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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败面前，得失是共同存在的。
获得第一桶金之前，“六兄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利益关系。自1992年房地产大热时，冯仑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上，先后在海口、三亚等地赚到了银子。当真金白银摆在眼前时，利益分配的问题就开始发酵。
冯仑并不在乎钱，但却担心兄弟因钱而出现问题。此时万通正处于企业态势飙升期，若兄弟几人就此分崩离析，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冯仑想用一个透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均分利益的同时，还要明确职务差别。也就是在平起平坐的同时，要有探路人，也要有领路人，两人背后还得有指路人。
经过讨论，冯仑决定遵照“梁山”豪杰的分配方式，即“座有序，利无别”。虽然在工作中有从属关系和明显的职务差别，但在利益分配上，始终都是六人均分。
冯仑的思路很清晰，他认为六人已经拧成了一个整体，少了谁都不完整，每个人的付出和作用已经成为了当下发展周期的基数，人在，就是百分之百；人不在，就是零。尽管资源和利益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可六兄弟仍要保持个人收益上的平均主义，“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裳”。
当时冯仑明确规定了三条规则：第一，不许有第二经济来源；第二，不转移资产，不办外国身份；第三，凡是在工作中得到的“灰色收入”统统交回公司，这笔钱由6个人共同管理。时至今日，万通六君子的账被查过无数遍，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冯仑说：“在我们分开时没有任何埋怨，谁多挣了谁少挣了，没人较真儿。”
在职务分配上，冯仑是董事长，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其他人均为副总。虽然有了明确的职务关系，但冯仑并没有在权力上做太多文章。
每个人工作牌、名片上的职务各不相同，但心理上始终保持着平等关系。公司的大部分事都由6人商议，共同决策。就算是其中的某人没有意见，也必须在场参与讨论。
冯仑明白，不管是“国”还是“家”，都得有个管事的，关键时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行，单单吃大锅饭，人心早晚懈怠。1/6的责任心，会造成相互依赖，彼此之间便不会形成竞争，自然就丧失了创造力，这对未来发展必然会是阻碍。
王功权心思细腻，看出了冯仑的忧虑，借机单独聊了几次之后，决定肩负这个“背锅”的责任。冯仑曾回忆：“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呢？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后来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可担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就这样，除了“背锅”的时候，王功权在大部分的决策会议上都选择妥协。
在“农高投”成立初期，由于经济能力和业务不稳定等原因，一直都没有新进员工。并不是没有合适人选，而是没有闲钱支付薪水。除去兄弟六个高层之外，公司还有两个下属，一个是王功权的老婆，负责内务，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负责外勤。这种关系，在当时被几个人称作“非常6+2”。
“6+2”在一起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宛若一家人；没有人把自己当干部，经常是冯仑这个董事长去打酱油。
公司越来越有起色，固定的业务越来越多，然而在他们权力相同的情况下，却很难在最快时间内对某一问题定下结论。冯仑觉得，是时候招贤纳士了。
万通越做越大，员工越来越多。兄弟六人，麾下各有数十名小弟，由于兄弟几人没有明确的阶级关系，所以员工们会觉得自己所在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平等的。这本是好事，可不久后，便出现了员工分帮拉派的现象。
没有了从属关系，执行力就会被削弱，从而导致组织的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周期也因此被加长。冯仑意识到，诸多“隐晦”的矛盾关系正逐渐浮出水面。这不仅表现在员工之间，各高层身上也逐渐显露。
6个人擅长领域不同，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站出来独挡一面，但这种形态反而在密切的“联共”经营关系中造成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经营理念。由于个人能力问题及所学专业的差异，造成了对经商策略和事业导向上的分歧。
其次是资源分配。所得价值可以六等分，可每个人所付出的辛苦很难平均支出。就像盖楼房，辛苦的是现场工人，却不能说建筑设计师不辛苦。设计师提供了创意，工人则实现了创意，到底谁的功劳大？
第三，是公司的发展方向。房地产行业做得越大，占领的市场也就越大，而一个城市的土地有限，想要得到更多机会，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经营范围，也就是逐步走向全国。6个人对此各持一词，有人说深圳好，有人说上海好，有人说北京好，各有理由，也都不乏道理。然而现实问题是，很多事不是用钱就可以搞定，重要的是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但眼下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资源有限。
当问题积压久了后就会变成矛盾，6个人之间因观点不同，久而久之，造成了彼此间的形象扭曲；每个人都觉得别人的方案不完善，加之彼此间没有明确的“座次”压制，常常一个会议开完就需要一整天。
曾经，在谈到湛江项目时，6人谁都不服谁，开会开到崩盘，最后竟闹得摔门离席的地步。很长一段时间，6人会议都很难全员出席。
冯仑对这样的局面备感忧愁。虽然都是为了“万通”，但这样的矛盾关系是单纯的兄弟情所不能驾驭的。此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关系恶化，常务董事会逐渐被自我行为取代。
北京万通的业务一直都是最好的，资源配置也最多。当时主管北京的潘石屹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后期的投资，已不再经6人商讨决定，大多都是直接去北京找潘石屹“借钱”——开会解决不了的投资项目就改成“借”。
然而，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早先滚雪球的方式此时变成了分雪球，然后再用分得的雪球继续滚雪球。虽说这样也好，但实际问题是，资源不能平均分配——得到的资源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自然获得的利益也更多，谁拿到了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这样一来，自己赚的钱已经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现在拿出公司初建的规章来对利益平均分配，谁都不会同意。
面对发生的一切，作为大哥的冯仑默不作声。他清楚，继续这样下去，所有业务都将在万通之外运作，加上“将在外财物有所不能控制”，“万通”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必然会变成一个虚拟的躯壳，到那时，被“兵谏”的就是自己。
此后不久，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有5000多万进账。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个陷阱。买方故意使诈，交易后反咬一口，故意栽赃冯仑，想要他把钱退回去。
事情闹大了，最后被工商局立案，很多企业高层和政府领导为了自保，便对冯仑等人施行封锁，将万通旗下账目全部冻结。当时王功权在海南处理这件事情，一时间很难做出是否妥协的决定。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六兄弟”没错，可身处事件中的王功权，却要做出艰难抉择。
王功权最后决定，自己一个人扛下这件事，在夜总会的包厢里被逼着与对方签下“不平等合约”。不仅要退钱，还要补偿26%的利息。
这次生意，王功权未按6人意见而私自做了决定，但他认为，正是自己的“独断专行”，才免去了其他人遭难。不过，其他几人却不这样认为，对其有所抱怨，故此矛盾出现了。
这次失利，冯仑损失了1个亿，这也是他在海南赔的唯一的生意。之后的岁月里，王功权渐渐失去了在兄弟心中的地位。
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时，大家在争吵中再次提起这件事，王功权觉得有苦说不出，实在难挨痛苦，一个人跑了。人不见了，谁都不安心，兄弟几人分头去找，最后在山上找到了正在大哭的王功权。
事后，冯仑总结道：“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此人可堪长交，可做大用。”在他看来，这种兄弟情很难言语，在金钱利益面前谁都不肯低头，所以，这样的关系是复杂的。
共苦容易同甘难，人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这种人性中的缺陷，是常人所不能克制的，而能抑制住，方可登顶成“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