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来了,新加坡人人不知所措。
虽然日军凶暴无比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但在当时,日本人就是这片土地上新的主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微不足道,李光耀打算认命了。日本人就日本人吧,总要活下去。
李光耀报了一个日本占领军办的日语学习班,开始学习日语,准备为以后的生计打打基础。他的心底里并没有冒出多少要用暴力反抗日本人的意识,虽然他是那么地憎恨日本人。这个眼下的强者比起他们的前任——英国人,是那样的差劲。他们惨无人道,没有人性,但他们眼下是绝对的强者,柄握着每个人的生死和命运。
他的华人同胞,那些祖先来到东南亚比较晚的华人青年组织起了一些游击队,拿起枪杆子袭击日本人,和日军展开殊死博斗。这些人的做法让李光耀在心底里钦佩,但他却没想过要加入他们。他觉得他们勇敢、有激情而又不乏激进、鲁莽。或许在更深的潜意识里,他认为他们和他不属于同一个阶层,注定不会成为同路人。
欧战的波及
就在李光耀在佛莱士书院就读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比经济大萧条严重得多的危机正在酝酿着。
1938年欧洲爆发慕尼黑危机,德国法西斯崛起,欧洲大地上战争一触即发。
1939年9月,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正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从报纸上看到了大号的标题报道:“德军闪击波兰!”
不久,英国政府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在很短的时间里,强大的德军席卷了欧洲,进而派出无数的轰炸机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本土的各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繁华的伦敦等大城市顿成一片焦土。英德两方的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对于新加坡人来讲,那似乎是一场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的战争,但又好像离得很近。渐渐地,人人都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
李光耀初级班的级任老师格里夫是英国飞行俱乐部的会员。战争打响后,这位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参加了抗击德国人的战斗。不久,消息传来,格里夫老师在与德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就这样血染沙场、英魂逝去,这深深触动了李光耀的心。
同一时间,中国军民早已经和在中国大地上和全面侵华的日本军队殊死博杀了两年。
但直到1941年,东南亚一带却波澜不兴,局势平稳。新加坡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战争会蔓延到自己的家门口。
日本人打进来了!
1941年12月8日的凌晨,海风习习,城市街边的路灯还没有熄灭。
日军轰炸新加坡
“轰”、“轰”,巨大的爆炸声忽然间撕破了一片寂静,震撼了整个新加坡。不一会儿,凄厉的防空警报响彻整个城市。
日本人的飞机毫无预兆地飞临新加坡的上空,战争来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截止当时为止,在李光耀的生命里,可以说还没有碰到过比英国人更强大的民族。在他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大英帝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力量都坚不可摧,不但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更是世界的领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受到挑战,更不可能被打败。
但是,小个子的日本人杀过来了!
反日的情绪早就在当地基层华人群众中高涨起来,华人们因为自己的故乡中国被日本人侵略而义愤填膺,到处抵制日货。
李光耀目睹着这一切。
李光耀和普通的华人移民还不太一样,他可算得上是新加坡本地的世家子弟,受纯正的英式教育。由于掌握的中文程度很有限,他当时主要是看英文报章,而英文报章主要关注的是欧洲局势。他知道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已经席卷欧洲,并在短暂停歇后挥师攻入苏联。但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几乎忽略了中文报纸所报道的亚洲战事。
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日本人扩大侵略的消息和评论。它发表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处于海上交通要道,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这家中文报纸的立场是,很希望英、美等大国都被拖到亚洲战场来,这样就减轻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压力。
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步步紧逼,战火逐渐烧到了东南亚一带。
1941年12月1日,马来西亚的英国总督宣布实行军事总动员。学院的许多班级开始停课。但这个时候,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并不十分惊慌,他们这时还对英国人和英国军队信心满满。
12月2日,英国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更让人们得意洋洋,他们觉得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更有保障了。
不仅李光耀和他的同学如此,英国人自己更是如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来自亚洲的日本人会强大到足以挑战欧洲的白种人。
战备行为与其说是紧张认真,不如说只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日本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谁都不认为日本人会鲁莽到敢和英国人打一仗,因为等着他们的一定是迎头痛击。另一方面,英国人这时正忙着在欧洲抗击德国人,对其他地区既无暇全力顾及,也就报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谁都没有料到,战争突然而至,而且结果是戏剧性的一边倒。
丢盔弃甲的英国人
凌晨四点,李光耀正在莱佛士学院的宿舍里睡得正香,突然间被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降临新加坡。
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这次对新加坡市区的轰炸共炸死60人,炸伤130人。
遭日军爆炸过后的新加坡市区
莱佛士学院里马来亚内地来的学生,纷纷乘火车回家到乡下躲避日本轰炸机,学院几乎空无人影。新加坡保卫战即将打响,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既害怕,又有几分紧张和刺激。
学院号召学生们组织“医疗服务队”救助战争中的伤者,李光耀志愿加入,每天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几公里外学院的医疗服务队。每个服务队成员领到了一顶头盔和一个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每个月还能得到一点儿津贴。
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在海面航行的时候被日本轰炸机炸沉,这消息让大家难以置信。
英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更多的消息从马来亚方面传来,有的说英军在前线溃不成军,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防线,骑着自行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
大批白人家庭开始逃到新加坡。在当地有财富和地位的华人也开始举家逃难,他们很多人曾捐钱捐物给中国支持抗战,也协助过英国人,一定会被日军报复。
到了1942年1月,日本战机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
一天下午,李光耀参加了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爆炸,有几个人死伤。在现场,李光耀第一次亲眼看到活生生的人流血、受伤和死亡,残肢断臂、血肉模糊,景象惨不忍睹,使他心惊肉跳。
英国军队在东南亚防守
1月31上午,所有马来亚的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英军中的苏格兰士兵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乐曲声中,最后一批列队越过新柔长堤。两名风笛手表情凛然,面对战败的厄运,还能保持着冷静沉着的绅士风范,这一幕深深留在了李光耀的记忆中。
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枪炮声响成一片。
李光耀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日,学院的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问道,“你们有谁自愿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李光耀和他的同学莫里斯,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报了名。
他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来到离北方战线约七英里的地方。抵达后,面前是一个一片火海的小村庄,刚遭到日军的轰炸和炮击。他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还露在地面上,赶忙叫李光耀小心。这真是救了李光耀一命,不然,他可能踩个正着。他们搜寻到几个伤亡者,送上救护车后高速驰往市区的医院。
一天早晨,李光耀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自行车从服务队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路边。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个个神情惊慌。
李光耀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还有多远?”
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给,把它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枪推给李光耀。
李光耀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士兵已经对战事完全绝望了。
李光耀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士兵的枪,并且尽量安慰了他一番——现在胜负未定,还不到绝望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结局早已注定了。
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的白人平民包括妇女孩子,争先恐后挤上停在港口的仅剩的几条船,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逃命,整个马来亚的殖民地弥漫着恐慌。
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临新加坡上空,李光耀看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也连忙起飞,但英国人的飞机不是去迎战日机,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扭头逃命,以免在地面被敌机击毁。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的战机速度快、动作精巧灵活,相比之下,英军的战机飞得慢、动作笨拙,根本不是日本飞机的对手。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为了安全,李光耀的母亲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李光耀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
他告诉母亲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我们纳福路的房子,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
李光耀家的园丁许忠祜陪着他一起看家。这位园丁身兼人力车夫,每天接送李光耀弟妹每天上学放学。他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做成了一个防空壕。李光耀的母亲走之前,在防空壕里为他们囤积了大米、食盐、罐头和一些生活用品。
这是一段暗淡得看不到希望的日子,有几次李光耀值完班后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眼下的这一切,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
1月底的一个下午,李光耀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电影的情节是挖苦日本人的,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落下之后却没爆炸,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原来是个哑弹。片中的日本兵两腿打弯,眼睛斜视,枪也打不准。
李光耀想,血淋淋的现实已经颇具讽刺的表明,日本人远比影片里要强大得多。
撞见日本鬼子
英军后撤,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李光耀还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李光耀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
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李光耀和家人听到远处传来枪声,时近时远。而炮声、炮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
李光耀感到奇怪,从后门走到渔村旁边巷子里。他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忽然,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军人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
天哪,是日本军人!
李光耀楞了几秒钟,才忽然想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本鬼子,顿时汗毛直竖。
这些士兵下身着绑腿,脚穿胶底布靴,最让李光耀感到怪模怪样的是他们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扛着插了刺刀的长长的步枪,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怪气味,一味过后就忘不了。
这几个日本兵正忙着搜寻残余的英军,没有理李光耀,只管往前走。
李光耀赶紧飞奔回家通知家人,大家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
但是,天知道这管什么用?
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经传播得世人皆知。李光耀一家人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
但那一天直到晚上,什么都没发生。
此时,英军迅速撤往市中心,未作任何抵抗。
英国人战败带来的思想冲击
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提到英殖民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1942年2月15日,英军在东南的最高司令白思华向日军中将山下奉文投降
英国人强大、优越的神话几天之内就被打破了。11万名日本兵进占马来亚和新加坡。有13万名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士兵当了日军的俘虏。白人殖民地官员早已逃之夭夭,英国在殖民地的机构完全停止了运转。
李光耀看到,当日本人狂轰滥炸时,躲在办公桌下的正是白人老板们;不顾当地人的死活争相逃命的,也是这些白人殖民地官员和上层人士,让当地人感受到他们的自私、胆怯,完全没有和当地人同舟共济。
在李光耀看来,这里的亚洲人一向依赖英国人至高无上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这年的2月15日,是华人传统的农历新年,也是一年中最盛大喜庆的节日。但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自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不断传来的枪炮声,响彻云霄。
李光耀的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说市区到处在发生抢劫。李光耀和全家人不禁焦虑万分,担心纳福路28号的家。
“尤其是囤积的粮食,一家人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保得住吗?”李光耀想。
和母亲商量后,李光耀和家里的园丁许忠祜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沿途看英国人的大洋房里已是人去楼空,这些大洋房的主人正被日本人集中到了一起,准备送进集中营。
此情此景,让李光耀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时代的结束。后来的人很难想像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这天被日本人一举摧毁的,而李光耀经历了这一切。
这种阅历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光耀的印象里,自从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把这里建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站以来,白人在这一地区的支配地位从未被质疑和挑战过。
李光耀从1930年开始上学懂事时就知道,英国人是这里的老大,虽然他们在当地的人口只有几千人,在数量上是极少数。这些英国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住在环境优美的区域,和当地人分隔开。殖民政府的官员拥有大洋房、汽车和许多仆人。英国人吃得是精美的上等食物,每隔三年,官员们便有三到六个月的长假,从位于热带的湿热无比的新加坡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英国受教育,不跟当地孩子一起,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英国殖民地总督是这里的首脑,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当地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
殖民地的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历比白人医生老。护士长也是白人,虽然她们只会讲英语,跟本地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只能当助教,拿到的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例如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
英国人工业发达,政治制度先进,军事强大,不由不让本地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现在被另一群亚洲人——日本人粉碎得一干二净了。
面对残暴的日军
但是,粉碎英国人神话的日本人,对于它的亚洲同胞的残暴、蛮横。这同样让人们意想不到。
新加坡一夜间变了样。英军已经投降。本地警察怕被日军当成是英军的单位,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很多当地人肆意抢劫英国公司留下来的货仓、商行,把食物和贵重的东西一洗而空。抢劫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开始出面维持秩序。他们维持治安的方式是,胡乱地用枪打死几个抢劫的人,然后把头砍下来放在新加坡的大桥桥头和街心示众。
李光耀发现日军的士兵其实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街上行人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还以搜查为名,夺门而入见什么拿什么,谁也不敢反抗。尽管日本人和华人文化相近,但在李光耀看来这没什么用,日本人对待华人也毫不心慈手软。
李光耀经常看到,有很多居民一开始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被罚在热带的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了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李光耀在纳福路家旁边,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嫌少,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胳膊直接来了一个空摔,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李光耀不由吃了一惊。
第二天,李光耀在红桥又见识了日本人之间的另一幕。一辆日军汽车经过哨卡时,哨兵立正行礼稍微迟了点,汽车经过哨卡后,又突然倒回来。一个日本低级军官从车里下来,走到日军哨兵前不由分说就是三耳光,然后同样用柔道的招式把这个哨兵重摔在地。
第二次见到这场景,李光耀不那么吃惊了,他慢慢知道,日军的蛮横和残暴是自上而下灌输的。
李光耀也没逃过日本人的蛮横。
有一天,他去探望阿姨,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李光耀这时戴了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这是他捡的,正好用来遮挡热带的烈日。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李光耀尽量悄悄地往前走,不想引起注意。只听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并招手示意李光耀过去。
李光耀不敢违抗,刚走到日本兵跟前,日本兵举起步枪上的刺刀,把他戴着的军帽挑了下来,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打了李光耀一巴掌,推李光耀跪下,用军靴一脚把李光耀猛地踢倒。李光耀爬起来后,日本兵做了个手势,要他原路返回。
有几天,一群日本士兵强行驻扎到了李光耀的家里,这群日本兵由于长期作战,无法洗澡,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在屋子里和院子里到处乱翻,还找到了李光耀母亲藏的粮食,在院子里生火煮饭。家里人要是一下没听懂他们的意图,就会挨骂或挨耳光,让一家人彻夜难眠。
李光耀看到,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军人被日军押解,列着队步行到樟宜集中营。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这些战俘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李光耀家门口经过。李光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着他们,心情非常难过。
战俘里,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士兵,他们身材高瘦,没精打采,很多人连上衣都没穿,光着身子,不知是因为气候炎热脱掉了,还是在打仗时丢了。英军则不一样,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绝望无助的神情。里面的印度士兵也差不多。
但他们也不都是如此沮丧。队伍中的苏格兰人战俘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前进,廓尔喀雇佣军也是一样,昂首挺胸。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的仪表,这些战俘一经过,便引来当地居民的注目,向他们投以钦佩的眼神,李光耀暗自向他们喝彩。
正因为其中的廓尔喀战俘不屈的面貌给李光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开始雇佣一定数量的廓尔喀雇佣兵当防暴警察,维持新加坡治安。
命悬一线
二战时期新加坡樟宜监狱中骨瘦如柴的澳洲战俘
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新加坡的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所谓的“检证”。
日本兵把守着一个检查站,李光耀经过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向李光耀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站到旁边的一群人中间去。李光耀看了一下,这都是一些华人青年。李光耀忽然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他假装还有东西要回去收拾一下,需要回去,日本兵居然答应了。
李光耀回去躲了半天,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结果这一次日本人没太理他,摆了摆手让他过去了。日本兵在李光耀身上和衣服上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李光耀不禁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整个新加坡都知道了,日军制造了针对华人的血腥大屠杀。昔日繁华鼎沸的新加坡变得恍若地狱一般。李光耀侥幸保住了一命。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艰难进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积极向中国捐钱捐物支援抗战,让日本人怀恨在心。新加坡正是东南亚华人的聚集地。日本人占领后,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的,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日本宪兵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不分老幼把华人赶到上述地点。
几天后,他们被反绑双手押上车送到海滩,下车后,日本兵强迫他们往海里走,然后用机关枪在后面扫射。接着日本兵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日本人不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任其腐烂。
李光耀后来才知道,在他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都是这个下场。有几个奇迹般逃生的人,向人们讲述了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战后经过估算,在这次屠杀中死难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人。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进行扫荡,杀死了几百名华人中的青壮年。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李光耀听说日本兵把市区中上流阶层的住宅区封围成了单独的区域。有一天李光耀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看到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改造成了慰安所。
对英国人的怀恋
这一年,李光耀的祖父病重,随后与世长辞。
他的境遇使李光耀很难过。不仅是因为他老病缠身,而且因为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自己一生熟悉的世界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英国海军、英国船长和绅士们、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外表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
祖父这代人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邋邋遢遢、毫不起眼的矮个子民族,居然打败了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这对祖父来讲,真是一种双重的痛苦。
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李光耀自己或是他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他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
李光耀后来回忆说: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的架式,完全两样。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
起初他们的样子让人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李光耀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
“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
“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李光耀后来这样回忆。
当几年后美国人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从而导致日本投降时,他想,如果不这样,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用恐怖建立秩序——日本人的治理手段
李光耀后来曾说,“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李光耀曾在街上看到血淋淋的一幕,日军砍下人头,放在一块钉在杆头的小木板上,旁边贴着告示“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一幕像照片一样印在李光耀的记忆之中。
日本军管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赤裸裸的血腥手段,用李光耀的话说,“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借助什么文明的管理行为来伪装”。
日军的刑罚太重了,几乎没有人敢以身试法。到了1944年下半年,由于战争,物资严重匮乏,人们饭都吃不饱,但新加坡城区却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日军要求家家指定一个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这些居民拿着棍棒,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严酷的惩罚使犯罪活动在日军管制下的社会上几乎绝迹。
跟新加坡的当地人一样,李光耀也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这些宪兵的权力至高无上。
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李光耀猜想这是日本人故意要使邻近的人产生恐惧心理,并把这种恐惧传播开。
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李光耀的朋友林金山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1944年林金山两次被日本宪兵抓走,他被怀疑给予了地下抗日的共产党人以资助。
日本宪兵用绳子鞭打,用脚踢他,直到他昏了过去,有人往他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0个男女。
林金山回忆说: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踮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说,“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
他接着说,“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
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华人和马来人的表现大不相同。
在李光耀看来,马来人的历史太短,缺乏国家意识,无论谁来统治都差不多。少数曾加入英军的马来人躲进丛林中,建立起抗日游击队。但是更多的马来人却希望日本这个眼下的强者成为他们新的保护者。
但华人完全不同,对日本人非常愤恨,很多华人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另外一些则参加了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些华人并不是忠于马来亚,而是保留着对中国的感情。
在战争时期华人成为对抗日本人的主力。而在后来的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为反抗英国人殖民统治的主力。但是李光耀和这一批的华人还不完全一样。李光耀小时候家道很好,后来接受英式教育和英国人理念的熏陶,本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他本能的反感日本人的不人道和残酷,但他的反抗精神没有底层华人民众那样强烈。
日本人治下讨生活
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新加坡,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
李光耀的父亲这时候没有了工作,李光耀和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
有一天,李光耀上街想去一家旧书店。途中,看到一家戏院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他走过去一看,原来人们正在围观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中文书写的告示。
李光耀看不懂告示上的中文,有个人告诉他,告示上的内容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这是日本军队干的。
李光耀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了一种恐惧感。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加上看不懂中文,使李光耀决心要学一学中文。他想,在新的统治者手下,英文知识已毫无价值。学习中文总比学习日文好,中文至少是自己祖先的语言,而不是令人憎恨和反感的日本人的语言。
一时也没事干,李光耀便到书店找了几本中文课本,用了几个月时间,认识了一千多个汉字,但却不会念。汉字的国语发音有四个声调,李光耀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找不到人教,这成了他最大的苦恼。
恰在此时,日本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设立了一些日语学校,培训当地人学习日语。慢慢地,李光耀心态转变过来了。他想,日子总要过下去,日本人既然成了这里新的强大的统治者,而且这个事实一时也无法改变,还不如学学日语,也好谋生,带来生活上便利。
1942年5月李光耀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
李光耀的祖父有一个日本朋友,叫下田,对李光耀的祖父很尊敬,战争爆发时曾被英国人关了起来,这个时候回到新加坡,重新经营他的公司。他看到李光耀没事干,便让李光耀来公司担任书记,负责写一些内部文件和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李光耀的父亲这时为了养活家人,也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
战争导致物资越来越紧缺,生意做不下去了。下田公司关门。李光耀又找到另一份书记兼打字员的工作。
1943年未,李光耀在日文报纸《昭南新闻》上看到一则招聘启示,要招聘几个英文编辑。李光耀马上前往应聘。负责面试的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对李光耀英语水平很满意,决定聘用李光耀。这下子李光耀很高兴——自己的英语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整理和编发当时与日本敌对的同盟国的新闻通讯社播发的电讯,像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李光耀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在这里工作了大约15个月。
李光耀所在的报社,每逢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的意旨。”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还在残酷进行着,新闻里充斥着在关战争的报道。李光耀一方面在工作中如鱼得水,另一方面,他脑子里却满是关于战争的消息。由于这份特殊的工作,李光耀得以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欧洲以及太平洋战场上都发生着转折,日本人、德国人正在吃败仗,战况每况愈下。这不禁给李光耀的心绪上带来转机。
但李光耀可不敢把这一类的好消息跟报社以外的人说起,这搞不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报社的楼下就专门驻有日本人的宪兵队,他们严密监视着每个人的行迹,不让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泄露出去。
艰难的战时岁月
在日本治下的新加坡经常能见到被日军押着做苦工的战俘,一个个皮包骨头,肋骨历历可数,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身上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
在李光耀看来,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李光耀想,日本人之所以会这么残酷地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日军瞧不起不战而降的军人,而日军教育自己的士兵要宁死不屈。
日本治下的新加坡,人们的生活也越发艰难。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损失惨重,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李光耀一家人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他的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把玉米面和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菜,像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李光耀和弟弟吃完饭不一会儿肚子又饿了。肉更是成了奢侈品。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李光耀一家人把窗帘和桌布拿下来,改成长裤和衬衫当衣服穿。
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李光耀和父亲还有弟弟的薪水合起来还是难以为维生,李光耀的母亲也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她出身于新加坡本地的华人家庭,从小就学会了烹饪和烘烤,便用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各种食品去卖。
到1944年年中,物价飞涨,一家人已经完全不能再靠薪水过活。李光耀头脑一动,开始参与当地的黑市交易,做起了生意。他加入了新加坡黑市商人的行列,学起了倒买倒卖,新加坡原来的富裕阶层为了活命不得不变卖首饰和房地产,而李光耀就成了经纪人,倒也颇有收获。
由于常在黑市上活动,消息来源广,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李光耀又开发出一个新的营生。一家文具商问李光耀能否提供文具中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
“能不能自己制造这玩意去卖?”李光耀在黑市做他的小本买卖时,碰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同学杨玉麟,这时,李光耀就去问他。
杨玉麟本来就是学理工的,他说,“没问题,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
李光耀手里有些钱,于是两个人买来原材料试制,结果成功了。他们给自己的产品起了个品牌,叫“速粘”,推入当地的文具市场。一个学艺术的朋友帮忙设计了商标,万事俱备。
胶水一面市大受欢迎。两个人便搞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李光耀家,李光耀母亲和妹妹也来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妻子和妻姨柯玉芝则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成为李光耀夫人的柯玉芝这时也没学上,有时也来帮忙。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停了。战事已经对日本人极为不利,贸易停顿,胶水没什么需求了。
李光耀在报社的电讯往来中得知,这年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但被英印军队打退,并遭到反攻。
李光耀这时想,按照这个趋势,英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到那时,双方很可能在新加坡一带发生逐街逐屋的激烈战斗。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李光耀不禁为家人的安危担忧起来。
他从报社请了几天假,到新加坡周边的马本西亚地区旅行一番,访问一下那里的同学和朋友,看一看周围的形势,哪里会更安全一些,让全家人能躲过这场战祸。
临行前,李光耀没忘了带上一些货物,他从市场上买了一些锄头,就带着上路了,结果,马来西亚一带的农村正好需要这些农具,李光耀又大赚一笔。乘火车回新加坡前,他在当地买了一大筐新鲜的蔬菜,准备带回家,当时这在新加坡有钱也买不到。看到李光耀平安回来,还满载而归,一家人很高兴。
日本战败
日子每熬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了8月份,新加坡当地日本新闻报道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瞬间就杀死十数万日本人。日本报纸对盟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时,李光耀和新加坡人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臣民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很多人偷偷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人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
李光耀舒了一口气,战争将不会再次发生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家人、新加坡这个城市都将得以保全。
日本天皇广播之后最初几个星期,英军还没在新加坡登陆,但本地人控制不住喜悦,开始公开庆祝日本战败,日本兵为了泄愤,有时会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但日本人再也没有在新加坡干杀害平民的事。
日本投降后,新加坡人喜悦地涌上街头欢迎盟军士兵登陆胜利回家。
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一些日本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饮弹自尽。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日本官员的一篇告市民书。书中说:“……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书中还写道: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英国人终于回来了。
警察开始出现在街道上维持秩序。在战争期间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新加坡当地人,都在想办法逃走,很多人逃到马来西亚的内地躲了起来。社会秩序还算不错,跟1942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当地的抗日组织开始在当地追捕亲日分子,李光耀在家里听到有人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
导致新加坡大屠杀的“马来亚之虎”的罪魁祸首日本中将山下奉文向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投降,然后在马尼拉受审,上了绞刑台。
总体说起来,一切似乎又慢慢在恢复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