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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间

在成败面前,得失是共同存在的。

获得第一桶金之前,“六兄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利益关系。自1992年房地产大热时,冯仑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上,先后在海口、三亚等地赚到了银子。当真金白银摆在眼前时,利益分配的问题就开始发酵。

冯仑并不在乎钱,但却担心兄弟因钱而出现问题。此时万通正处于企业态势飙升期,若兄弟几人就此分崩离析,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冯仑想用一个透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均分利益的同时,还要明确职务差别。也就是在平起平坐的同时,要有探路人,也要有领路人,两人背后还得有指路人。

经过讨论,冯仑决定遵照“梁山”豪杰的分配方式,即“座有序,利无别”。虽然在工作中有从属关系和明显的职务差别,但在利益分配上,始终都是六人均分。

冯仑的思路很清晰,他认为六人已经拧成了一个整体,少了谁都不完整,每个人的付出和作用已经成为了当下发展周期的基数,人在,就是百分之百;人不在,就是零。尽管资源和利益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可六兄弟仍要保持个人收益上的平均主义,“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裳”。

当时冯仑明确规定了三条规则:第一,不许有第二经济来源;第二,不转移资产,不办外国身份;第三,凡是在工作中得到的“灰色收入”统统交回公司,这笔钱由6个人共同管理。时至今日,万通六君子的账被查过无数遍,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冯仑说:“在我们分开时没有任何埋怨,谁多挣了谁少挣了,没人较真儿。”

在职务分配上,冯仑是董事长,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其他人均为副总。虽然有了明确的职务关系,但冯仑并没有在权力上做太多文章。

每个人工作牌、名片上的职务各不相同,但心理上始终保持着平等关系。公司的大部分事都由6人商议,共同决策。就算是其中的某人没有意见,也必须在场参与讨论。

冯仑明白,不管是“国”还是“家”,都得有个管事的,关键时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行,单单吃大锅饭,人心早晚懈怠。1/6的责任心,会造成相互依赖,彼此之间便不会形成竞争,自然就丧失了创造力,这对未来发展必然会是阻碍。

王功权心思细腻,看出了冯仑的忧虑,借机单独聊了几次之后,决定肩负这个“背锅”的责任。冯仑曾回忆:“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呢?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后来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可担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就这样,除了“背锅”的时候,王功权在大部分的决策会议上都选择妥协。

在“农高投”成立初期,由于经济能力和业务不稳定等原因,一直都没有新进员工。并不是没有合适人选,而是没有闲钱支付薪水。除去兄弟六个高层之外,公司还有两个下属,一个是王功权的老婆,负责内务,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负责外勤。这种关系,在当时被几个人称作“非常6+2”。

“6+2”在一起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宛若一家人;没有人把自己当干部,经常是冯仑这个董事长去打酱油。

公司越来越有起色,固定的业务越来越多,然而在他们权力相同的情况下,却很难在最快时间内对某一问题定下结论。冯仑觉得,是时候招贤纳士了。

万通越做越大,员工越来越多。兄弟六人,麾下各有数十名小弟,由于兄弟几人没有明确的阶级关系,所以员工们会觉得自己所在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平等的。这本是好事,可不久后,便出现了员工分帮拉派的现象。

没有了从属关系,执行力就会被削弱,从而导致组织的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周期也因此被加长。冯仑意识到,诸多“隐晦”的矛盾关系正逐渐浮出水面。这不仅表现在员工之间,各高层身上也逐渐显露。

6个人擅长领域不同,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站出来独挡一面,但这种形态反而在密切的“联共”经营关系中造成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经营理念。由于个人能力问题及所学专业的差异,造成了对经商策略和事业导向上的分歧。

其次是资源分配。所得价值可以六等分,可每个人所付出的辛苦很难平均支出。就像盖楼房,辛苦的是现场工人,却不能说建筑设计师不辛苦。设计师提供了创意,工人则实现了创意,到底谁的功劳大?

第三,是公司的发展方向。房地产行业做得越大,占领的市场也就越大,而一个城市的土地有限,想要得到更多机会,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经营范围,也就是逐步走向全国。6个人对此各持一词,有人说深圳好,有人说上海好,有人说北京好,各有理由,也都不乏道理。然而现实问题是,很多事不是用钱就可以搞定,重要的是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但眼下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资源有限。

当问题积压久了后就会变成矛盾,6个人之间因观点不同,久而久之,造成了彼此间的形象扭曲;每个人都觉得别人的方案不完善,加之彼此间没有明确的“座次”压制,常常一个会议开完就需要一整天。

曾经,在谈到湛江项目时,6人谁都不服谁,开会开到崩盘,最后竟闹得摔门离席的地步。很长一段时间,6人会议都很难全员出席。

冯仑对这样的局面备感忧愁。虽然都是为了“万通”,但这样的矛盾关系是单纯的兄弟情所不能驾驭的。此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关系恶化,常务董事会逐渐被自我行为取代。

北京万通的业务一直都是最好的,资源配置也最多。当时主管北京的潘石屹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后期的投资,已不再经6人商讨决定,大多都是直接去北京找潘石屹“借钱”——开会解决不了的投资项目就改成“借”。

然而,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早先滚雪球的方式此时变成了分雪球,然后再用分得的雪球继续滚雪球。虽说这样也好,但实际问题是,资源不能平均分配——得到的资源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自然获得的利益也更多,谁拿到了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这样一来,自己赚的钱已经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现在拿出公司初建的规章来对利益平均分配,谁都不会同意。

面对发生的一切,作为大哥的冯仑默不作声。他清楚,继续这样下去,所有业务都将在万通之外运作,加上“将在外财物有所不能控制”,“万通”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必然会变成一个虚拟的躯壳,到那时,被“兵谏”的就是自己。

此后不久,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有5000多万进账。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个陷阱。买方故意使诈,交易后反咬一口,故意栽赃冯仑,想要他把钱退回去。

事情闹大了,最后被工商局立案,很多企业高层和政府领导为了自保,便对冯仑等人施行封锁,将万通旗下账目全部冻结。当时王功权在海南处理这件事情,一时间很难做出是否妥协的决定。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六兄弟”没错,可身处事件中的王功权,却要做出艰难抉择。

王功权最后决定,自己一个人扛下这件事,在夜总会的包厢里被逼着与对方签下“不平等合约”。不仅要退钱,还要补偿26%的利息。

这次生意,王功权未按6人意见而私自做了决定,但他认为,正是自己的“独断专行”,才免去了其他人遭难。不过,其他几人却不这样认为,对其有所抱怨,故此矛盾出现了。

这次失利,冯仑损失了1个亿,这也是他在海南赔的唯一的生意。之后的岁月里,王功权渐渐失去了在兄弟心中的地位。

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时,大家在争吵中再次提起这件事,王功权觉得有苦说不出,实在难挨痛苦,一个人跑了。人不见了,谁都不安心,兄弟几人分头去找,最后在山上找到了正在大哭的王功权。

事后,冯仑总结道:“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此人可堪长交,可做大用。”在他看来,这种兄弟情很难言语,在金钱利益面前谁都不肯低头,所以,这样的关系是复杂的。

共苦容易同甘难,人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这种人性中的缺陷,是常人所不能克制的,而能抑制住,方可登顶成“圣”。 jpy2uQmPgeBfx7if7fHpwiUxNUMAstI09bmwu3R4OFSPLChMqm85jXLkzhJ/uA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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