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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六君子从聚首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太多的偶然，但相同的目标就是那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这就使6人的联合成了必然。
6人均系大学毕业，并且都是在历史的变革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草莽少年，每个人都不甘心屈居于传统体制的框架之中，对新时代经济体制的发展，也都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潜在的创新欲望。
现实，让他们统一了价值观，但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是会随着时代和物质慢慢变化的，这也成了后期他们矛盾的根源。
在创业初期，冯仑坚持着“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的原则和理想。简单地说，在实现创业获得利益的同时，用知识的力量来探索未来的经济之路，并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更有效的重整资源的方法，最终以有志青年的姿态为国家创造“财富”，回馈社会。冯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自己刻画成“探索者”的形象，来阐述万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探索”的企业核心目标。文章问世后，立即受到媒体的关注和业内人士的追捧，相继被《海南开发报》和《中国青年报》转载，反映强烈，呼声极高。
但作为商人不为赚钱，还做什么商人？就算是做尽公德也难逃“奸商”的恶名。故此，对金钱的直接追求反而变成了一种坦白。
中国新兴民营企业在不断完善后，扩张是必然的道路。万通的兄弟经由一次次“利益纠纷”，早有分崩离析之意，使得“万通”不得不走上原始道路。故而冯仑决定，以快速扩张和盲目进行多元化为公司主要的作战方针。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冯仑面前。他心里很清楚，兄弟六人各有各的野心，都想创造自己的世界。更何况兄弟几人出身不同，遭遇不同，自然需求也各不相同。就如潘石屹，如果不让其尽情施展“销售艺术”，那么就如同置其于死地一般。因此，必须要找到万全之策。
1995年时，在6人的通力合作下，万通已实现了全国化的经营方式。6人之间的关系也协调得恰到好处，他们也没有忘本，仍以海南为中心，将万通的产业铺遍全国，其中主要分散在广西、广东附近省份。这样一来，几人可以经常见面，关系也能得到缓和。
本来，冯仑想以“落叶归根”为原则，在几人各自家乡省份置业，来满足他们对归属感的释怀，便将业务分布到北京、上海、长春等多省，这样一来，分布在不同省份的他们也可“各自为战”了。可好景不长，几人性格各异，当业务受到地域、人文、地方政策等多方面问题影响时，不能及时沟通、执行不强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频繁出现，兄弟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关系再次回到之前难以协调的状态。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更加速了分离。
严格来讲，这些其实并非导致万通六兄弟分手的关键，每个人都很清楚，万通的分裂，始于冯仑和潘石屹的意见分歧。
1994年时，“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项目早已赚足了本钱，转眼就是几个亿。有钱了，冯仑想要做“大而有文化”的事，所以打算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等大型国有企业。
潘石屹本想阻止冯仑，可转念一想，他是大哥，做事坚决，从哪方面来说，自己都不具备阻止他的能力。几次争论之后，均以潘石屹失败告终。不久，他便萌生了离开万通的念头。
从当时来看，此时的冯仑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觉得，万通只做房地产一个领域，有点大材小用，对于万通这样的“大锅饭”企业需要的是切实的保险。身为大哥，他一定要先兄弟之忧而忧，后兄弟之乐而乐。因此，海南淘金历程所获得的经验，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要面对的现实。
从商人的角度看，潘石屹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冯仑想要横跨的产业太多，在布局上所需的资金一定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他选择的产业是需要运作周期的，短时间内很难再有多余的资金运作万通。
如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下在账目上拿走太多的钱，潘石屹肯定不高兴。潘石屹想一直在北京做房地产生意，他觉得房地产生意赚钱快，没有必要去承担更大风险，冯仑的想法并非万全之策。由此，万通分家的导火索就此引燃。
早在前一年，万通拨账500万给易小迪去广西为万通开辟市场，转眼到了过年时，他归还万通400万，最后连本带利拿回来1000多万。他乐颠颠地赶回了万通，本想着和几位大哥们一起庆祝一番，但万万没想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兄弟之间已不再是曾经的淡水交情。他在广西开辟的另一片疆土，也成了万通撕裂后他唯一的栖息之地。
有些时候，强力主导性是不能被认可的。强行票选出来的商业项目并非不能被接受，兄弟们也不会拒绝已经决定的意见。但做得好了，皆大欢喜；做得不好，总会落下埋怨。
1994年，冯仑收购了东北华联，想借着其资本施行企业扩展，并通过国有企业的根基成为上市公司。这一举动，开辟了民营企业收购国企上市公司的先河。
当时，万通思想渗入东北华联，针对万通的问题，冯仑则尽可能不令其在东北华联出现。他先是停止东北华联的肆意扩张，转而进行全方位调整，把不好的项目相继暂停，主营优势产业并从台湾请来了管理专家，对整个企业进行整改。
他很清楚，眼前的万通已偏离了健康轨道，处于“亚健康”状态。在业务经营上没有做到最好，企业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未来的发展战略更是因6人的矛盾一直被制约着。
以万通当时的条件而言，根本没有注入新鲜优质产业的先决条件，更别说成为上市公司。连上市经验都没有，想要一蹴而就，简直是痴人说梦。
东北华联的改革，对冯仑来说是个很头痛的问题。他派遣王功权出任东北华联董事长，将一部分困难分摊给了王功权，可这仍未获得理想效果。
纵观万通历史，其“入主”东北华联并不成功。自从万通收购东北华联后，东北华联的效益江河日下，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工作协调上出了很大问题。1994、1995年时，每年还有几百万的盈利，但到了1996年，公司已开始大幅度亏损，最高亏损多达2.5亿元之多。
在面对着巨大的ST危机时，冯仑打算让万通从东北华联中净身而退，所以想要趁热打铁，把东北华联卖个好价钱。
很快，他找到了长春高斯达生化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急着卖，高斯达急着买，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万通交出了16%的股份，并以1.97亿元的天价成交，这使万通的经济损失达到最小化。随后，东北华联改名“ST高斯达”，从此在股市中消失了。
对于这次失败的经营，冯仑并不甘心，当诸多问题摆在面前时，他也只能稍作调整，在资本市场的方案上做暂时的停歇。
事静人不闲，6人之间再次出现问题。王功权和冯仑主导的东北华联项目，由于经营失利，变成了费时费力的烂摊子，万通为此损失4000多万。两人的位置再一次受到挑战，王功权只能再一次“背锅”。
在兄弟的埋怨声中，王功权远赴美国深造，并在美国设立“美国万通”，以风险投资为主要经营项目，具体业务是为留美学生回国创业做风险评估，并提供优秀的商业渠道。
纵览冯仑等人之间的矛盾，关键点并不是钱，而是他们求赢心切，既想让万通顺风顺水地发展，又想实现各自的理想抱负。因而，矛盾不请自来，兄弟情一破再破。这种现实，也就注定了这群带着梦想上路的人，必将完成属于自己的梦想，走出六条绝不相同的路。而他们的分道扬镳，也并非“神来一笔”，其实早有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