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到1

在合作关系中，同事对你的信任只有三分之一，他们不是为了你而工作，而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才背负起一切。或许，这就是冯仑几人当初为什么决意离开牟其中，选择自己创业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

为了共同目标在一起工作，实际上要比在一家公司老板手下工作容易太多。只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心中各怀大志，必定各自为营。这样一来，所有的凝聚力也就最终变成了溶解力。

1994年秋，兄弟6人的关系就如这十月秋风一般萧瑟。万通兄弟汇集于广西西山，进行了万通历史上第一次“分裂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最后一次流露兄弟间“真性情”的男人会议。

冯仑用自身和潘石屹的直观矛盾，来揭露存在于6人身上的诸多问题。最简单的问题，即是兄弟6人都想要各干各的事，而此时，万通飞黄腾达，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也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

这个关键点，兄弟6人都看在眼里，但他们恰恰忽视了一个关键——万通是因6人齐心协力才创下辉煌的，而非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此外，这些钱是兄弟6人共同的财富，同样的汗水，同样的付出，加上“坐有序，利无别”的宗旨，自然谁都觉得，自己做事时若动用万通这笔钱，都是应当应分的。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钱是大家的，却被一人持管。

当时，钱都在潘石屹手上，谁想用钱都要先和兄弟们开会，再去找潘石屹要钱。俗话说“钱进了兜里，再想拿出来就困难了”，管钱的潘石屹不想把这些钱给大家乱用，更何况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规划和发展方向，所以矛盾从“一对五”，变成了“五对一”，矛盾变得更加尖锐，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推向了尖端。当然，这也不过是表面形式，背后的各种因素直接导致了价值观的差异，本质上的差异反复牵动着直观上的冲突。

其表现形式为：冯仑事缓则圆，江湖聚义，凝聚了六君子最初的价值观。6个人的价值观在正常的轨道上应该是一个整体，但在不恰当的时候坚持聚合，将会对万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并且对于企业大环境来说，也是一种极其跳跃性的不平衡。

其实，冯仑的内心蛰伏不息，从小到大的英雄主义思想与现实的商业环境形成了冲突；然而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看，当事业处于上升期时会出现均势状态，此时，对人事上的专业性要求会愈发严格。简单地说，兄弟依旧保持着有劲拼命用，但心没有同朝一个方向。几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本事，也都能各自胜任，这一点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次“分裂会议”，从冯仑拿起水杯咽下第一口水之后，便始终以争吵为主旋律。见到此状，再回想当年兄弟6人艰难走过来的这一路上遇到的种种艰辛困苦，冯仑和王功权流下了泪水，这泪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各位都是在江湖上显赫一方的霸主。不是因为利益，只为兄弟情。遥想当年，此时的关系就像是一场失败的婚姻，在不舍中，舍弃成了彼此间唯一的选择。

此时的几个人宛若分别各用一条单独的绳子把彼此拴在一个点上，大方向的不同和战略上的冲突，让他们不管怎样出力，最后都变成了各自的阻力。转眼间，到了1994年冬，6个人来到了上海大厦，对西山的“分裂会议”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做最后的了结。

易小迪十分惶恐，因为他知道这一天终将会到来。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眼看着一件可怕的事即将到来，却要持续等待。易小迪早早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段期间他不敢联系任何人，生怕在某一人口中听到自己更不能接受的话。

然而，事情一旦临近，它的存在就变成了必然，没得选择，只能接受。对易小迪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对于任何事物接收的态度都不会像大哥冯仑那样激烈而刚猛。此时的冯仑是情绪激昂的，虽然自己默默地流过很多泪。

冯仑已为自己接下来的路做了草莽规划，作为“六雄”中最具合作精神的带头大哥，他要做的不是用宝贵的时间惋惜，而是把问题矛盾最小化。他找来了易小迪，因为他知道只有易小迪的性格和人生态度，能最理性地与自己把最后的资产、债务等种种问题处理妥当，不至于因兄弟几人形同陌路，在分手时显现出尴尬。

而让冯仑最安慰的事情，就是在分开后，易小迪仍可以把能整合的继续整合，能关联的持续关联。他的练达，让兄弟之间逐渐退散的合作精神不再是狭窄的，因为他知道，大哥冯仑的最终目标不是让兄弟们毫无怨言，而是达到共赢。然而对于冯仑来说，这也是兄弟6人能迅速东山再起的必要保障和关键因素。

冯仑治家有方，分家仍有道。对于此次彻底的分家，他的处置方法很简单，即是之前敲定的：兄弟6人，愿意留下来的掏钱购买出走人的资产。这样一来，走的人手上就有现金。潘石屹是最先选择离开的，冯仑和其他5人分别购买了潘石屹在万通所持有的股权，这笔钱也是潘石屹日后赖以成名的SOHO现代城的启动资金。虽然人走了，但兄弟几人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强性地冠以“相互扶持”的关系。

分家的时候，冯仑单独找了潘石屹，对他说，你走了之后，我会一直骂你，骂你三个月之后，我再开始大篇幅的赞扬你！但是，不会让你白挨骂，作为补偿，你可以把万通的成功都归到你自己身上！

潘石屹立刻明白了冯仑这番话中的玄机：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方便自己在商界立名，还可以理所应当地接受冯仑送给他的厚礼。同样的方式，王启富、易小迪、刘军的股份都卖给了冯仑和王功权，王功权走时，又把手上的股份卖给了冯仑，最后，所有的股份都集中在了冯仑手上。

兄弟几人各奔东西，王功权回到美国继续涉足国际风险投资行业；而潘石屹、易小迪仍坚持在地产行业，两人都是另起炉灶，做起了自己的买卖；刘军则回到最初的“农科”道路上继续前进；而王启富则由国际贸易转向地板行业，创起另一番天地，并成为一方霸主。

至此，万通六君子完成了从6到1的转变。从最早的3人出走，到王功权的难舍难留，冯仑也越来越能接受这种退出机制，虽然痛彻心扉，但为了兄弟情和万通，只能认可。他回忆道：“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一样。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个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可想而知，此时的冯仑自是万分难过的。成长需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代价似乎过于惨痛。

万通六君子，于1995年3月开始正式分道扬镳，王启富、潘石屹、易小迪最先离开，随后刘军在1998年决定退队，到了2003年，王功权觉得万通由冯仑一个人来打理已没有问题了，便决定离开。

万通六君子分走六方，一个又一个高层位置空了出来，冯仑更是因此次分手得了病。大病初愈后，面对万通的危机时刻，他只能致电远在美国的王功权，让其急速赶回。王功权依旧忠诚，不忘旧情，不仅回到万通，还带着在美国学习的新理念继续帮衬万通。

王功权回来后，第一时间和冯仑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议，他用西方先进思想击败了冯仑古典式的“谁出钱谁是老板”的旧思想。两人就此分别讨论了四点问题：两权分离、利益基础、人才培训、制度管理。

简单地说，就是把投资者和经营者各自独立并分开，通过市场和董事会，选拔、委托、监督一批管理专家治理企业。这不仅是万通多年来顽固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同时也更能轻松地消除冯仑多年来的困惑。更直白地说，即是以分制度、分工的方式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作效率。

1996年11月8日，王功权正式辞去了万通实业集团总裁的职务，后被董事局执行委员会推荐为董事局名誉主席。

至此，万通正式开启了冯仑一人当家的时代。不过，独属于冯仑的万通，其实一直影影绰绰隐藏着其余5人的身影，或者说，是他们的聚首成就了他日的万通，也更是早期的万通捧出了6人日后的辉煌。如此看来，在那个斑驳时代，6人间的“恩怨纠葛”远不是一张支票、一份签字可以涵盖的，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wVD/cGI70dwFw+qFx67CUNhgn8Y9gB6IBRUh6u1NoEdMzgjBWcbIhmEAMZXmh/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