，大中小学全部参与到“闹革命”的活动中，此时的冯仑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书不能读。幸运的是，他没有因那“一腔革命热血”而荒废学业，反而待在家里偷偷学习，那段时间对当时的冯仑无异于是巨大的煎熬。
说冯仑幸运，是话出有因的。
冯仑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虽只是个企业工会的负责人，但却能凭一纸书信，让儿子在图书馆里随意游走，且肆意畅读“灰”“白”禁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和《大逻辑》《小逻辑》等一些被称作“灰皮书”和“白皮书”的著作，这样的机会在那个环境里是万中无一的。
冯仑没有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书本上，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到哲学，他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读书期，冯仑在思维体系和语言天赋上显得格外突出，并慢慢成长为日后公众眼中的“全能人才”。
年代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几乎都有着相同的境遇，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冯仑走出了“野蛮”生长的第一步。
“草莽”一般的学习方式，促成了他日后过人的学习能力。这对冯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也正是这个“文化”宝藏为他今天的财富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许，今日的冯仑亦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身上带着“事缓则圆”的随和，而时代却让他拥有了一颗“司马懿一般”的野心。
1977年，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对恢复高考的提议大加赞赏，并立刻做出了决定。
当时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有限，故此大幅度削减了大学生录取数量，将近600万的考生，只有30万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在被录取的考生中，冯仑也是幸运者。仅凭20%的机会，便成了30万学子中的一员，成功考进了西北大学经济系，并在此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冯仑曾回忆说：“对于上大学，自己都没有敢想过太多。”而最幸运的，并非是考上大学这件事，而是被西北大学录取。
最初，西北大学只有商学学科，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重新建立了经济学系的经济学专业，1985年才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正是冯仑读书的时期，他真是赶上了好年代。
1981年时，冯仑成功考入中共中央党校，成为当时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这也让他的未来之路变得更加宽广。来到党校之后，冯仑遇到了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直称呼此人为“文化土匪”，他就是冯仑的研究生导师——马鸿模。
马鸿模乃大家出身，性格刚猛，参加过武工队。当时冯仑是年纪最小的学员，所以导师点名要和他见面。
冯仑初来乍到，心里多少有些惶恐。马鸿模的形象很有特点，留着光头，身着一袭黑袍，叼着雪茄，犹如“土匪”造型，冯仑倒没觉得什么，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老头而已。可后来，马鸿模的匪气让冯仑很着迷，他也开始认为，一个人若是在精神上都没有掠夺的欲望，那就很难获得成功。于是，冯仑也把这种精神折射到自己身上，那是一种不羁的野性和文弱的书卷气的复杂结合。冯仑继承了马鸿模的衣钵，也继承了他强悍的人生和性格。再后来，冯仑更是认了马鸿模做干爹，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直到今天，冯仑的钱包里依旧放着他认为影响自己最深的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而另一个就是马鸿模。如此可见，思想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遇到马鸿模，可谓是冯仑“顺畅”人生中的另一个别样的幸运。若用生父育“文”，教父授“武”来形容少年冯仑的成长经历，应算是十分恰当的。
“文”毋庸置疑，是人的内涵，而“武”则是人的思想，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过，现实中好像很难有人能做到文武双全。冯仑果真是幸运的，毕竟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两位醍醐灌顶般的人生导师，实在比中彩票大奖的几率还低。冯仑的亲生父亲，给冯仑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屋”，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定的根基；而“教父”马鸿模，则让他在思想境界层面，获得了“土匪”一般的“野蛮”。
几年后，冯仑在中央党校毕业，拿到了法学硕士学位，并决定留在学校工作。他留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想接触到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内容，二是不想就这样离开马鸿模。尔后，他游走了几个部门，基层锻炼过，从地方干到企业，最后留在了海南，并在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出任常务副所长，主要负责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此时，“全民经商”的热浪已席卷全国，冯仑尚不知“经商”这两个字背后潜藏着多么巨大的财富。
虽说冯仑手下有一百多个编制，但因为大部分的财政编制是体制内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财政拨款，没有任何启动经费。随后，上级部门给了冯仑一单“买卖”，进口1万台彩电的批文，于是冯仑把这一单生意交给了一家贸易公司，并且从中换来了30万元现金。利用转来的钱，冯仑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这时，冯仑结识了潘石屹。
好景不长，一年之后，体改所解散，原因不明，冯仑迎来了失业的噩梦。
冯仑奢望过能再次回到党校体制内，但这似乎真的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回到北京后，他托了很多关系找工作，可大多国家机关部门都对他大门紧闭。几经周转，他进入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几个月一共才得到72元的工资。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就此结束，并沦落于江湖之中。
就在冯仑无路可走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当时闻名全国的民营企业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集团，因为冯仑的文学功底深厚，所以创办了《南德世界》。此时，冯仑身上的一些别样的能力被牟其中逐一发掘，慢慢得到了牟其中的赏识和重用，从行政秘书一路升迁至牟其中第一副手和要臣之一，工资也已经破了千元——冯仑的生活已经很有小康的味道了。
在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中，冯仑硬是找到了“生”的机会。他也和其他成功者一样，都曾经历过无数的坎坷与不幸，可正是这些不幸，让冯仑成为了“时代变迁”中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