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人方式退出”

有时候，放弃是进步的另一种选择。就像是“两人三足”游戏中被绑在一起的双腿，一旦解开绳子，双脚便可以健步如飞。

是时，六兄弟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形势，学者本质的冯仑再一次拿出“文学”，想在学习中觅得解决办法。他最开始研究的是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并给其他兄弟每人准备了一本。跟着把书邮寄到兄弟们手中，并在扉页留言，告诉兄弟们不能像书中一样搞“天京之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想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冯仑还逐一打电话叮嘱兄弟几人，一定要熟读这本书，了解其中的妙意所在，电话中的他没有在乎兄弟们不耐烦的态度，毅然决然地坚持着，并相信兄弟几人一定会共同渡过难关；他还用鲁迅的《韧性的战斗》来鼓励兄弟们不要轻易放弃。

冯仑知道，眼下的万通并非最先进的组织结构，于是为了使兄弟之间的组织关系得到进步，他又研究上了“土匪史”。其熟读英国作家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此时还找到一本失传已久的著作——由山西出版社出版的《水浒的组织结构》，只可惜至今已再无法找到此书。

一连几天，除去工作时间，冯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土匪哲学”上。身边陪同的工作人员一时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也不知冯仑到底想干什么，只是觉得万通穷途陌路了，可也总不能转行去做土匪吧？

后来，冯仑曾在其作品《野蛮生长》中说过：“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在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当时，兄弟几人在读过冯仑寄来的书籍后，都有了各自深刻的感受，但仍在痛苦中挣扎，而更关键的是，彼此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过。就在这时，发生的三件事让整个僵局有了戏剧性的转折，6人也像是在迷宫中找到出口一样得到解脱。

第一件事，是1995年王功权去了美国后，在管理新成立的“美国万通”期间，在美国吸收了很多新的商务理念，在财务安排上也有了很多新见解，同时更有了完善的解决意见及产权划分的合理化理论。

第二件事，与一个女人有关，她就是张欣——潘石屹后来的妻子。1992年的时候，六君子事业不顺，于是写下了《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虽然作者署名是兄弟6人，但有人认为这本书出自冯仑之手，因为这本书看起来更像是“仕途报国走不通，确立企业报国的宣言书”。

张维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也是冯仑的大学同学。冯仑在事业不顺的时候，和张维迎聊过几次，很早的时候，张维迎就邀请过冯仑到美国看看，但都被冯仑拒绝了。

当时的张维迎还在牛津求学，当他读过《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后，对其大加赞赏。随后，将此书转交给正在剑桥大学读硕士的张欣，张欣看后十分感兴趣，便决定回国拜会冯仑。随后张维迎就把张欣带回国和冯仑几人在保利会面，张欣也因此被搅入到万通六君子的混战之中。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冯仑几兄弟一起去了香港，当时的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的业务，得知冯仑来到香港，便邀请其一行几人到家里做客。就是那次登门拜访，潘石屹有了与张欣聊天的机会，两人只是单独聊了几句，等回来之后便告诉大家，他们开始谈恋爱了。

第三件事，是新鲜的海外因素。张欣在西方多年，一直都与经济打交道，很多想法、看法都是完全西方化的，她没有中国的传统商业模式，会融入过多的感性，相反更多的是果断的经营理念：行就继续，不行就分开。张欣把西方经济市场中成熟的“合伙人”案例交给了冯仑，这也算是给万通在商业规则中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那时候的张欣，一直是处于批评者的位置，万通六兄弟则是被批评者。西方的文化立场轻而易举地就否定了冯仑和潘石屹的所有想法和理念，说白了，他们太土、太落后了。虽然在感性上来看，“分开旅行”是对兄弟之间感情的一种巨大创伤，但在理性层面上看，这无疑是对万通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王功权因在美国学习深造的关系，很快就理解了张欣的想法，潘石屹更是个先驱分子，对西方的先进思想也迅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潘石屹并没有因张欣而盲目做出决定，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后，潘石屹、王功权，便开始用西方思想说服冯仑。

起初，冯仑并不能完全接受。毕竟是传统教育出身，短时间内很难扭转自己的思想，更何况兄弟情怎能被张欣说的这么脆弱的说分就分？不久，王功权和张欣邀冯仑去美国考察，这一趟美国之行，让冯仑遇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

冯仑本身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加上在党校期间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所以和周其仁聊起来十分投机。冯仑对自身以及万通的问题忧心忡忡，他也没向周其仁保留什么，一五一十地都道明了。周其仁诚恳地回答了冯仑“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冯仑因此受了极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机制。”

回国之后，冯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并在第一时间把该提议说于其他5人，其中有3人接受这个新的“分家法”。

“以商人方式退出”，很好地解决了万通的问题，在根本上实现了传统创业机制探索新道路的扩散效应。对于万通集团而言，这是最有效率的，并且通过经营和分割来实现分散的业务整合，对组织结构的重组及转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重塑管理体系和弘扬企业文化的再造过程中，也实现了万通未来的可持续性生长，这同样迎合了冯仑最初的经营理念。万通六君子“好聚好散”的商业经，既可以成为一个时代“同甘苦，共患难”的团队创业精神的表现，也可以用分开后各自为赢续写精彩人生，作为新兴创业者的宝贵财富。

其实，冯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解决办法，并非出于没有万全之策，只是“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更适合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危机。首先是财务上，由于当时冯仑的经营策略和潘石屹的敢作敢为，使得万通扩张过快，以“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投资了武汉国投，其中有三个信用社，分别位于天津、南宁、兰州。

还有后期投资的华诚财务公司、天安保险、陕西证券、民生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因关联过于密集，也使万通成为当时最受瞩目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民营企业。那时的万通，对于这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言无疑是一块鲜美多汁的肥肉。

同时，冯仑曾经以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把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行业，从而使万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时，万通如同是搭在一起的积木，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整体，但拆分开来就会瞬间坍塌。

深圳万通在王启富的手里，广西万通在易小迪的手里，北京万通由冯仑和潘石屹分割，武汉国投、上海万通则由刘军和冯仑共管。显然，这在财务的资源分配上以及公司的经营上，会产生巨大的冲突，说白了，就是想分，此时也分不清楚了。

随着逐步的产业扩张，财务负担也不断加重，这样一来，这一部分的债务分到谁头上，谁都不乐意接受。毕竟分家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断绝关系，兄弟之间的恩情仍是最重要的。

而以商人的方式，仿佛就明了了许多。虽然确定了方式，可六兄弟也只是大概划分了一下，原本是谁在经营的部分，依然由这个人继续负责，并没有一分一毛的计较，毕竟在兄弟情面前，谁也做不到那么决绝。广西和深圳最先被分割出去，潘石屹自己也已创立全新的公司。

其实，所谓的解决办法，就是分而治之，出走的人把手上的股份卖给不走的人，如此，没走的人的股份增长，用手上现有的资产支付给走的人，这就使得不管是走的人还是没走的人都没有损失，而万通的股份也没有外流。

与此同时，整个万通集团，集合式地大概算了一下账，并没有做过精细评估，以相对较平均的数目分给了走的人。这样出走的人就可以拿到现金，同时没有负债，所有的债务也都留给万通这个大本营。就这样，这个“大锅”开始由冯仑一个人来承担，王功权和刘军看不过去，也一同肩负起了这个重大责任。

这个方法，的确能化解进退维谷的窘境，但“分”的过程特别复杂、繁琐。每个人都想快一点，不要拖泥带水，毕竟一直尴尬地见面让人很难受。

这时，只能大哥冯仑出来安慰兄弟：“你们得学会忍耐，就算是离婚，心理还有3个阶段呢，这3个阶段不走完就没法继续办手续。第一阶段叫惊而怒，把问题挖出来，引出冲突；第二阶段叫折磨，互相指责来发泄积压在内心中的情绪；第三阶段叫无奈无聊，也就是走到绝路，开始办手续了。”

彼时，6人只能安静地等候“分手合约”的姗姗而来。 gEjW11s8C4m15Yk1Dm4KGByaBNpeaXVHeT0zWRLO3UxkU924lLuTIsK/kduc1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