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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杆菌毒素毒杀；制造人为空难使蒋介石座机撞上喜马拉雅山；狙击手持远距离步枪狙杀；放置炸弹在必经之地趁其不备时炸死；组织反蒋青年军官近距离击杀……史迪威与蒋介石1942年至1944年间的恶斗时期，这一系列的行刺计划，即使多年之后仍犹如噩梦般不时浮现在蒋介石及其家人的脑海与记忆深处，令其午夜梦回时分惊醒之后全身冷汗直冒，诚惶诚恐。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曾在回忆录中讲了一段往事，形容蒋介石内心承受的压力。蒋纬国说：“我小时候起，就常常听到父亲的长啸。有时他是在卧房，有时则在浴室，常常持续5秒钟以上。我想，这就是他在心头压力极重的情况下，以大叫来纾解郁闷。除此之外，他还能把心头压力向谁诉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他从“总统”之尊忽然降格为平民百姓，固然他仍为国民党总裁身份，然而，一旦失去了手中的国家名器，没有了权势，头顶少了光环，也就失去了一切功名利禄，包括保护他切身安全的重重警卫。失去了“领袖”的光环，留下的是屈辱与悲凉！蒋纬国在回忆录中以“永远忘不了的悲凉眼神”，回溯蒋介石最后一次下野的心绪。蒋纬国位于南京装甲兵司令部办公室，和黄埔路官邸隔得很近，蒋介石的车队进出都会经过司令部门前一条马路。蒋纬国吩咐太太石静宜：“如果父亲车队过了，你就叫我一声。”石静宜那天负责在窗口张望，忽听得石静宜大喊：“车子经过了！”蒋纬国知道是父亲离开南京的时刻了，他拉着石静宜，跳上一部吉普车，飞车直奔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纬国回忆：“我和静宜站在扶梯旁，眼巴巴地看着哥哥扶着父亲上了飞机……父亲朝着我看了看，他没讲话，只对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他是向我道别，也是嘱咐！就这么一刹那，那深沉而严肃，又露出一丝悲凉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蒋纬国以他为人子的心绪，观察到蒋介石的内心深处最深刻而幽隐的痛楚。此等观察，恰可对照蒋介石的座机驾驶衣复恩，亲自见证蒋介石最后从成都撤飞台湾时，内心之愁苦，表情之纠结，脏腑之俱裂！衣复恩说：“1949年12月10日，成都整个局面已难控制，当天下午，蒋‘总统’及蒋经国即由少数侍从人员，循着小路护送到凤凰山。当我们起飞后，地面留守的宪兵部队，也就相继撤退。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下野之后，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似乎立刻暴露在犹如豺狼虎豹的众多政敌的重重包围之下。这时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成了一介平民，过去那支“领袖”的铁卫队（据称全盛时期，保护蒋介石的卫队人数多达一个军），不再为他肉身挡子弹。如何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成为蒋介石的核心骨干们至感忧心的难题。尤其是在1949年1月，不只是国内的敌对势力，更恐怖的是来自国外的势力。
远走美国的蒋夫人宋美龄，或许是在美国权力核心圈子里，听到了美国当局试图杀蒋，以清除中国国内不利于美国布局未来中国利益的障碍。还有，国内虎视眈眈的政敌，都是宋美龄担心挂碍的。因此，虽然关山万里，隔着迢迢大海，宋美龄数度致电随侍父亲的蒋经国，要他特别留意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
虽说下野了，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力量大幅降低，但仍然维持着一定的人力。可是，远在美国的宋美龄，显然是风闻了来自有力人士提供的情报信息—美国政府有人计划对蒋介石采取不利手段，必欲杀之而后快。宋美龄闻讯，流露出从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从未有过的忡忡心绪。“西安事变”爆发后，她不顾反对声浪，力排众议，执意以政治谈判解决危机，而且不避艰危，设法飞到西安救蒋介石。在国共、孔宋、张学良与杨虎城各方共识下，各方终能以抗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更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平安脱险，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形。而宋美龄的勇毅与胆识，更使国民党内外对她刮目相看。
宋美龄隔着一道太平洋，惊觉蒋介石的情势至为危急，尤其在蒋刚下野那一两个月，宋美龄那种失去权力光环的焦虑感与危机感尤为明显，内心世界显有一种国内外势力将危及蒋介石生命的恐惧症。譬如蒋介石下野当天，宋美龄便急忙发了一封密电给蒋经国代转她丈夫，电报称：“汝父此次返乡，余对渠之康健与安全甚为忧虑，只要父亲之安全能保全，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因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盼速电复。美。”
这封电报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宋美龄担心，如果蒋介石下台后仍继续掺和在无法挽救的政局里，不但于事无补，可能徒增敌对势力，不论这个敌对势力是党内政敌，还是党外敌对者，或者过去曾经意图驱逐之杀害之的美国反蒋势力。不约而同，蒋经国亦对他父亲的安危与处境甚表忧心，在回复宋美龄的电报中，忧惶之心溢于言表。蒋经国告诉宋美龄说：“父亲在家乡度岁，精神甚愉快，唯此处究非久居之地，时局正在恶变中，内心忧虑万分……”宋美龄接此电报后，也是内心忐忑不安，马上回了蒋经国一封电报，要他转告蒋介石：“电悉父安全问题确须顾虑，余亦曾屡电提及倘能出国一行，亲自考察军事科学以备将来改进军队之张本最好。”
1949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得到讯息，认为蒋介石极可能遭遇不幸，内心极为焦虑。3月6日，宋美龄从美国纽约拍了一封密电给蒋经国转蒋介石，电文说：“此间谣传张治中等赴溪（溪口）系劝父将权柄交李（李宗仁），又各省参议会亦有同样要求，并本党同志亦有举动，请父出国以便和谈等。此种谣传是否属实，余本拟俟月底病稍愈回国，但国内情况究竟如何？父计划定否盼即详告。”最为焦虑的一封电报拍发时间是在1949年的7月18日，更透露了宋美龄对蒋介石安危的担心，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字句是，宋美龄挂虑极可能重演“西安事变”：“经国鉴：……国内方面亦须加紧进行，父亲视察各地时警卫方面应一并布置，以防‘西安事变’之重演是所至要。美。”
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缓和，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慢慢转变至对蒋介石的台湾当局日趋有利，这当中至少经历了三四年的尴尬时间，美国政府曾经积极筹谋以各种可能方案杀死蒋介石。包括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一系列秘密袭杀行动、政变驱逐蒋介石的计划，做各种事前评估，与执行规划之兵棋推演。是以，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他仓皇辞庙，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曾经有过一段“剃刀边缘”生死系于一线间的危机岁月。
1950年，岁次庚寅，中国生肖虎年。如果在太平盛世，按理说，这年应该正是中国人龙腾虎跃、虎虎生风的一年。奈何，内战打了4年有奇，中原大地硝烟犹未散尽，东南沿海与西南边陲，炮声犹隆隆。老子名言有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前一年的牛年，中原大地遍地烽火，锦绣河山生灵涂炭。迎来的这一个虎年，就蒋介石来说，不但是危及他性命的凶险之年，更是个对他个人人格尊严极尽羞辱的一年。
而且，杀机就在眼前，断头台正在起造！
刚辗转从广州、重庆、成都……大江南北各省区，迁移到台北的国民党官员、近百万军民，惊魂甫定，余悸犹存，危疑震撼，无以复加。遥望云天，西边有百万解放军陈兵福建，东边是波涛汹涌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蒋介石的追随者彷徨踟蹰，前途茫茫，回首来时路，进退失据，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逃。都已经途穷跋涉到国境之东，苍茫大海，还有何处可以栖身？诚所谓“退此一步，即无死所！”蒋介石在1949年年终最后一个星期，命令长子蒋经国去一趟西康，到西昌见胡宗南—曾经是统兵百万的“西北王”，统领蒋介石最寄予厚望的“党国”羽林军—这支曾被蒋介石奉若嫡系中之嫡系，曾经在两年多前攻进延安，殊不知历经三年内战损耗，昔日自诩百炼成钢的雄师劲旅，如今竟只剩两三万建制不全、衣衫褴褛、粮弹两缺、不堪一战的残兵败将，恓恓惶惶奔逃到西康穷山恶水之地。对比1949年年底那场丢盔卸甲，一路溃不成军的四川战役，此情此景，如果时光倒流14年，不正是命运荒谬和吊诡的反讽与暗合吗？回首14年前，1935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亲自统领“剿共”大军，数路并举，陆空挺进，飞机大炮，穷追不舍，红军护卫中共党政机关文武干部，两万五千里长征，翻越崇山峻岭，过大草地，九死一生。14年间，两场战役，情境两相对比，竟是如此暗合！14年间成王败寇，主客易位，乾坤变换。历史，开了蒋介石一个大玩笑：成王败寇弹指间，一切尽付笑谈中！追亡逐北十四五年，“王”与“寇”恰恰易地而处，这莫非正是历史与造化捉弄的“幽默感”？
在牛年将尽、虎年未到之际，蒋介石仍对胡宗南寄予最后一线希望，毕竟，他是在大陆最后一支国民党孤军的将领，尽管棋局将残，即将曲终人散，但蒋介石犹思起死回生，幻想胡宗南孤军仍可与将他们逐出四川的解放军部队再战一局，反败为胜。蒋介石命令蒋经国，乘C-46军机，兼程带话给胡宗南：“你去转告西川的将领，人生必须要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蒋介石从草山官邸日式屋宇的窗口，遥望西北方祖国云天，无限感喟地说：“你告诉他们，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
多年以后，蒋经国每每回想这幕仓皇辞庙、国破山河在、命悬旦夕的危急存亡之秋，犹然令他刻骨铭心，痛心疾首，惶栗羞愤。他揪心描绘蒋介石身处“党国”绝境时的心情：“父亲当时所以说出这些沉痛的话，是自己早已准备与这一块最后的国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励西川的守军将领，也应该抱杀身成仁的决心，与西川共存亡。我的任务完毕，就由西川飞经海南岛，回台湾复命。”
1950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地区仅仍控制着西川、滇缅边区等少数地方，沿海地区则有舟山群岛、浙江沿海一些小岛，海南岛和福建沿海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一些岛屿，仍然掌握在“党国”手上。从中国朝代更替，治乱兴亡的正统传承而论，从来不曾有一个朝代溃缩到中原大地之外的蕞尔孤岛，尚能僭称天朝正统。揆诸中华民族二十五史之政治惯例，所谓“中华民国”实已正式走进历史帷幕。只是蒋介石不认输，依旧在台湾打着“民国”的旗号，在百万军民支持簇拥下，号称真正的朝代法统仍在他的掌控中延续香火，坚称“中华民国”仍然健在，他本人即是那个法统实质上的代表人。为了贯彻此一法统逻辑与政治宣示，他必须派出负责国际宣传的涉外官员，远赴异邦，去和那些他设定中最重要的“友邦”人士，声明那个法统仍在台湾延续，并未因为“党国”的首都失守、绝大多数领土丢失而断绝香火。况且，没有枪杆子就没有政权，对蒋介石更现实更重要。乃再次央告美国政府恢复军事援助，以维持“党国”法统在台湾偏安一隅，不至于油尽灯枯，否则他就成了如假包换的亡国之君了。
令蒋介石困窘的是，“党国”大佬具代表性者，不是夜奔敌营，便是星散海外，真正可资信赖又卓具交涉才干者，屈指可数。值此之故，一位在“党国”官秩上并不显眼的官员—董显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他个人政治历程中最艰难坎坷的一趟“外交”之旅。飞机引擎声兀自轰鸣，C-46孤零零地从尘土飞扬的台北松山机场高飞，划破东方的薄暮，展翅飞向太平洋彼岸。在概述董显光艰困求援旅途遇到的惊人政治风暴之前，我们未能免俗地必须先概述董显光和蒋介石之间传奇的师生情缘。
董显光和蒋介石的关系，在蒋氏的“党国”僚属中，算是最特别的一位。他虽然和蒋介石命属同庚（从官方版的生日上看，他只比蒋介石小10天），但他却是蒋介石的中学老师。董显光是浙江宁波鄞县茅山乡人，和蒋介石是小同乡，幼时求学生涯却南辕北辙。董显光资质与禀赋俱优，幼时读书一帆风顺，从教会办的上海中西书院及清心书院毕业后，应邀到浙江奉化龙津中学教授英语，在这里，董显光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命运至深的学生—蒋介石。
董显光日后如此回忆这段奇遇般的师生因缘：中学毕业那年，“不幸在这当口，家门不幸，我父亲去世了。全家没有了赚钱支持大家生活的人，我不得不放弃学业找事做来帮助母亲。于是我断然接受奉化一所中学要求我做英文教员的邀请，回到浙江去教了一年书。就在奉化教书时，我遇见了将来影响我整个生活的年轻的蒋委员长。他虽然跟我同年，却是我的学生中的一位。那时候，他的态度严肃，人格卓越，已给教他的先生们一个不同凡响的印象。他的宿舍刚好跟我的住室同在一层楼上，因此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到这位未来的中国领袖课堂以外的活动”。按照民国政府规定，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者，便可到中学教书。这是人浮于事的现今世界难以想象的。
身为龙津学堂的英文教员，董显光回忆他对蒋介石青年学生时代的观察：“我记得他是一位起身很早的青年，每天梳洗之后，常见他一个人站在宿舍前方阳台上差不多半小时光景。那时候，他紧紧闭着嘴唇，交叉着双臂，充分表现出一种沉思与坚定的姿态。当然，没有人能推断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可是很明显地他是在计划他的未来。后来在蒋委员长的日记里透露，他在龙津中学读书的这几个月里，是在考虑怎样留学日本进修军事学，打定为国宣劳的基础。”
董显光这段回忆，写于受知于蒋介石、显扬于官场之后，未能免俗，总要堆砌华丽的辞藻，不嫌词费地恭维，展现对“领袖”之推崇。董显光回忆录描述蒋介石静观溪鱼溯流而上，暗示自己亦当奋发图强，力争上游。多年以后，当蒋氏父子败退台湾，诸如笔者这辈战后婴儿潮世代，还躬逢其盛读到“党国”版小学国文课本，青年蒋介石观鱼溯溪的励志文章，至今虽时隔半世纪，犹能成诵。
然而，这位杰出的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毕业，采访过老罗斯福、国父孙中山、墨索里尼、日本天皇裕仁……曾以第一手新闻报道，揭发过袁世凯派人刺杀革命党领袖宋教仁，揭发过日本野心军阀发动的皇姑屯事件。这位视野恢宏的“党国”核心骨干，以记者如椽之笔，写下的大时代官场代亲历回忆，确是民国时期一幕浓妆艳彩的宏伟风景。
龙津中学3个月短暂的师生机缘，蒋介石对董显光这位与他同年的年轻英文先生，似乎并未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20年后再度谋面时，蒋氏犹把董氏当作一般的新闻记者，并未一眼认出昔日先生之面貌。蒋介石肄业龙津中学才3个月，便因立志革命，自剪发辫，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清华学校。董显光也在蒋介石离开龙津中学后一年，离开龙津教职，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又两年，董显光拿了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奖学金，远渡重洋到美国密苏里州念书，先后求学于巴克学院、密苏里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成为近世中国第一代到美国接受完整新闻学训练，又在美国受过严谨媒体实务历练的青年报人。
师生二人各奔前程，20年间不复联系。命运之神偶然间把他们两个人撮合在一间狭窄的课堂上，又偶然间拆散他们，让他们各奔东西，却又在20年后，再度把他们尔后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新闻，人海苍茫，照理说，一个是洋秀才，一个东洋学兵，两个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再凑在一块了。哪里知道上苍老是爱捉弄凡人，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蒋董之间阔别20年后再重逢，蒋介石已俨然浴火凤凰，不复当年那位紧闭双唇、交叉手臂、深沉静默，经常凝视着溪中游鱼溯流而上的布衣少年了。命运之神已经把这个布衣少年打造成一位威仪棣棣、不可一世，身着元帅服，胸前缀满勋章，腰间佩挂长指挥刀，随扈如云、冠盖满京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时的董显光虽则也小有成就，不但当过民国总理熊希龄的秘书，还在天津亲手创办了一份报纸《庸报》，相较之下，位阶毕竟相对卑微，董显光虽明知蒋介石正是昔日学生，亦不敢率尔相认，以免予人攀龙附凤之讥。大元帅蒋介石与小报老板董显光的师生再重逢，却又是充满人生聚散无常缘起缘灭的戏剧张力。
那是在192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不久，新闻记者董显光经常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座上宾。他在蒋介石最宠信的吴稚晖开具的介绍信引介下，得以访谒蒋总司令。这次的独家采访在北伐时期的新闻业界，乃是一次高难度的访谈，但董显光却轻易办到，谅非因为蒋介石认出了董显光是他昔日师长，完全是拜吴稚晖八行书之赐。董显光回忆：“蒋总司令接见我时，虽有我的熟识朋友谭延闿先生也在座，在匆促间，或者还没有认出我就是他龙津就学时的老师，仍旧把我当作经常接见的一个新闻记者。”
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着这种只有老师认得学生，而学生却不识老师真面目的情境，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3年多时间。这应是世上许多功成名就的学生，经常会发生的情景，只是蒋介石认出董显光的场景，恐怕亦是世间师生真情流露的一段佳话。
可是，董显光之能暴得大名，也不光是因为蒋介石一厢情愿的提携，大凡世间能名利双收、声誉鹊起的人，假使自己没有几把刷子，纵使别人再怎么拉拔，也是徒劳无功的。董显光的才具之所以中外尽知，乃与一桩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有关。
1928年“皇姑屯事件”，东北军阀张作霖被炸身亡。事件发生后，海内外物议纷纷，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董显光创办的《庸报》率先检具证据，揭发制造爆炸案的真凶正是日本军阀，这则独家新闻惊动中外。天津的《庸报》更在之后两年内，和当地发行的《大公报》与《益世报》成为鼎足而三的名报。《庸报》得此殊荣，负责人当然也成为中外军政界人士人人争睹风采甚至争相结交的一号风云人物了。
成名之后的董显光，各方争相拉拢。1929年底，董显光回忆：“我妻子突然到上海来带给我一个政府意外的邀请，老友海军上将杜锡珪奉命周访列强，研究各国海军现状以为促进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张本，杜将军不谙外国语文，希望我同行做他耳目之外，兼做观察者、计划者与报告写作者。我在海军一无资历可言，可是杜将军给我以访问团中第二人的荣职，这是配合我幻想很动人的邀请。”
然而，这项邀访代表的荣衔，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当然，以蒋介石重视公文表报，即便自己日理万机再怎么忙累，上呈的公文书也要逐一审阅，案牍劳形，在所不惜。蒋介石看到公文上董显光大名，列居第二位出访代表，基于之前的访问记忆和军政事务的事必躬亲，他想再见见这位中国报界名人。
暌违多年之后，蒋介石、董显光师生之间再相认的场面，实在太富戏剧色彩了。在相认之前，包括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没有人会相信，这位专门跑中国政坛独家新闻的前龙津中学英文老师，竟然是蒋介石儿时的英文启蒙老师。
在董显光追随老朋友杜锡珪上将出洋访察之前，杜锡珪有天告诉董显光，他接到蒋总司令办公厅的通知，指示董显光在行前必须去见蒋总司令一趟。走进蒋介石办公室，蒋请董显光就座，并请董显光介绍自己的简历，当董显光介绍到自己曾经在奉化龙津学堂做过英文教员时，蒋介石眼中闪着光芒，很关切地问他：“原来您就是教我英文和算学的先生，难怪我总感觉您有几分面熟，真巧极了！我们师生之间已经有二十三四年的缘分了啊！”蒋介石显得极为开心地问候董显光，师生在这样的场合中再相认，真是无比兴奋与有趣。
蒋介石向董先生提出邀请，希望他从欧洲归来之后，能到溪口老家做客。于是，游欧归国之后，董显光偕同《申报》主笔陈景韩（笔名冷血）联袂去了溪口，做客蒋家。
董显光回忆：“在这10多天的盘桓中间，我有机会对蒋总司令的私人生活做一次直接接触的了解。他在家里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本地人就欢迎他这样的平易近人。看着他那种朴实无华的仪态，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全国最景仰的领袖人物。我常看见他站在湍急的溪边看着逆流而上的鱼群感兴趣。他最喜欢在山顶溪源坐了竹筏一泻千里地顺流而下。我坐竹筏是外行，一不小心失足踏进竹缝里，整条腿浸了水。回家蒋总司令把他的布鞋借给我穿。那是一双他乡下亲戚做了送给他的。我穿了嫌小，裹紧了走路好痛。”
又说：“最后我们到了积雪未融的山顶上，蒋总司令租用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有3间房，蒋总司令夫妇住在一间，陈君跟我住一间，中间就做了起坐间。浴室只在蒋总司令夫妇住的那间后面隔出一小间，我们知道不太方便，噤口不说要洗澡。可是蒋总司令已感到我们的要求，竟自动灌满了一缸水，邀我们去就浴……到了晚上，我们在山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烧了营火，享受山林夜间的宁静。同坐的还有蒋总司令的连襟孔祥熙的子女。孔氏时为实业部长。我们在溪水潺潺的伴奏中闲谈直到深夜。”
师生相认之后，身为民国最有权力的领袖，竟以学生的身份，对儿时的先生不次拔擢，而董显光终亦不负所托，更在1950年成为救蒋介石一命乃至救“党国”于旦夕危亡的救命恩人！
但是诸位看官千万不要认为蒋介石对董显光的不次拔擢，是立竿见影式马上兑现的，蒋介石总是要等到适当的机会，让被提拔者能有发挥所长的机会，才援引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即以董显光为例，是在董显光应邀赴溪口一游，师生拉近关系以后的事。那是1935年的冬天，亦即溪口之游的五六年后，董显光适因病辞去《大陆报》的职务，正在养病的过程中，忽然接到蒋介石澳洲籍顾问端纳的来信，希望董显光“为了国家前途着想，考虑接受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命”。
殊不知，在战争年代，新闻传播如果不适当施以管控，敌人将轻而易举从一些寻常新闻信息中的众多蛛丝马迹，从杂乱中理出头绪，归纳分析出一种科学而有用的规律与情报。例如，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便派了一名海军武官吉川猛夫到珍珠港，神奇的是吉川猛夫仅只每天大量阅读与收集夏威夷当地报纸杂志，各种报道中与美军动态有关的内容。除了读报及分析各种讯息，吉川猛夫还有一项每天必修功课，是攀爬到岛上制高点，从远处观察珍珠港内军舰进出，将各型军舰的出没停泊情况，做了巨细靡遗的周详记录。
光以看报纸新闻的功夫，便叫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日本鬼子的鬼灵精。吉川猛夫哪怕只是从美国水兵登载在夏威夷报纸上的结婚启事，以及日常观察港内军舰进出所计算得出来的规律，可以精准推论美国太平洋舰队兵力部署，以及军舰轮值调配的安排。他还设法混进美军水兵婚宴现场，实地观察美军士气情况。所有类似的情报数据，都滴水不漏地回报东京。
美国的新闻管控十分宽松，这名海军武官根本不用出门，更不必渗透进美军军事机关，单单在领事馆的办公室里，便分析出一套堪称严谨的夏威夷美军情报分析。
日本海军便是运用包括海军武官吉川猛夫在内收集的各种战略与战术情报，汇整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张本，作为日本军阀大本营偷袭珍珠港的决策依据。日本这种偷袭的诡诈伎俩能够得逞，证明战争状态下，新闻媒体泄露的讯息，杀伤力更胜于原子弹。这也是蒋介石希望董显光肩负起外国新闻驻华记者电讯检查工作的主要着眼点。
所以，新闻记者的工作属性与人格特质，其实同特务人员在很多方面是颇为相近的。前者是为读者看官当“包打听”，后者则是为了国家机器或者统治者当“包打听”。然而，有趣的是，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开始进一步重用这位中学时期的董老师的呢？董显光的僚属曾虚白，自爆了一段董显光的料，这段故事可以印证蒋介石之所以看上董显光，自有其举才的原则。而蒋介石提拔自己的老师，着眼的“亮点”，竟是看中了董显光的“包打听”能力，他无事不知，无人不识，善于交际与打探消息，以及对人对事无比敏锐的观察能力。令人难以想象，董显光的如此人格特质，竟也因缘际会，与民国时期草创特务机关结下不解之缘。
曾虚白回忆录中曾经透露：“戴雨农不独是显光兄的好友，并且奉蒋委员长命，拜显光兄为老师，终身心口如一地尊敬显光兄如一日。其原因，显光兄是中国情报工作的创始人。追述这个秘密，我们得追溯到抗战前民国十八九年那期间了。那时候，显光兄得蒋委员长的信任，密谋抗战发生后他可以做最大贡献的计划。他跟我商量，订下来的计划计有三项：（1）化学作战；（2）情报组织；（3）国际宣传。这三者中，他认为最重要而他兴趣最集中的，并不是国际宣传，而是情报组织。他以为，配合战场上的炮火战，心理上的情报战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力量。大概从民国十八年起，我们就从事收集有关这三大问题的资料，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的研究琢磨，缮成三项计划，由显光兄呈请蒋委员长核阅。”
曾虚白又说：“据说那一天‘领袖’约显光兄在官邸午餐，坐定后，招呼侍者请戴主任进来。显光兄看到外面走进来一位浓眉大眼、目光奕奕照人的青年，立定向‘领袖’行军礼。‘领袖’颔首笑指着显光兄对他说道：‘这一位就是给你写定计划教范的董显光老师，是此后指导你们怎样做情报工作的真正老师。’接着就问：‘董先生写的计划印好了没有？’答：‘印好了。’问：‘在哪里？’答：‘在车上。’‘领袖’勃然，指着他道：‘这就是我要纠正你的第一课。这样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带在身边，放在车上！快去拿来！’雨农赶紧奔出去，谨谨慎慎捧着一大堆印好的计划书回来放在桌上，直到午餐结束，又谨谨慎慎捧着带上车。”
曾虚白这段回忆说明董显光在蒋介石心目中的特殊意义，蒋介石对这位昔日中学英文老师的信赖，不光是有着一份特殊而难以言宣的师友因缘，更是由于董氏独特的人格特质与一种特殊的才情与能力—他从没做过特务，却为民国政府的特务机构规划蓝图。创造属于中国国民党，或者一个忠于他蒋介石个人的特务组织，是蒋介石任职黄埔军校校长之后的梦想。缘由是蒋介石1923年的赴苏联考察之行，让他体认到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能牢牢掌握特务组织，别说无法确保权位，恐怕连安身立命都有问题。在民国时期的领导人里边，蒋介石无疑是第一位觉悟到特务组织的重要性，而且真正落实建立情报组织的。蒋介石之所以起心动念布建特务组织，自然和他1923年那趟苏联之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蒋介石在3个月的访苏行程中，先后拜访过苏联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人。
蒋介石当然也耳闻了苏联最神秘的特务单位—契卡—它俄文字面意思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这明显是俄国红色十月革命后，为了防止沙皇政权复辟，为了防止外国反动派干预苏联内政而设置的神秘单位。它也是苏联开国以来第一位特务头子捷尔任斯基，在苏联开国元勋列宁的任命之下，专门设置的一个特务安全机构。然而这个神秘机关，也成为苏联巩固党和国家长期稳固专政的利器，如果有个别领导人要想利用这个国家机器来遂行其个人意志，也是十分便当的事情。蒋介石虽然访苏时间只有短短的3个月，他却已洞悉苏联契卡的宏大功能。有为者亦若是！蒋介石那时应该已经有想法，等到有朝一日谋得大位，也来如法炮制一个这样的国家安全机器，玩弄于股掌之间。
从1923年8月苏联之行，蒋介石即想望在日后成立一个属于中国、属于他自己能直接掌控的秘密特工组织。如果中国也有一个类似契卡的机关，那该有多好啊！毕竟，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条件与革命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至少中国缺少一个像捷尔任斯基那样的天生的特务头子。即便以捷尔任斯基个人历练而言，他本是波兰的贵族后裔，家庭环境非常好，有广大的庄园，如果他没有理想与抱负，他不必抛离家产，尽可享受世袭庄园的各种优渥条件，照旧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世袭庄园主人，可捷尔任斯基不愧是天生的革命家，他从年轻时便参加了波兰和立陶宛的革命运动。在他的中学时代，便被学校当局以参与革命活动的原因，将他开除出学校。18岁那年，捷尔任斯基加入马克思主义团体立陶宛社会民主党，23岁那年，他又创立了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自此成为政府通缉对象，他多次被捕，甚至流放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两次越狱逃跑，跑到柏林后，又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运动，再次被捕。35岁那年刑满获释，但刚从监牢出去不久，又被抓捕回牢房，沙皇政府指控他屡次参加革命活动，将他关押在莫斯科监狱，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权被推翻，出狱后他立刻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成功后，由于捷尔任斯基具备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光是坐牢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人的阅历会比他丰富，再加上捷尔任斯基对革命理想坚定的信念，个人人格特质的忠实和廉明，列宁便把成立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交付给他。
捷尔任斯基凭借着他历时15年以上丰富的牢狱经验，他积累了自己惨遭严刑拷打审问犯案内容的痛苦经验，各式各样审讯斗智的特殊技巧，积累了林林总总的黑牢斗争经验，使得捷尔任斯基在建构契卡的过程中，举一反三地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契卡的原理，全盘且独一无二的特务机关作业规律。
久闻契卡的神秘色彩与对敌斗争传奇，但蒋介石始终无法窥其堂奥，创办一个秘密特务机关的欲求，随着蒋介石的权力无限制扩张，更加显得迫切而不可须臾蹉跎了。然而，放眼国民党党内，却找不到一个有足够资历或者分量的“职业革命家”，像捷尔任斯基那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人，足堪大任者。1929年前后，董显光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关于成立情报组织的报告，董显光与苏联捷尔任斯基的特质是迥然不同的。捷尔任斯基出身于波兰的一个地主家庭，董显光则出身贫农家庭。董显光从来不曾搞过特务工作，也不像捷尔任斯基有过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经验，多次进出监牢甚至流放西伯利亚的阅历，但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蒋介石认为不妨让董显光担任情报组织的后台任务，负责出谋划策，专门出出点子。至于执行的工作，则让戴笠在明处职司打理一切。董显光在暗处，扮演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和戴笠相互援引，相互搭配，还是可以顺利组建成功民国政府的情报机关。况且，董显光算起来是自己人，和戴笠的忠诚度都不成问题，二人搭配将是最佳的特务机构骨干组合。
宋美龄与“国军遗族”学校学生共同观赏过去之合照
这便是董显光深受蒋介石信任的起始点，到了1949年，民国政府当局上下人心惶惶众叛亲离之际，当所有的军政首长都不可靠的时候，蒋介石自然更必须借重董显光，在最危难的时刻，发挥他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作用了。固然，蒋介石不曾把董显光安置在“党国”高官之列，但他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心目中的尊崇与亲近，却是其他位处庙堂高处的“党国”大员、拥有高爵厚禄者，所望尘莫及的。中国几千年官场哲学莫不如此，官爵位阶高低并不重要，重点在于与领导人究竟亲不亲，才是最紧要者。
值得吾人留意者，董显光这位表面上作为文宣官僚，实际上却是民国政府特务机关的草拟者，他在娓娓细述1949年至1950年那段山河变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疑岁月，落笔之处，他见证了濒临刀锋边缘的蒋介石，是如何身陷重围之中，又是如何出生入死，险中求生，乱世性命，轻舟已过万重山，安然度过艰险万状的危急存亡之秋的。回顾1949年行将结束，迎来1950年那个更艰险更不知明天前途何在的漂流岁月。
最最紧要的是，在这段河山与岁月都在急流中漂移的动荡变局中，董显光亲身感受到暴风前宁静的一种诡秘氛围，这股怪异的氛围是蒋介石统领民国政府23年以来的，从未有过的恶劣事态，董显光感受到他过去的学生—他当前的老板蒋介石，脖子正被架在一把锋利无比的剃刀边缘，新闻记者出身的董显光或许急于想勇敢纵身拉住正处在可怕的历史悬崖悲剧边缘徘徊的蒋介石，无奈董显光忽然惊觉在波涛万丈的历史急流中，他的一己之力竟显得如此苍白，如此微不足道。
董显光回忆：“1949年结束的自由世界面对中国的空前变局都有手足无措的样子……‘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安危难卜。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后复逃美在纽约，阴谋争取杜鲁门政府的支持‘返国’叛变，因此李在美国发动了一股反政府的新潮。此时反我政府者另有尚在酝酿中的伏流……而美国在国务卿艾奇逊领导之下，远东政策尚在摇摆未定之天。许多迹象显示艾奇逊跟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一班人还影响美国政府步英国放弃‘中华民国’。”
最值得注意的是董显光这段回忆：“我就在这个阴森森的国际气氛中奉命去考察美国一般民意对我的反响。我在……迄韩战爆发这几个月中，选样访问大批美国有代表性的人士。有许多话是切嘱保密的，迄今未得发言人可以公开告人的准许。”董显光这次的欧美之行，实际上是蒋介石全面外放涉外官员到欧美各国求助，一次明知大势已经不可为却又必须做最后努力的绝望之旅。蒋介石对董显光，这位中学时代的英文老师，存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期盼，蒋氏希望有奇迹在董老师的身上发生。
董显光的回忆录欲言又止地“谨守了身为中宣部长的职分”，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职业是为“领袖”文过饰非，或者搽脂抹粉，但又在内心世界中难以咽下年轻时代从事新闻记者时那份言所当言、无不敢言的胆气，但是他明白，即使他卸下公职，他对蒋介石仍有一份难于以现实利益或者货币单位衡量的道德责任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但是，毕竟“1950年蒋介石差一点被美国人除掉，差一点被美国人杀害……”这种话，董显光是不敢出自于他口中的，他准备把这则“独家新闻”烂在自己肚子里，成为日后自己的殉葬品。然而，董显光终究还是潜藏着专跑独家新闻的年轻记者的一股底气，一股胆气，或者一股气壮山河、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一种“职业病”。在一些字里行间，在笔锋几乎穿透纸面的字句中，我们仍可发现若干蛛丝马迹。而这些隐含若干机锋的文句中，其实与一场美国鹰派政客酝酿的铲除或狙杀蒋介石的军事政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在面对令他闻之色变的惊人讯息，董显光又必须强自镇定，以更冷静的姿态观察到最后阶段，以便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真正能扭转乾坤的决断行为。
他说：“（1950年）5月25日我重返华盛顿，见到了那时候做国务卿顾问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对美援不保持任何希望。在我们的密谈中，他给我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认为此时援华已经太晚了。很多专家以为，台湾最多只能保持三四个月。他十分同情‘中华民国’，但没有办法转变这个劣势。”虽然董显光在尔后他官方版回忆录里说：“在我返台之前，我逐渐发现华盛顿那一群手足无措者的态度已经有了好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已经自此远离杀身之祸。
董显光美国之行的见闻与接触，事实上并不如官方版的回忆录那么风平浪静，这本经过浓妆艳抹之后的回忆录，显然修饰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惊人内幕。几次与美国重要人士会晤的场合，董显光都嗅出了异乎常情的硝烟味，这气氛是董氏从事官方新闻工作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例如：1949年12月28日，董显光在美国见到了美国西太平洋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在某个场合中，白吉尔当着董显光的面，向国民党当局派驻美国的武官皮宗敢抱怨：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白吉尔也曾向董显光表达了同样的遗憾。皮宗敢知道董显光的身份和地位，便向他透露，如果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可能解铃尚须系铃人，要蒋介石实践吴国桢和孙立人获得充分权力的承诺。
在董显光尚未启程到美国之前，美国当局同样通过白吉尔上将，告诉那时代表国民党当局赴美洽商恢复军援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美国的态度摆得极为倨傲，要求蒋介石如果要恢复美援，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这个人选以曾经做过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的吴国桢最适合。白吉尔还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真诚合作，否则美国不会再与国民党方面合作。
因此，情势很明朗，美国希望台湾新的领导班子，不能再像蒋介石那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否则美国即将撤回对这个领导班子的支持。美国的姿态摆得很高，不容有任何妥协余地。一方面，自从民国政府正式熄灯打烊（南京、广州、重庆相继失守），国民党当局已经没有几张筹码足资与美国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这也许是国民党当局的宿命，这也是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和美国特使马歇尔闹翻，而后国民党必须付出的代价。
蒋介石在别无选择的形势下，发布了孙立人和吴国桢新的职务，并且形式上被迫放弃了某些权力。但是，表面上那些对蒋介石“友好”的美国“朋友”仍然不满足。新闻记者出身的董显光知道当前的情况糟透了。在官方版的董显光回忆录里，董氏非常轻描淡写地说：“6月5日杜勒斯来电话说，在我离美返台之前，他要再见我一次。我当即应邀前往。他一见面就说，他不希望我以为他在美国对华军援问题上没有尽全力争取过而带着这个恶印象回到台湾去。他实际还在尽力争取着。不久他要访韩国，定6月19日到日本。我就请他转道访华，蒋‘总统’非常欢迎他去，他没有做肯定的答复。”
然而，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却有另一番浓重的写实记载。从董显光的记载中，似乎予人印象他与杜勒斯的见面，是一对一的单独会面，但殊不知顾维钧的记录中，这场与杜勒斯的会面，其实一共至少有3个人，另外两个，一个是董显光，另一个便是顾维钧。照顾氏的说法，杜勒斯向董、顾二人表达，希望今后蒋介石应该谦逊一点，唯其如此也许还能挽救台湾的危局。顾氏当年的记录中，已经凭借其多年担任外交使节的职业敏感，猜测美国打算驱逐蒋介石，并且正考虑是否着手把台湾列入联合国托管。
当然，不管是顾维钧或是董显光，哪怕借他们一百个胆子、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原原本本忠言直谏，向蒋介石转达杜勒斯这番恐吓意味极浓的要他“谦逊一点”的警告—或者干脆一点说要蒋介石乖乖听话，别动歪脑筋。这意味着要蒋介石放明白一点，与其无谓挣扎，不如当傀儡，当儿皇帝。类似这种口气，顾维钧也好，董显光也罢，在蒋介石面前是绝对说不出口的。但是，顾、董二人显然都把老美的实质上的要求，忠实转达给了蒋介石。
董显光1950年6月在美国得到更攸关蒋介石命运的消息，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所直接或间接截获的一些断简残篇式的情报来源。例如6月7日那天，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格里夫斯与董显光和顾维钧会晤时，大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因为，杜鲁门当政时期，自艾奇逊以降，包括鲁斯克、杰塞普、杜勒斯等人，都被归类为在中国政策中，反蒋介石不遗余力的一股势力。并且付诸实际的行动，欲实行政变的手段，剪除蒋介石在台湾的一切势力。而他们把落实这场倒蒋计划中政变执行者的角色，假手于具有留美背景的孙立人将军。
然而，他们对孙立人有所幻想，欲借着孙氏实行政变手段，以消灭蒋介石肉体或驱而逐之的方式，一心一意急欲去除蒋系势力，阴谋将台湾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不光是美国国务院的反蒋官员，还有与台湾近在咫尺的东京盟军总部的美国军阀—“现代恺撒”麦克阿瑟元帅。麦克阿瑟于1950年1月，便曾经派遣手下，驻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A.Willoughby）将军访问台湾，向蒋介石传达了麦克阿瑟对他的“关怀”—麦克阿瑟“劝告”蒋介石将台湾的权力交给吴国桢之后，离开台湾—就像拿破仑似的流放国外，永远别再回到这块土地上—虽然麦克阿瑟没这么说，但这位熟读法国战争史的洋鬼子心里是这么盘算着的。
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劝告”是，如果蒋介石果真想留在台湾的话，前提条件是不得干预台湾的行政权力，就当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头光杆司令。如果需要，东京盟总愿意派遣一位高级顾问到台湾协助蒋介石。显然麦克阿瑟的天真幼稚一如美国两百年历史文化一般。不需要神机妙算，蒋介石果然谢绝了他的“好意”。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便就此歇手，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交织酝酿的政变计划从未止歇，而且这些计划随时可以进入倒数读秒状态。
战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一切龌龊的勾当中，最明目张胆的便是麦克阿瑟专机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
孙立人日后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张玉法先生的口述访谈中，坦言道：“（1950年2月11日）有一次刚打野外回来，松山机场有个美国军官来见我（笔者按：该美国军官据孙立人表示，系为伍姓上校），向我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接我去日本，问我有没有空。当时我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陈诚将军是我的上司，我立刻到陈诚司令长官公馆报告。他一听完，便要我去，我只带着一套军便服便去日本了。到了日本也没停留，立刻到东京第一大厦见麦帅。他问我，台湾有多少能战之师？我说有五六个师能打。事实上这个数目是我吹嘘的。”
孙立人接着说：“我们讨论到台湾海岛的情势，我把意见告诉他，并希望美国帮助我们反攻。他说他们也在考虑当中，也许装备两个师在韩国登陆，协助我们反攻。我说这可以，但仍要回去报告长官。我在日本待了两天半，回来后立刻将详细情形报告陈诚。后来麦帅到韩国，我为了表示礼尚往来，也想请他来台湾，于是便向蒋先生报告。他一听便说：‘我都请不来，你怎请来？’于是我没出面，而由蒋亲自请麦克阿瑟到台湾来参观。”
美国当局好几个部门的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动起了孙立人的脑筋。主导日后政变除蒋计划的美国国务院，便循着美国驻华外交系统官员，秘密于蒋介石下野之后第二个月展开了行动。1949年2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参事莫成德（Livington T.Merchant）秘密抵达台湾，此行主要目的是观察台湾岛内形势。根据莫成德在台湾期间的观察印象，他向美国国务院呈上了一份报告，指出陈诚并不是美国可靠的合作对象，建议美国可以争取孙立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看了报告之后，曾经指示莫成德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见面商讨，如果司徒也认同，便可向李宗仁总统提出由孙立人替换陈诚作为台湾主政者。显然，这项建议并未落实，或者李宗仁根本无权更动蒋介石所做的人事调配，根本没有办法在蒋介石没点头的情况下，拿掉陈诚的乌纱帽，代之以孙立人。3个月后，1949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莫成德返回美国，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治，并且趁机向孙立人提出租借台湾、澎湖海空军基地，用此条件向孙立人交换经济援助台湾。
换句话说，从莫成德建议国务院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到1950年2月麦克阿瑟派专机接孙立人到日本会面，乃至1950年5月，美国方面都没有放弃争取孙立人的工作。显然，美国当局始终在等待机会，看该如何处置蒋介石，目的在为美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身在刀锋边缘的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距离万丈深渊仅有一寸远？
不可讳言，1949年5月这个兵荒马乱，令蒋介石心乱如麻、五内如焚的月份，也正是美国急着出台驱逐蒋介石政变方案，来确保中国红色政权建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台湾岛，向来被美国视为中国沿海战略要冲，美国当局的认知当中，台湾之所以从日本帝国主义掌控中解放，乃是倚靠美国子弟于太平洋战争中各岛屿浴血牺牲所换来之代价。然而，美国始终忽略，早在他们投入对抗倭寇的战争前，中国已经单独与倭寇血战十年以上，牺牲了二三千万军民性命，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换来了台湾岛的光复，中国才是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牺牲最沉重的国家。以如此“惨胜”之代价，换来台湾岛的光复，从国际法与战后国际秩序而言，中国收复台湾都是实至名归，无可置疑。美国基于“冷战”格局之战略思考，担心国民党当局如果守不住台湾，何异把台湾这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环节，平白送给北京，那岂不白忙一场，焉可白白丢掉这块到口的肥肉呢？
因此，向来习惯乘人之危的美国，便乘着1949年四五月之间，南京、上海战事相继失利，国民党军丢盔弃甲，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大江南北，蒋介石政权摧枯拉朽的节骨眼上，华盛顿便在幕后全力策动一场针对蒋介石、针对台湾的政变大阴谋。
我们不妨看看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当天，蒋家内部的函电如何说。蒋经国从溪口拍电报给在美国的宋美龄，电文称：“美国蒋夫人，密，‘匪军’于今晨占领首都，儿等定日内乘军舰离此，俟到达目的地后再详电报，对于父亲之安全健康，儿自知留心，请勿远念。并请大人保重玉体，儿经国谨禀。”
等到上海情况危急，解放军兵临城下，宋美龄从美国拍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劝他赶紧往台湾“转进”，宋美龄这封交蒋经国转告蒋介石的电报是这么催促的：“……余意上海恐难久守，为父之安全起见，不如早赴台湾，希转陈考虑……”而蒋经国在接电报之后的复电表示：“……父亲已离浙东海面，飞抵台湾。”6月，蒋经国致电宋美龄表示：“父拟日内迁居大溪（台北区）……”种种迹象显示，1949年5～6月间，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落脚台湾，但仍未放弃在广州、四川等地做最后一搏。蒋介石的行止安排，当然已被美国洞悉。
1949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George F.Ken-nan）向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呈递了一份建议书，主张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几个亚洲国家，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等国，由这些国家象征性地派遣少数部队，美国派遣比较多的部队，军事控制台湾。在这份建议书中，肯楠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孙立人加入这个即将在台湾岛上成立的新政权，假使孙立人乐意合作，那么美国将轻而易举分化国民党军，这时，美国就会对蒋介石下达逐客令，通知蒋介石，如果他愿意留在台湾，那么美国将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对待蒋氏。
蒋介石正式下榻台北近郊大溪，美国一方面预备对这位前盟友下达逐客令，另一方面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开口闭口都是人权的美国，正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一项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此人名叫派许（Boris T.Pash）。派许是战后美国十分活跃的一名特工，起先任职于美军情报部门，1946年到1947年间，供职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盟军总部。1948年调回美国，在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军方代表”，换言之，他是早期中情局主管军事情报的负责人。
这段期间，派许主管一项特殊案件，中情局的代号名之为PB-7。这个项目简而言之便是专门行刺或者绑架不听美国指令的外国领导人。派许主持这项被同业称为“湿事件”的血腥谋杀项目。而亚洲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派许的锁定人选，除了蒋介石，另一人便是周恩来。幸运的是，派许画了好大的饼，却从来不曾落实他的血腥计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中情局特务，也和派许一样缺乏执行力。真正计划落实刺蒋或驱蒋行动方案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
鲁斯克对美国政府当局的若干建议与决策，对亚洲未来造成许多无可弥补的伤害。例如把朝鲜半岛沿着38度线割裂成南北两半。这项决定便是出自鲁斯克这个奸狡之徒的杰作。鲁斯克之所以找上孙立人，与鲁氏个人在“二战”时期的资历有关。战争年代，鲁斯克以上尉预备军官的职衔，担任美军中印缅战场的参谋官。他为官逢迎拍马有道，短短两三年间，已经像搭乘火箭般，从上尉晋升为上校。战争结束前，他被调回美国，短暂供职于美国政府战争部。1945年2月，他进入美国国务院，任职于联合国事务办公室。其后，鲁斯克以副助理国务卿及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身份，大量介入美国参与韩战之决策。所以，鲁斯克是以他观照朝鲜半岛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思考点—去思考一切亚洲事务问题，所以这也包括了如何确保台湾不落入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敌人手中。至少，鲁斯克认为，在1949年已经对大陆国共战场完全失控的蒋介石，明显无法有效防守台湾，因此，美国希望把台湾托付给一个“有办法”阻止解放军攻台，同时更忠于美国的傀儡政客，而蒋介石似乎并不具备美国所期待的那些“美德”。
鲁斯克以他在中印缅战场供职的浅薄经验，主观认定也曾在中印缅战场打过几场硬仗的孙立人是中国将领中，符合上述“美德”，并且在领军与治军方面能够力挽狂澜，唯一能够力拒解放军攻台的战将。鲁斯克既然寄希望于孙立人，便要付诸行动。他找到老战友莫里尔将军（Frank Merrill）到台湾，设法说服孙立人接受美国太上皇的“历史使命”。莫里尔在“二战”时期也从事特务工作，他曾经供职于太平洋战争前夕的菲律宾美军总部，亦即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当过麦克阿瑟的情报官。1942年，莫里尔晋升为准将。之后，在中印缅战场上，与蒋介石的死对头史迪威成为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朝夕相处之余，史迪威给莫里尔灌输了很多蒋介石能力不行的主观思维，打心眼儿里蔑视国民党黄埔系军官。鲁斯克找莫里尔完成史迪威生前未竟之志—铲除蒋介石，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然而，令鲁斯克失望的是，莫里尔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刚开始，孙立人虽然对蒋介石牢骚满腹，但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贰心。然而，鲁斯克并未放弃对孙立人的说服工作。两三个月后，鲁斯克又派了另一组具有官方身份的两个人，去台湾说服孙立人。他们是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代办斯特朗（Robert Strong）和前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兹（Kenneth Krentz）。然而，鲁斯克派到台湾的这两个人，也没有成功说服孙立人谋反。
日后，在两蒋先后辞世，孙立人重新获得自由后，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玉法、朱浤源等人的口述历史访谈时，张、朱两位学者询及孙立人，有关美国方面邀孙立人“参加美国占领台湾之新政权，如他肯接受，则我们分化‘中国’驻扎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蒋委员长，如其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孙立人的答复十分特别，他说：“我根本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更没有任何接触……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朱浤源教授的问题是一针见血单刀直入，问孙立人：“在陶百川的书中也提到，国务院的肯楠和莫成德二人以为，我们（指美政府）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的人，不必听蒋介石的指挥，亦不必听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国务院如此做，也许和麦克阿瑟早已有所联系。您的看法如何？”
孙立人便答道：“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这句答复说明确实有一批批美国官员络绎于途，企图游说孙立人，在美国扶持下，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只是孙立人这句“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只有短短的16字，但却已无形中承认美国积极在台湾酝酿倒蒋政变的图谋。斯特朗和克伦兹甚至露骨地明示孙立人，只要他同意控制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将会彻底支持孙，但并未得到孙立人肯定的响应。
然而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缘何相信美国人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所图谋的“除蒋政变”，会是一种“善意”？孙立人的这番自辩说辞显然令人不敢苟同。
由于美国方面一再向孙立人明示暗示，但始终得不到孙立人发自内心的配合意愿，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代办斯特朗到1950年5月终于对策动孙立人兵变倒蒋感到彻底失望，同时也对孙立人是否是美国合适的钦定“历史选民”—或者是“亲美傀儡”感到严重怀疑。况且，如果要推倒蒋介石政权，孙立人的先决条件是先得解决掉100多名忠于蒋介石的军事将领与核心骨干，他严重质疑孙立人是否有这等本事，做到彻底扫除蒋系势力。因此，斯特朗向华府反映的事实是，孙立人个人有没有意愿已经不重要，重点是孙立人有没有能力达到美国的目标。
当下，即便孙立人不愿意发动政变，华盛顿仍然卡着蒋介石的脖子，华府的态度非常明确，除非蒋介石知难而退，索性离开台湾，否则不但美援遥遥无期，美国第七舰队更不可能介入台海，更不会试图阻拦解放军渡海攻台。鲁斯克助理国务卿建议华府索性直接告诉蒋介石，限期离开台湾，把军政大权交给孙立人，联合国将托管台湾，华府随后便会宣布以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如果此计再不得逞，美国便准备对蒋介石下手。
但是，就在1950年春季，蒋介石警觉到情势对他极为不利，情报显示孙立人与美国人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勾搭，或将演变成一场悲剧性灾难，甚至危及蒋氏父子性命。蒋介石被迫打出从不曾使用的一张王牌，利用刚从美国回到他怀抱的妻子宋美龄的影响力，发动孔宋家族的两大代表人物孔祥熙、宋子文，紧急伸出援手。
宋子文是孙立人早年在上海税警总团任职团长的老东家，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代，为查缉逃漏税而设置的直属财政部武装部队。因为宋子文是留美系统，成立税警总团，选用的干部几乎清一色留美学生，税警总团使用的枪械火炮，也全是欧美进口的高档货。算起来，宋子文对孙立人有提携栽培之恩，单凭孙立人清华学校、美国普渡大学、弗吉尼亚军校这些洋学堂的学历，想要在以日本士官学校、保定、黄埔等军校为主流的民国军队当中谋得一官半职，根本比登天还难。淞沪战役孙立人身受迫击炮13片弹片击伤，险些丢了性命，宋子文特地出钱送孙到香港医治，捡回了一命。所以，宋子文更对孙立人有救命之恩。
是故，假使孙立人想为一己私利，做出什么大逆不道不利于蒋介石的事情，或者被美国人诱惑，对蒋介石痛下杀手的话，孙立人谁的账都不买，唯独宋子文的账他不敢不买，所以，宋子文是唯一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蒋介石一命，阻止孙立人做出傻事的不二人选。这就好比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宋美龄也是央求宋子文出马—尽管宋美龄一度与宋子文有家族内部恩怨—但在紧要节骨眼上，宋子文还是会为妹妹拔刀相助的。
宋美龄风尘仆仆赶到台湾，回到丈夫身边共赴“国难”不到两个月，宋美龄即以丈夫的名义，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句关键性的话语：“国难日亟，希兄移玉台湾，共济艰危，为盼！”宋子文基于盛情难却，曾于1950年3月专程赴台报聘，短暂访台数日。宋子文到台湾做短暂逗留，对台湾岛内政情固然没有太大波动，但却对那时的孙蒋关系起到一定作用，至少让孙立人浮躁不安的心得到平抚。
宋子文1950年3月台湾之行，无异为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注入一剂强心针。两年来，美国为了实质占领台湾，为了不甘心把太平洋战争胜利果实台湾“白白奉送”中国，美国完全不顾中国人民14年抗击倭寇死难牺牲两三千万军民无比沉重之代价，美国这个世界超级伪君子垂涎台湾，可又师出无名，想出兵占领台湾，却又怕悍然出兵将引起国际公愤，便妄图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动乱，离间国民党内部派系倒蒋甚至除蒋，妄图利用孙立人毕生忠于国家、功在民族的威望，妄图利用孙氏急于表现失去理智的弱点，挂羊头卖狗肉，利用国民党当局内的各个动摇分子，阴谋在台湾制造一场除蒋血腥政变。美国人机关算尽，未达目的，却让大张艳帜的美国殖民主义蛮横嘴脸丑态毕露，无所遁形。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力邀下，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宋子文—他的访台，毕竟宋子文对孙立人有提携再造之恩，蒋介石夫妇利用宋子文这枚棋子，稳住了孙立人“驿动的心”，此举，不仅保住了孙立人中国军人的忠贞爱国的节操，还使他不上美国人的当，不轻举妄动，不当美国人的傀儡，不出卖中华民族的灵魂。
蒋介石凭借着宋子文与孙立人旧僚属关系的影响力，在岛内形成人情压力，暂时迫使孙立人不敢鲁莽行事。同时，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已经决心到美国当寓公不过问政事的民国政府前财政部长孔祥熙，则奉蒋介石的请托，专程从美国去了一趟日本东京，一则提供若干中国情报给盟军总部（虽然孔祥熙恐怕什么具体的情报也没有），二则主要是为蒋介石活动兼及打探消息。美国驻东京盟军总部（麦帅总部）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A.Willoughby）将军，基于对中国情报需求孔急的客观需求，与孔祥熙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结束美国打探风声之旅的董显光也闻风而至，从美国返回台湾的途中，兼程赶到东京，与孔祥熙共同参加这场由查尔斯·威洛比主持的秘密会谈。董、孔二人在会议桌上，也趁着会谈进行过程中的中场休息时间，交换了对台湾时局及蒋介石处境的讯息与看法。董显光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孔祥熙，董、孔二人均为蒋介石面临美国将欲除之而后快的危急处境，感到极度忧虑。幸运的是，蒋介石的巧妙安排，再加上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让董、孔二人分别从不同方向，为蒋介石一一解开眼前千钧一发的严峻危机。
董、孔二人和麦帅总部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的秘密会晤是在1950年的6月10日结束的，之后董显光赶回台北向蒋介石复命，孔祥熙则折返美国，希望分途从美国的政界当中，寻求解救蒋介石灭顶危机的任何可能方案。董显光回台北之后，当然一五一十向蒋介石汇报了美国及日本一路上所有珍贵情报，蒋介石这半生经历过3次下野及无数次政治斗争的风浪，他非常擅长以进为退之道，他也明白，是到了该向麦克阿瑟表明以进为退心迹的时刻了。5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1月，麦克阿瑟曾经派查尔斯·威洛比专程到台湾，“劝告”蒋介石将台湾的权力交给吴国桢之后离开台湾。当时蒋介石拒绝了麦克阿瑟这蛮横的要求，但是，此刻的蒋介石却一改5个月前毫无转圜余地的顽强立场，命令国民党军方派驻在东京盟军总部代表何世礼，会晤了查尔斯·威洛比。何世礼告诉查尔斯·威洛比，委员长已经改变心意，他愿意在必要时候交出台湾的军政大权，但条件是决不交给孙立人。
蒋介石为何在态度上有如此180度大转弯，当然有其策略运用上的着想。蒋介石已经从董显光等人当面汇报中，得知美国方面的天大秘密—准备取他性命，或者想赶他滚出台湾。在台湾群龙无首之下，美国再派兵登陆，全面接收台湾成为他们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但是，蒋介石也看出这个弥天阴谋的设计，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和破绽。政出多门是最大的问题。美国特务机关、军方（包括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国务院乃至杜鲁门的白宫幕僚，几个方面都在搞阴谋诡计，他们各行其政，虽然都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台湾的国家利益”，但何尝不是各有所图、各怀鬼胎。既然美国方面是政出多门，何不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之计，用麦克阿瑟的力量去抵消或者离间其他美国机关部门的力量？
然而，蒋介石似乎太看轻美国人的真本事了，搞政变，美国并不是生手，他们已经熟门熟路，而且已经箭在弦上。况且，政变的电路开关，主要掌握在白宫和国务院那一小撮人手上，而不是在东京的麦帅总部“现代恺撒”的手上。表面上，美国是好几个部门分别研究除蒋或杀蒋的方案，以确保台湾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但是，根本不是政出多门的问题，而是几路并举殊途同归的“集体创作”。从华盛顿传递给孙立人的一封密函，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迫近刀锋边缘了。
美国“二战”时期担任过第七舰队司令的柯克上将（Adm.Charles M.Cooke, Jr），被华府当局赋予了传递孙立人密信的最高机密任务。柯克海军上将在1945—1948年，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是太平洋西岸最有权力的美国军事将领之一，与此同时，柯克奉美国政府训令专门与蒋介石磋商两国海军合作事宜，蒋介石在军政界领袖面前，经常夸赞柯克上将是“中国最良善的朋友”。
的确，从蒋介石当局的角度，柯克似乎待民国政府不薄，但是，背地里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却负有美国政府的秘密使命，配合美国国务院的“除蒋计划”，除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的障碍蒋介石。而柯克正是美国当局派遣到台湾递送“催命符”的人。从这里读者诸君也可以一窥蒋介石失去政权甚至差一点丢掉老命之部分症结—识人不明，竟会把阴狠的帮凶长期误认为“良善之友人”，而把真正的忠良摒弃于权力圈之外。蒋先生识人，如此昏聩，如此理盲，“党国”焉有不亡，性命焉有不危的道理？
早在美国马歇尔于国共战争初期来华调停失败，美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援助，即逐步减少甚至全面停供。蒋介石就是在国共战场全面失利，加上美国停止提供武器援助以后，被迫在1949年1月下台，直至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美国仍然拒不提供蒋介石当局一枪一弹。但是，表面上美国政府峻拒再军援蒋介石，被蒋称之为“中国最良之友人”的退役将领柯克，却非常宽宏大量地扮演起雪中送炭的角色，固然，那时的蒋介石把柯克视为“风雨故人”，柯克竟趁火打劫以军火掮客的形象，出现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面前，柯氏运用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以中情局外围公司“纽约商务国际公司”的名义，专门为濒临弹尽援绝的国民党军队，进口了一小批军火武器，解决国民党军的油弹匮乏危机。蒋介石只注意到柯克送来了这份大礼，却忽视了柯克夹带了另一份“大礼”，这份“大礼”便是要让蒋介石上西天的催命符。
在蒋介石夫妇为柯克将军举办的盛大欢迎仪式过后，柯克除了领受蒋介石答应的每年付给他75万美金的丰厚酬金，以犒赏柯克从美国弄到了久旱逢甘霖似的军火补充，蒋介石期待柯克以后每年都能像这样继续“合作无间”，台湾对他的犒赏也自当源源不绝敬谨奉上。柯克也不客气地提出他的要求，这要求也是美国开后门补充台湾少数军火的条件—任命美国属意的孙立人统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两个月内先后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司令。然而天晓得台湾的兵权实际上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上，孙立人不过空有虚名。
1950年2月，当退役的柯克将军以美国国际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入境台湾，这位抗战时期便已介入与中国情报合作的老特务头子，战后还以第七舰队司令的身份驻防过山东青岛，这趟台湾之行，真正的重头戏是在传递一份密函给孙立人。密函加上重量级身份的海军上将柯克，美国老板的用意自然是要给孙立人吃下定心丸，让孙立人充分信任美国，华盛顿是有诚意支持他倒蒋的，只要一切准备妥当，便在华盛顿预定的目标时间发动。
3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6月初，经常东京和台北两头跑的柯克，兼程回到美国华盛顿，他带着孙立人的密函，直接交给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鲁斯克，也就是前边我们提过的那位和孙立人“二战”时期同在中印缅边区共事过的人，鲁斯克三番两次派人劝诱孙立人同意配合美国搞政变，但孙立人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答应。搞得鲁斯克有点失望，但是，没想到美国派柯克上将这招却成功了，孙立人这次有了回应。
然而，鲁斯克日后却自说自话地声称，他接到孙立人的密函之后，为了保护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索性把孙立人托柯克带回美国的那封信，一把火给烧了，鲁斯克把信函内容全记在自己脑子里。鲁斯克把孙立人信中的说法，报告了他的上司国务卿艾奇逊，希望由艾奇逊去向总统杜鲁门作汇报。杜鲁门得报之后，鲁斯克这边却也不曾停歇动作，鲁斯克设法找到了民国政府前驻美国大使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广场大酒店（Plaza Hotel）和胡适碰面晤谈，试探请胡适出面组织一批自由派的中国精英分子，取代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胡适当面拒绝了鲁斯克的“好意”。但胡适也认同只有蒋介石不再领导台湾当局，美国才有再军援台湾的可能性。
令人纳闷的是，鲁斯克的这套说辞根本缺乏文本证据，因为正如他所言，那封孙立人密信已经被他一把火给烧了，目的是“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关键就在于鲁斯克如此说辞，反陷孙立人于不义之境，反而提供了一个灰色空间，让美国在政变流产之后，可以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一股脑儿推卸给孙立人，让孙立人一个人背黑锅，扛责任，鲁斯克和美国一伙阴谋政客自可完全置身事外。
然而，天真的胡适事后竟把与鲁斯克会晤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顾维钧、宋子文等人做了忠实的叙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与置身事外。如此种种，日后均被蒋介石间接知悉，蒋氏父子从此也与胡适结下芥蒂。也几乎来自同样的情报管道，蒋介石日后频频为自己濒临刀锋边缘的险境捏把冷汗。
鲁斯克约晤胡适的同时，台湾的孙立人自然也处在随时“被迫待命”状态，虽然日后孙立人在接受近代史学者访问时，矢口否认他有任何不轨图谋或举措，否认他与美国人合谋搞政变。孙立人将军在受访时告诉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孙立人如此答问，至少透露了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尽管孙将军本人意谓并未承诺要和美国人里应外合搞政变，但美方政变计划的相关信息确是传达给他了，否则孙立人如何判断制造政变阴谋的美国官员是否为“善意”呢？第二层意义，美国想在台湾搞政变的信息传递给孙立人知悉后，孙将军并无意配合美方的阴谋，成为“一干练笃实的人，不必听蒋介石的指挥，亦不必听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那样的人。换言之，纵使美国官员再三以甘言诱之以重利，依旧被孙立人拒绝了！这是孙立人的单方面说辞，但是，蒋氏父子如何解读呢？他们相信孙立人的“耿耿之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