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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想杀蒋介石！这从来就不是危言耸听。
一架银灰色涂装、尾翼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道格拉斯C-47“Skytrain空中列车”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浓雾深锁的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双发动机启动的轰鸣音波，划破了蜀地深秋拂晓时分凝冻的空气，普莱特·惠特尼引擎嘶吼狂鸣，这只孤单的铁鸟抖了抖翅膀，便一路拔高挺升，迎向青藏高原顶部漫无边际的重重雪线，朝西昂然飞翔，越飞越高。遥远东方的晨曦投射在孤独铁鸟的翼端，闪烁着神秘而威武的一道道寒光。
雾都重庆，逐渐溃缩成一个灰色的云点，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渺小。朝西远眺，紧紧贴着道格拉斯C-47飞机下方，像是一条银白色晶亮晶亮的织锦彩带，正是白雪皑皑，无边无际，如同汪洋大海般的青藏高原。更遥远的西方，是海拔6000～7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重重叠叠的陡峭险岭，像一道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在这道伟岸不群的天然万里长城的南方棱线边缘，110座海拔高达7350米以上的高峰，似一串长达2450公里的夜明珠项链，装点着祖国南方的锦绣大地。喜马拉雅山，一座横亘在中国西藏与南亚次大陆之间，宽度及纵深200～350公里的山脉，仿佛是用蓝色金刚钻打造的英挺武士，捍卫着我们伟大的祖国。这座圣山成为我国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邻国之间浑然天成、没有任何异族与异邦胆敢逾越的国防屏障。而蒋介石搭乘的这架蓝灰色的道格拉斯C-47飞机，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尾载浮载沉又昂首阔步，喷吐着白色水柱的蓝色鲸鱼，徜徉在那一片蔚蓝与白浪滔滔的群山汪洋之上。
行走在波涛汹涌的青藏高原峰顶蓝白相间的云海上，蒋介石这架有如蓝色鲸鱼般的座机，翱翔于这条举世最惊险的喜马拉雅山航线，这便是后世史家惯称为“二战”飞机坟场的“驼峰航线”（The Hump）。抗战时期，中美空军特别为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中的中国大后方，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与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维系大后方军需民用、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补给通道。
“二战”期间，虽然纳粹德国与美国都先后研发推动力道强劲的喷气式飞机，但仍未发展成熟进行批量生产。螺旋桨式仍是主要而唯一的飞机发动机类型。因而，受到螺旋桨飞机性能限制，喜马拉雅山区早先是飞航禁区，许多飞行员担心飞机发动机可能发生死机意外—恶劣天候、险峻地形与极端气压低温造成的机械异常时有所闻，没人敢飞往此一超高海拔、空气稀薄、气压超低、温度极低、山峰重重叠叠、地形奇伟险峻、气候极端多变莫测之地。经验老到的飞行员即使克服了飞机性能上与驼峰所有严酷环境的诸多限制，也只敢紧贴山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小心谨慎地飞行，唯恐稍一不慎，飞机不是撞山，便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强劲“风切变”（又称“风切”或“风剪”）所摧毁，这种“风切”或“风剪”就像魔鬼在高空中拿着一把利剪，朝着飞机突如其来地猛呼巴掌，让飞机忽然瞬间失速，一头栽在漫无际涯的万丈深渊之中，化为齑粉与一缕青烟。
这条航线因飞航轨迹随着喜马拉雅山高低起伏状似驼峰，因而被取名为“驼峰航线”。根据美国军方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为了有效执行运补中国大后方的任务，由美国空军主导的运输机队，为中国后方基地空运各类军事物资约65万吨。中美空军共有514架飞机在飞越驼峰过程中失事坠毁，其中，由民国政府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共有46架飞机失事。这些失事坠毁的飞机主要为C-46及C-47。总计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团队人员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葬身于此。
一位北伐时期便跟随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回忆，有一次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正面交锋，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声炮弹凄厉的嘶吼声传来，侍卫还来不及护送蒋介石暂时走避，一枚炮弹不偏不倚正巧落在蒋介石跟前30码（1码等于0.9144米）远处，爆炸时尘土飞扬，轰然巨响后，弹片划过耳际发出夺命血滴子般的怪叫声，贴身侍卫吓得面如土色，傻在当场。硝烟散尽，贴身侍卫发现蒋介石巍然不动站在原地，镇定如昔，还不断大声喝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然而，蒋介石坐在飞行于“驼峰航线”之上的委员长座机上，竟然难掩其焦躁神情，不断往机舱窗外张望。可见，蒋介石不畏炮弹，却对飞行于“驼峰航线”感到战战兢兢。
事实上，蒋介石的焦虑不安是有原因的。从古之帝王到中国近代领导人，似乎都特别雅爱批阅奏章公文，蒋委员长亦是案牍劳形，日理万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为抓紧军政大权，维持党内不坠地位，他每天批阅上百件公文密件。有关“驼峰航线”上发生的大小事故，他几乎了如指掌，逃不过一件芝麻小事。特别是一些他所熟知的干部子弟的生死动态，完全瞒不过他，好比是—1943年10月之前，经常为蒋介石驾驶座机的林大纲，第一位专任委员长座机驾驶，这位不到30岁的福州籍小伙子，“欧亚航空公司”最优秀的中国籍飞机师，在“驼峰航线”执行运补任务时，不幸壮烈殉国，看见这份报告，蒋介石伤恸不已。
蒋介石还依稀记得1942年夏天，中国从美国买进了几架珍贵的道格拉斯C-47“Skytrain空中列车”飞机，飞机隶属于中国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蒋介石特地为这架飞机取名“昆仑号”。尔后这架“昆仑号”除了到印度执行运载军事物资回国之运补任务外，基本上成为蒋介石飞临各省视察军政事务的交通座机，但还谈不上是元首专机。但凡蒋介石第二天要飞往外地，侍从室会在第一时间首先指示航委会派飞机，航委会便会立马通知“欧亚航空公司”，命令该公司把最优秀的飞行机师林大纲调来飞委座这趟公差任务。所以那段时期林大纲俨然是蒋介石的专业座机驾驶，“昆仑号”C-47运输机也成为委员长的标准配备座机了。林大纲平时常为蒋介石开飞机，其他时间则是作为航委会专门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道格拉斯C-47的种子教官。民国政府那时似乎已有预感，一旦缅甸失守，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重庆与大后方的军需民用重要物资，恐怕都得靠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越驼峰，来承担艰巨的运输任务。
“昆仑号”C-47运输机成为委员长座机时，飞机也做了若干“装修”。滑稽的是，这款美国人设计制造的C-47运输机，原本是美国军方为了应“二战”时期越来越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将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DC-3民用客机改装而成。所以，“昆仑号”卖给中国时，中方订货指名是要买运输机，美方便把这款从客机改装为运输机的C-47卖给了早先中德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
但现在蒋介石又频频指名要“昆仑号”C-47运输机当座机，指名要林大纲这年轻人出座机驾驶任务，军令如山，迫在眉睫，“欧亚航空公司”只有紧急命令林大纲，想办法叫技工改装机舱。说是改装机舱，其实也没有伤筋动骨、大动干戈，重庆政府当时也没钱没条件去搞太大范围的改装。然而，既然“昆仑号”运输机时常要拿来做委员长座机，它的机上座椅与相关配件，起码总要有让蒋介石、让随行军政干部与侍从人员有坐的地方。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困扰着林大纲，蒋介石平日坐惯了藤椅，这一时半刻去哪里找飞机上专用的藤椅呢？美国供总统罗斯福坐的飞机，机舱里备有飞机专用的沙发座椅。中国当时没这种条件，怎么办？没办法林大纲也得想出解决办法来！
像“昆仑号”这种C-47运输机的机舱里，只在两边靠窗户的边上，各装了一排可收可放的铝制长条座椅，长形铝制座椅没有靠背，只可供乘员背靠着机舱窗户，两边面对面而坐。如果要出运货的任务时，这两排机舱铝椅，便收拢起来，空出的机舱空间便可装货物。而如果要出委员长座机任务时，就要临时在那两排铝制座椅前方的中间位置，放上蒋介石常坐的一把藤椅。一般飞机的座椅都是用强力铆钉固定锁死的，再怎么剧烈的空中颠簸都可以抵挡得住，林大纲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层，他把藤椅的4个脚，用铁丝与两旁的铝制座椅死命捆绑住。
林大纲这招铁丝绑藤椅的手法，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后，有了供蒋介石专用的“美龄”号座机以后，才有了像美国总统专机上配备的沙发座椅，那张蒋委员长专用藤椅终于“功成身退”。
随着缅甸战场的失利，滇缅公路终究被日军卡断了，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大后方，在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命中一个鬼子的物资艰困年代，中美空军与“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组人员，许多奉命投入了通过艰险的“驼峰航线”运补任务，林大纲虽是蒋介石座机驾驶员，也不例外，必须支持这项吃重的运补任务。林大纲不但自己亲上火线承担起飞越驼峰运补的任务，更了不起的是，他艰辛筹建了中国飞行员航空训练班，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培训了一大批“航空训练班”的子弟兵，为抗战空军培养了一批日后前仆后继的空中运补生力军。1942年夏天，当第一批C-47运输机刚到大后方，中国空军飞行员几乎全部只会开轰炸机和驱逐机，没人会驾驶新型运输机。国民政府的空军只好从“欧亚航空公司”聘请一个飞行机组，到空军担任教练。这一个机组包括机长林大纲、副驾驶盘明、机械员房荫枢、报务员盛棣华等人。林大纲是我国抗战空军第一批飞行员的导师，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子弟兵，日后都成为空运队的骨干。林大纲是航训班总负责人，兼航训班训练安排，换言之，如果不是林大纲的训练调教、身先士卒，“驼峰航线”运补任务中不会有那么多为祖国抗日战争不惜牺牲奉献自己生命的青年烈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不幸的是，林大纲最后的这趟驼峰任务，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后40分钟，收到副机长萨本道发出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便再也没有该机的音讯。林大纲那架C-47运输机究竟发生了什么突发情况？到底是在崇山峻岭的重重雪山之间，遇到了变异天候？还是遭逢了老资格机师也无法规避的青藏高原致命强劲“风剪”“风切”？整晚都没有林大纲他们的消息，到第二天，仍然不见林大纲及机组的那架C-47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迄今仍然没有人晓得这架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航委会遍询重庆、昆明、汀江各地，都没有任何音讯。最后确信，林大纲及所有机组同志都壮烈牺牲在飞越驼峰途中，原因不明。
那份由航空委员会呈报给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林大纲壮烈牺牲的公文，让蒋介石看得触目惊心，内心哀伤情绪久久未能平复。林大纲和他的机组同僚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全被镌刻在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林大纲牺牲后，蒋介石感慨万千。每次出国到印度、缅甸乃至埃及，飞机航行必经驼峰航线，航程中颠簸摇晃至为剧烈。尤其不舒适的是，C-47运输机还没有配备今日各种厂牌飞机均有的压力舱与空调设备，所以当飞机飞到驼峰附近，高度从3000米陡升到6000米以上时，不但气压低得让人身体受不了，高空中的气温甚至低到零下好几度，往往令机内乘客冷得打哆嗦。这些肉体上的痛苦，蒋介石都能忍受，让他真正感到苦楚的是，一则对林大纲这位英姿勃发、聪明有为的年轻人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二则为众多牺牲在“驼峰航线”路上的中美两国烈士感到哀恸，但也难免为自己的万里之行生死未卜感到战战兢兢。
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应邀到埃及首都开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另外两位巨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战时与战后的国际诸多问题进行历史性会晤。这是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的头一遭，经历了12年的浴血抗战，用鲜血和千万军民牺牲的惨痛代价，近代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站上了国际舞台。至少在仪式意义上，中国领导人终于和世界一等强国的领袖平起平坐。丘吉尔是反对让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参加的，因为，在英国人的盘算里，战前英国在亚洲享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与经贸利益（譬如香港殖民地及在华庞大经济利益等），以当时国际现实力量评估，美国必然崛起瓜分掉原来英国人的地盘利益，原本被日本人强占的地盘与利益，随着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也必然被美国一口吞食下去，不会留下一丁点儿骨头屑屑。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拉中国的蒋介石进来参加开罗会议，摆明了是利用援助中国抗日的机会，要中国对美国感恩戴德，而协同美国取代英国在亚洲的战前地位。美英两国之间已经开始为战后分赃尔虞我诈，争斗日趋表面化，而中国仍持续沉陷在倭寇铁蹄蹂躏的痛苦深渊中，仅仅获得西方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虚幻承诺。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埃及开罗召开的这场国际领袖盛会，尚未正式开锣，一群美国官员却在台面下动作频频，他们秘密策划着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暗杀计划。
传说中即将成功的暗杀计划的代号，日后被以讹传讹称为“蓝鲸行动”（Blue Whale），并声称实施这项行动方案的人，正是史迪威将军（Joseph Warren Stilwell）—他身兼三职：美国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至于如此地位显赫的史迪威为什么要杀蒋介石则是后话。史迪威从1919年北洋政府时代，就被美军派到中国北京做美军“语言教官”，专门教授驻华美军讲中国话和读简单的中文。之后，史迪威断断续续在中国停留与工作，长达10年以上，堪称当代美国军方的“中国通”。史迪威的生活习惯已经中国化，喜欢吃中国北方菜，与中国友人交谈总爱夹杂着中文，以示他的亲华友好；甚至写日记也大量使用中文，显示自己有能力用中文思考若干抽象问题。这在当代西方人中，确实尚属异数。史迪威不但日常生活已经中国化了，连他的思维逻辑，也经常习惯使用中文考虑与解决问题，他便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训练自己成为“中国通”。日后流传甚广的杀蒋“蓝鲸行动”，冠诸史迪威身上，想当然耳，也唯有史迪威想得出以这种中英文双关语，作为这项绝密而影响巨大的暗杀计划的代号。
顾名思义，“蓝鲸”以普通话发音，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谐音相同；而在形象上，“蓝鲸”，蓝色的鲸鱼，似乎正是强烈暗示着在那漫无际涯，关山万里，蒋介石搭乘银蓝色涂装的道格拉斯C-47“Skytrain空中列车”飞机，好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大鲸鱼，而喜马拉雅山峰峦起伏，白雪覆盖的山峰棱线，与一望无际的蓝色山脉，远眺之下，便像是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考诸史实，史迪威确曾准备在地球最险峻而神秘的“驼峰航线”上，使用最绝密而狠毒的手段，结束掉中国抗战时期最独裁、最有力量，却也最具历史关键角色地位的军事强人蒋介石的性命。
事实上，史迪威试图在座机航行途中借刀杀人，假借“驼峰航线”上屡见不鲜的地区极端气象“风切变”—“风切”或“风剪”—让蒋介石的座机栽在7000～8000米的雪山之间，千里荒野、渺无际涯的无人山区，用大自然魔鬼般的巨大力量袭杀蒋介石，利用“风切变”“风切”的那把锐利的“风剪”，把蒋介石的座机拦腰“剪”断！
在美国的官方文书中，见不到“蓝鲸行动”或者“蓝鲸计划”，但是，在史迪威实际的行动中，猎杀南京第一号头目的暗杀行动，酷似随时处于满弓状态的一支利箭！
在蒋介石这边，不是毫无防备，别忘了，蒋介石年轻时也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刺客。
蓝鲸，是地球上最庞大的一种动物，但它并不是感觉迟钝的动物。此刻，由于日本已经封锁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海岸线，控制了四川以东通往国境之外的所有领空范围，蒋介石的座机要到埃及，被迫只有一个选择：往南飞，飞越驼峰！固然蒋介石座机飞行“驼峰航线”往印度与缅甸的访视行程，至少已经有三次出行的记录了，但每次飞越“驼峰”的惊险经历，让即使有三四十年军政生涯、出生入死经验的蒋介石，也不免胆战心惊，冷汗浸湿了背脊。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经历过多次政敌谋刺的惊险事件，蒋介石做任何事情都是谨小慎微，甚至连座机飞机师与座机长的挑选，也是用人唯亲。因此，类似飞航“驼峰航线”到埃及出席重要国际会议，也绝对不敢丝毫大意。
自从林大纲在驼峰的归途中壮烈牺牲后，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被蒋介石征召为座机机师与座机长。毛邦初为了表现他的忠诚可靠，曾经不惜出生入死，开路先锋似的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历次出国访问，实地往返踏勘驼峰地区比较安全稳妥的飞行路线。（按：毛邦初，抗战期间先后做过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第一路军司令、航空署署长、空军副总司令，后又被蒋介石派到美国担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军事采购事宜。抗战时期及至国共内战时期，他一直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最热门人选。）
缅甸战场失利之前，那条航线是可供蒋介石座机出国最平顺最保险的路径。从重庆起飞，先飞往昆明，可以让蒋介石稍事休息，飞机加满油之后，再经由缅甸的腊戍，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飞至印度首府新德里，再停留一次，略事休息，加满油后直飞埃及。这条航线的最大优点，是不必勉强飞机飞到万尺以上高空，所以不至于让飞机乘员饱尝万尺高空空气稀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气流极端颠簸之苦。糟糕的是，这条飞起来最平稳的航线，却因为1942年日军发动的缅甸战争，盟军不敌而大败后，随之停飞。同年4月起，中美军机被迫改飞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条航线，也就是直接飞越世界屋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为了安全起见，毛邦初亲自试飞过这条航线，飞机从重庆起飞后，直接往西方飞，飞越喜马拉雅山，再到印度首府新德里加油，再往西继续飞赴埃及。
事实上，当缅甸战事失利，缅甸通往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之后，抗战基地的后勤补给一度陷入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然而，这场仗如果要继续打下去，绝处逢生，只有仰仗“驼峰航线”了。显然，蒋介石的疑心病让他减少了更多的死亡风险，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更是生活在杯弓蛇影的被迫害妄想症的幻影之下，他不相信外国人当他的座机正驾驶，所以，蒋介石飞机驾驶员，基本上都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飞“驼峰航线”有两大艰难症结点：一是飞机性能是不是能够应付高空气压低与空气稀薄、气温变化梯度大等各种严酷考验；二是中国经验比较丰富、反应比较敏捷的年轻优秀飞行人员，许多都在空战中壮烈牺牲了，剩下的飞行员，多半是飞行时数短，经验比较不足，飞低空或中空还勉强行，一旦要他们改飞高原地带，甚至飞越高度达8000米的驼峰，这些小伙子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这次飞越驼峰的任务，就落在毛邦初的肩头。
换言之，毛邦初肩头扛的重担一如林大纲先前的职责，他必须让蒋介石能摆脱受外国机师掌控的局面，避免把性命交付给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所以，毛邦初一趟接着一趟地高空飞行踏勘路线，不只是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竭智尽忠，其实更是为蒋介石竭智尽忠，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为了保住蒋介石一条老命而不断试飞“驼峰航线”。蒋介石单纯地认为，由毛邦初接替林大纲执行“驼峰航线”的“死亡任务”，可以在关键时刻让蒋介石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蓝鲸可以重新逍遥游于大海之中。
但是，毕竟这样的想法太单纯，飞行到国外，不仅要克服“驼峰航线”的技术难题，还要克服陌生国度及陌生机场各种地形气候复杂难题，更要克服与这些外国机场塔台人员沟通的语言障碍问题等各种在国内飞行所始料未及者，这些复杂的国际飞航因素，绝非毛邦初乃至尔后蒋介石座机专任驾驶与机长的衣复恩，一时半刻可以克服并且立即上手的。就以蒋介石夫妇这趟开罗之行而言，便有一半路途必须考虑到国际飞航的复杂性，而被迫必须搭乘美国总统罗斯福好心借用的总统专机“圣牛”号（the Sacred Cow）（这是“二战”时期，对当代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昵称”），其实“圣牛”号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出品的C-54 Skymaster型客机改装版的专用飞机。毕竟，美国人的飞机在飞经类似英国人的殖民地地盘时，比那时中国飞机更畅行无阻一些。
关于罗斯福借他的“圣牛”号总统专机给蒋介石做归国交通工具，可从黄仁霖先生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黄仁霖说：“会议闭幕后，我们正准备返回重庆。我奉命随同蒋主席和夫人搭乘‘圣牛’号专机，担任与驾驶员之间的联络事宜……”
然而，就在蒋介石搭着这架罗斯福借用的“圣牛”号飞行于返回中国的旅途中，那个之后被好事者冠以“蓝鲸行动”的暗杀蒋介石计划，却在史迪威与罗斯福的一番随性攀谈过程中，几乎成为美国政府要在中国搞一场战时军事政变的“圣旨”依据，虽然“蓝鲸行动”是一个从不存在于美国官方文书中的一个高度神秘代名词—意味着要如何规避事后让任何人可以把指摘的箭头指向美国政府—这个代名词，至少在娴熟中文的美国“中国通”耳中，是一听便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虽然“蓝鲸行动”未见诸美国的官方文书，或者鲜见于美国人的官方记载之中，然而学者从归纳若干解密文献过程中，确信此一暗杀行动方案确曾存在，只是史迪威等极端反蒋、一意倒蒋的美国军政官员们，始终找不到理想的下手时机。
换言之，蒋介石逃过一劫，或者逃过好几劫，并不代表“劫难”从不存在！
2011年5月23日，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22日表示，最新史料显示，1944年春天，被美国派赴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与罗斯福总统，曾经密谋除掉蒋介石。史迪威拟制造蒋介石座机发生空难事件，来故布疑阵，史迪威为了不让外界怀疑美国政府，甚至要求失事飞机上要安排“有几个美国人”，以免启人疑窦。
换句话讲，虽然在史迪威或者美国反蒋官员口中未必有“蓝鲸行动”这个名词说法，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确实存在着的。那么“蓝鲸行动”的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本书接下来要跟读者诸君抽丝剥茧娓娓道来的重点话题之一。
从抗战晚期，乃至国共内战兵败淮海，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乃至其军政首长诸僚属，以及蒋介石的侍卫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警觉到，已经有人架好锋利的斧钺，准备加害蒋介石。即将参加这场关系着近代中国荣辱历史盛会的蒋介石，正被一步步逼向刀锋边缘，一场具有高度风险的暗杀阴谋正蓄势待发。
自从谜样的“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臆测、诠释为苏联与政敌的绑架未遂事件）及“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向来留心自己和同僚的安全—在启程到开罗之前，几位最核心的军政首长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紧急密电，蒋介石还对如何出发到埃及开罗，做了原则性的最高指示。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临大敌，由于他担心纳粹德国或者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家，极可能趁机对3位出席国际会议的元首，采取半途截杀或在会场狙杀之阴谋，因而对开会时日、地点等决议迟迟未决，直到开会前7天才通知各盟国有关方面。
而中国方面的安全人员，例如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到底有没有接到有人要暗杀蒋介石的情报呢？戴笠清不清楚老板正处于危如累卵的悬崖边缘呢？蒋介石侍从室里，军统大将唐纵在他1943年11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委座今晨起飞赴印，同行者王亮畴、商启予（商震）、林主任、周至柔、杨朴园、俞济时、朱公亮、蔡文治、董显光、郭秉佳、陈希曾、陈平阶、俞国华、黄仁霖等。陈主任吩咐邮检所关于最近委座行动，一律检扣。”单单一句“陈主任（陈主任即指抗战时期蒋介石头号‘文胆’陈布雷）吩咐邮检所关于最近委座行动，一律检扣”，概括了国民党当局对开罗会议蒋介石及首长安全工作的布置。此一关于邮件检扣的消极性措施，基本上只具备防止蒋介石出国行踪泄密的功能，根本无从积极防范或者主动粉碎暗害蒋介石的阴谋，如此轻松大意，难道这当中另有隐情？
然而，在16名开罗会议中国随员当中，日后传世的回忆录，乃至若干官方或半官方记载中，似乎隐隐然透露了开罗会议前后，蒋介石身处在气氛诡谲的“杀蒋氛围”中。
当这个三巨头会议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召开时，中国代表团是分成两批前往的，一批从重庆出发，另一批则从昆明动身。当时昆明是盟军的作战中心，同时亦是中国军事供应物资的接收站。那时我是战地服务团的主任，并在昆明设有团部办公。有一天，我接到蒋主席的命令，要我和一批我方的高级军事将领，一起到卡拉奇去。我们必须在11月19日以前抵达该处，再听候命令。
我们这一批人员包含有：空军的周至柔将军，陆军的商震将军，海军的杨宣诚将军，副总长林蔚中将，弗吉尼亚军事学校毕业的朱世明中将，来自萨赫司军事学校的皮宗敢少将，国民政府的陈希曾先生和我自己。总计不到12个人。因为周至柔当时是航空委员会的主任，他派遣了一架DC型货机，准备载我们前往。
—《黄仁霖回忆录》
追随蒋介石结束了埃及开罗之行后，熟悉特务工作的蒋介石老师董显光有段令人疑窦丛生的叙述：“我们返国回程中，遭遇到两次有惊险的挫折。第一次，当我们从卡拉奇起飞的时候竟跟地上自己的信号失去联络，另有一个奇怪的信号，诱导我们飞向日本人占领的缅甸境内去。幸亏我们的驾驶员发现得早，立刻纠正飞行路线，才免飞进敌人的陷阱。第二次是在重庆降落时，夫人座机是七月四日降落在嘉陵江畔的珊瑚坝，不知是电讯联络犯了错误还是什么，蒋委员长也定在这天从珊瑚坝起飞到成都去迎接夫人。两机一起一落险些在空中互撞。”
由此可知，若与今日世界各国领袖安全保卫之绵密周延相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元首安全保卫工作，似乎处处破绽，危机四伏。蒋介石的座机竟然差一点和他夫人的座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迎面相撞，这恐怕是各国闻所未闻的怪谈。所幸有惊无险，否则中国近代史势必改写。
尽管偶有乌龙事件发生，但该严谨的时候，仍未敢大意。蒋介石对开罗会议行程的保密，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据董显光形容：“蒋委员长在我们动身前一个月就应邀参加这个会议，可是保守机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就是在我们登机起飞时，我们只知道飞到印度去。到了印度，我们才知道埃及开罗是我们的终点站。”从这里可以明了蒋介石保密慎重的程度，但是你小心，对你有阴谋的人更细致、更毒辣。终究，魔鬼总是躲藏于细节之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细密安排呢？对手是如何布置暗杀蒋介石的计划？根据国民党官方资料显示，开罗会议之前，抗战期间蒋介石几次出国访问，都险些遭逢不测。蒋介石的敌人究竟只有日本鬼子，或者还有看不见的来自内部的或者来自“友邦”的敌人（奸细）？换言之，想要暗害蒋介石的，除了倭寇，是不是还有国民党内部的政敌？是不是还有来自与蒋介石相处不睦的美国军政官员呢？即以最接近开罗会议前的一次出国行程，蒋介石险些命丧异邦。
官方记载的蒋介石出国遇刺事件的故事是这么叙述的：“（1942年）4月5日，‘领袖’偕夫人再度飞缅，召集中英将领商谈战事，并指示作战目标。当座机飞抵腊戍，再由腊戍乘车转往缅甸夏都梅苗参加会议时，适被日方情报侦知，于是日机20架即飞临该处轰炸，因无防空避难处所，‘领袖’偕夫人不得不在侍卫人员之护卫下，于旷地避难。其中一弹落于距离‘领袖’及夫人处仅50余码，幸未爆炸，虽惊而无险。当‘领袖’偕夫人启程返国时，又遭敌机攻击，座机起飞甫10分钟，机上即接获消息，日本驱逐机18架，分为三小队，正在追寻‘领袖’座机的方位，‘领袖’蒋公偕夫人以及侍卫人官与随员等，均随带降落伞，以防敌机攻击时降落避难，但所幸云层为之掩护，而在一小时后，我空军掩护机群适时自昆明抵达，沿途一直护卫座机安抵重庆，使日军谋害‘领袖’蒋介石的企图终难得逞。”
腊戍遇险，可以解释为日军侦知蒋介石的行踪，但令人不解的是开罗会议场合，缘何杯弓蛇影的暗杀传说，仍然不绝如缕。这难道又是日军谋害蒋介石的图谋？这解释绝难教人信服！
事实上，早在开罗会议前好几个月，至少有两股势力，意图运用好几种手段，准备对蒋介石发出致命的一击—包括来自蒋介石的死对头史迪威将军（Joseph Warren Stilwell）—而受命执行这项流血政变暗杀任务的，是史迪威一位曾经在缅甸战场上共事的艾福勒上校（Carl F.Eifler），但是，艾上校的诨名“the deadliest colonel”（“索命上校”）比他的名字，或者在美国陆军，乃至在他日后服务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的官衔与职称，都更来得如雷贯耳。艾福勒，毕业于洛杉矶警察学校，先后供职于洛杉矶警察局与美国边防部队。“二战”爆发后，他被征召入伍，并且以预备军官的名义，专门负责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危险任务。除了“the deadliest colonel”（“索命上校”），他还有另一个绰号，“Fearless Colonel Eifler”（无畏上校艾福勒），用以凸显他的胆大无所畏惧。之所以得到这些诨名与绰号，均与他于“二战”期间成功地组织了一支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并且绩效卓著有关。
早在罗斯福密电邀请蒋介石与丘吉尔联袂会商国际合作事宜（即后来之开罗会议）前，史迪威就找上了“索命上校”艾福勒，史迪威之所以挑上艾福勒，有三大理由：第一个原因，艾福勒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里边专门办大案的“能人”。例如，“索命上校”艾福勒曾经受命美国最高当局，设法绑架纳粹德国的原子弹专家，把希特勒最信任的一批核物理专家设法弄出德国，以襄助一度陷入胶着与瓶颈的美国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像这么艰难的任务，美国政府都有意找艾福勒去办，史迪威认为，暗杀蒋介石对艾福勒而言，岂不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之事。第二个原因，艾福勒还有一般美国军人少见的狠劲。据他昔日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同僚形容，在丛林里，曾经看到艾福勒用一把小刀，不费吹灰之力，把一条10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长的霸王眼镜蛇，活活斩首扑杀。另一名同僚声称，某次作战时艾福勒腿部中弹，他不需要医护兵，自己拿着一把汤匙，在不施打麻药的情况下，手持汤匙柄猛力插进伤口，鲜血淋漓地把子弹从筋肉里挖出来，艾福勒连哼都不哼一声。第三个原因，艾福勒可以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只要能够达成任务，即使无法无天也在所不惜。
在一次演讲中，艾福勒曾经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后辈特务：“在执行任务时，我不遵守上帝与人类制定的一切法律与戒律。但是我从不为个人牟取任何利益。我一切都是以国家的荣耀和任务的胜利为最高原则。所以，我不可能去打一场一切都要符合法律规范的战争。”换句话说，要打胜仗，便顾不得什么戒律教条或者上级的规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事先干了再说。这是艾福勒备受史迪威欣赏而且赋予他狙杀蒋介石任务的第三个原因。
正如前述，美国最高当局一度希望派遣特务，去德国绑架纳粹的原子弹专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这也是史迪威认定艾福勒是唯一有能力执行狙杀蒋介石，而且成功可能性极高的人选。由于艾福勒的杰出表现，他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邓诺凡将军最激赏的行动干员。1943年由于美国发展核武的“曼哈顿计划”中途遇到不少瓶颈与艰难，尤其是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技术始终得不到突破性进展，美国担心一旦计划落后，让德国抢先研发成功原子弹，战争结局将发生悲剧性的逆转。战情局邓诺凡征召艾福勒，命令他前往德国绑架维尔纳·海森堡，再把海森堡经由瑞士拐掳出境，按照当时邓诺凡制订的绑架计划，预备将海森堡送上一架美军轰炸机，艾福勒再和这位纳粹科学家转移到一艘美军潜水艇，循海路回美国。艾福勒本人已经准备随时待命出发。邓诺凡临时告诉艾福勒：任务取消了！因为“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突破了技术上的障碍。美国已有能力自主研发成功原子弹。
史迪威为了保密，刻意不在中国境内会见“索命上校”艾福勒，以免打草惊蛇，被戴笠军统局的人，或者被与军统局关系密切的梅乐斯将军“中美合作所”识破史迪威的阴谋，二人特地选择印度新德里会面。“索命上校”听完史迪威的任务指示之后，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或者为难，虽然史迪威要他杀蒋介石的理由十分牵强。史迪威告诉艾福勒，为了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够顺利打下去，必须铲除掉蒋介石这样的中国领导者，因为蒋介石拖泥带水，完全不像是在打仗的样子，他已经成为中国战场上的一大绊脚石。艾福勒毕竟是个专门出行动任务的人，他不懂将领之间高来高去的政治，只懂得唯命是从，完成国家和上级交付的任务。
或许是史迪威故弄玄虚且有意无意间透露给艾福勒，暗杀蒋介石，是史迪威接到上面一位有力人士的指示。史迪威是以英文“The Big Boy”的说法，含糊其词，指涉这位下达格杀令的上级老板。这难免让艾福勒以为这个所谓的“The Big Boy”，即暗指总统罗斯福。因此他几乎连忙反问史迪威“蒋介石哪一点碍着了反法西斯战争？难道蒋介石要和日本谈和吗？”的疑问都没提出来，就答应史迪威他会去策划暗杀蒋介石的各种方案，并且尽快向史迪威汇报。
据艾福勒事后回忆，史迪威是在1943年8月，至迟不会晚于1943年10月底之间，换句话说，这个时间点正是蒋介石去开罗会面罗斯福与丘吉尔前3个月至前1个月间。最初，艾福勒设想是否使用狙击手暗杀蒋介石。艾福勒和他的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的成员，可以轻易完成这项使命，而且艾福勒也很快召集了3名组员，在他们口头承诺之下，答应可以在任何时间落实计划。但是，在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干员眼中，开枪击中蒋介石并不是难题，困难是在开枪之后，如何让杀手如同人间蒸发，从行动现场闪电转移离去。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点。
艾福勒随后又设想了毒杀的方案，但是，有什么毒药或是细菌能够不着痕迹地杀死蒋介石，哪怕是案后验尸也查不出一丁点儿证据呢？
艾福勒借着一趟回华盛顿美国战略情报局本部的公差机会，特地走访了战略情报局研究发展部门，细菌及毒物实验室，专程请教了此部门间谍用品设计师史坦利·普拉特·洛维尔（Stanley Platt Lovell），究竟使用什么毒物死亡率最高，兼具难以察觉来源的双重优点。洛维尔这位化学家毫不迟疑地建议艾福勒：“如果要保证杀得死，而且死后也查不出真正死因，肉毒杆菌毒素最速效。”（按：肉毒杆菌毒素又名肉毒毒素）洛维尔告诉艾福勒，这个肉毒杆菌毒素，不要小看它，当1895年比利时一位细菌学家，在解剖一名因为食物中毒死亡的病人尸体时，发现了这种可怕的毒素。后来人们更惊觉肉毒杆菌毒素堪称万毒之王。中国人传统印象中，最毒的毒药莫过于砒霜，但现代的氰化钾毒性又超越了砒霜。可是，假使拿氰化钾和肉毒杆菌毒素相比，肉毒杆菌毒素又比氰化钾还来得毒。
只要有0.1毫克肉毒杆菌毒素进入体内，便必死无疑，如果拥有1克重量的肉毒杆菌毒素就可以毒杀100万人。所以，它也成为现代国家严密管控的生物武器。动物临床实验推论，人如果经由口服或呼吸道，吸入肉毒杆菌毒素只需要0.004微克/千克，那么一丁点儿比毫毛都要微小的毒素，大概只要几分钟内就会毒性发作。感染者的神经系统将遭到彻底破坏，并出现眩晕、呼吸困难和软瘫、呼吸肌麻痹，随即导致死亡。直至今日，肉毒杆菌毒素仍然被美军列为生物恐怖战剂，其中最毒的A型肉毒杆菌毒素，在美国军方列管代号为X。即使今天，人类一旦中了这种A型肉毒杆菌毒素，都还没有救，更遑论是20世纪4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医疗条件艰困无比的中国抗战大后方了。
洛维尔推荐使用肉毒杆菌毒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毒素很难验出来，哪怕是最资深的验尸官也很难验出受害者是中了什么毒。所以，被肉毒杆菌毒素毒死的人，不仔细查验，根本无从知道死因，最适合用于政治谋杀或者政变用途。
几乎就在史迪威告诉艾福勒，“The Big Boy”—暗指总统罗斯福指示要杀死蒋介石的同时，日本人在南京也用毒药毒死了情报界赫赫有名的76号机关头子李士群。但是，日本宪兵特高课用的毒，还没有肉毒杆菌毒素来得毒。日本人用的是阿米巴菌毒。日本宪兵假意邀请包括李士群在内的一群汉奸走狗吃饭，李士群一向小心谨慎，酒席之间，必定要看到主人举筷子夹菜入口，他才敢吃那道菜。日本人也不含糊，将毒素掺在牛肉饼里，酒席中间，侍者分送每位客人一只煎好的牛肉饼，李士群看见连日本主人都动筷子享用，不疑有鬼，便咬了一口。才吃一口，李士群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但见旁人吃得津津有味，又不便吐出来，就硬着头皮将那口有怪味道的牛肉饼吞进肚内，不敢再吃剩下的那块饼，没想到回家之后，便腹痛如绞，紧接着上吐下泻，通体虚脱。送医院急救，群医束手无策，原来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那时没有药医。凄惨的是，凡中了阿米巴菌毒的人，因为不断上吐下泻，身体就好像是被拧干了的毛巾，全身上下的水分被榨到一滴不剩。李士群死时，据说尸体缩成像一只小猴子，令人惨不忍睹。
美国战略情报局用毒，比日本人还狠，艾福勒心里有了底，他准备假使史迪威正式下达指令，要他对付蒋介石的话，便提出这个建议案，以肉毒杆菌毒素，运用秘密渠道把这种剧毒设法掺到蒋介石吃的食物里。
可是，让艾福勒纳闷的是，史迪威自从在印度见了一次面以后，再也不曾提及这项暗示由“The Big Boy”—罗斯福下令狙杀的神秘任务。艾福勒虽然满心纳闷，却也未再追问这项任务是否还有后续。直到1944年上半年，艾福勒在缅甸史迪威总部二人再重逢，艾福勒向史迪威询问，他已经请教过战略情报局的毒物专家，找出一个有效狙杀蒋介石且不易被察觉死因的手法。没想到史迪威听了艾福勒的方法后，却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说：“这件事我们有了别的考虑，目前我反对做这件事了！”既然如此，艾福勒这边行刺蒋介石的各种方案，就此束之高阁。
纵使如此，史迪威狙杀蒋介石的计划仍未完全落幕。实际上，就像许多黑帮利益冲突或者政客恩怨情结，仇家买凶杀人，有时候不会单单只准备一条路径，也不会只买通一个凶手，会多管齐下，以确保万无一失。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急于彻底铲除蒋介石这心头之痛，以攫取蒋介石手握之兵权，他不但把行刺任务交给了“索命上校”艾福勒，他还担心艾福勒无法在短时间内干掉蒋介石，史迪威想双管齐下，分头进行。故而，他又在极端隐秘的状况下，找了第二个执行暗杀蒋介石计划的美国官员法兰克·窦恩（Frank Dorn）上校。
法兰克·窦恩，1971年于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书Walkout；with Stilwell in Burma（《与史迪威撤出缅甸》），在这本以法兰克·窦恩在中印缅远征军服务故事为主题的回忆录中，他清楚讲述了史迪威要他制作一份暗杀蒋介石计划的往事。窦恩指出，事情发生在史迪威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不久，在窦恩位于中国昆明的司令部办公室里，史迪威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了一则天机。史迪威跟窦恩讲话时，眼珠子闪耀着不寻常的光芒。史迪威这时叹了一口气说，我必须向你传达这份命令，我别无选择，但我认为你听到之后必然会吓一跳。窦恩说，身为军人，逆来顺受，你赶紧说吧！到底是什么秘密任务？史迪威这时刻意压低音量说，我接到指示，要我准备一份刺杀蒋介石元帅的计划。窦恩吃了一惊！什么？我没听错吧，要杀掉我们盟国的元首？你不必惊惶，上面的命令没说非要杀死他，不是要立刻行动，而只是要我们准备好它。而且上面的意思很清楚，暂时只是一份书面计划，而且即使有什么状况，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拿这个来归罪美国政府，或者来追诉我们的罪证。
史迪威向窦恩再三强调，虽然暗杀蒋介石仅止于计划，但它绝对不能外泄，一旦机密外泄那我们将陷于万劫不复。史迪威进一步告诉窦恩，他刚从开罗会议的会场回到中国，上面的意思是要他在一个礼拜之内草拟一份暗杀方案，史迪威命令窦恩写这份报告，他打算尽快把这份报告呈给美国最高当局。
史迪威为什么突然临时起意想暗杀蒋介石，显然是受到某种形势的鼓舞。在与窦恩上校在昆明见面之前，史迪威在埃及首都开罗和总统罗斯福见了两次面，在第二次晋见罗斯福时，罗斯福询问史迪威中国战场的近况。那阵子湖南常德战事紧急，罗斯福见史迪威前不久，常德被日军攻占，罗斯福面露忧虑之色问史迪威：“你看蒋介石还能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称，目前情况十分严重，如果像上次5月间鄂西会战的情况，中国政府可能会垮台。
罗斯福听到“垮台”两字，更是面露忧戚之色。他说，如果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该另外找合适的人或者中国别的派系继续支撑这局面呢？仗还是要打下去呀！
史迪威回答说，是的，别人或者别的派系还是有人会找到我们！
罗斯福说，对，他们会找我们的，他们实在喜欢我们，他们不喜欢英国人。我们在中国的目的，也不和英国相同。例如香港，我要使它变成自由港，但需要中国先收回……大连也可以这样比照办理啊，我想蒋介石会同意的。
史迪威说，苏联愿意把“满洲”交还中国之表示，似甚慷慨，总统看法如何？
……
从这段开罗会议过程中间，史迪威见他最高老板罗斯福的谈话可以窥见，罗斯福本人固然没有意思要针对蒋介石动杀机，但是史迪威却将罗斯福言谈中那句“我们是不是该另外找合适的人或者中国别的派系继续支撑这局面呢”当成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不单是史迪威拿罗斯福这段对话大做文章，将它当成可以堂而皇之刺杀蒋介石的一道“圣旨”，更严重的是，罗斯福的这句随口说说的话，不但激励了史迪威假传圣旨派人去策划刺蒋方案，流风所及，甚至到了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位了，之后连史迪威都不在人世了，可是，“必要时找更合适的人取代蒋介石”的政策，包括刺杀蒋介石、驱逐蒋介石以及各种可行性高的倒蒋活动，便成为罗斯福之后，包括杜鲁门，甚至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历届美国政府在遭遇对华政策或者对国民党当局政策阻碍时，挥之不去的一个选项。抑或是成为美国遂行其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美国习惯挥舞大棒与胡萝卜时，另一种惯性逻辑。
根据威廉·吉本（William Conrad Gibbons）著的The U.S.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美国政府与越战》）一书的说法：史迪威在1944年回了一趟美国述职，在这期间，史迪威会晤了不少美国官员，同时也和罗斯福总统开过会。这当中便有美国官员支持史迪威的见解，如果蒋介石不能配合美国的战争政策，那就只有采取除掉蒋介石夫妇的非常手段。后来发生于1963年的那场杀死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军事政变模式，便与1943—1944年间，原本准备在中国发动的政变计划，狙杀蒋介石夫妇的设想如出一辙。由于越南吴庭艳政权的领导风格不为美国所喜，美国希望在越南有一番新的领导气象，在美国幕后鼓动之下，越南军人很快便发动了一场由美国主子在背后挥舞着大棒与胡萝卜的军事政变，吴庭艳于这场政变中死于非命。其实，早在1943年或1944年，史迪威也想象有这么一场推翻蒋介石的军事政变，让蒋介石如同吴庭艳那样死于非命的行动，把中国政权照史迪威想象的那种方式，彻底予以改造。
根据威廉·吉本的说法，1944年，史迪威从美国回到中国战场后，在云南昆明的Y部队（即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与法兰克·窦恩上校（Frank Dorn）见面，照史迪威的说辞，这趟回美国述职，晋见了罗斯福，史迪威说罗斯福挑明了讲，如果你史迪威发现蒋介石“不好相处”，或者“不受节制”，而且你也无法取代他的话，必要的时候只有赶紧除掉他。史迪威还冲着窦恩说：“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于是，窦恩上校便心领神会地向史迪威贡献了好几个暗杀蒋介石的方案，包括趁着蒋介石去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时，在蒋介石乘坐的座机上动手脚，让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时，发生撞山空难事件。在飞机坠毁前，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即使蒋介石随从们火速为他系上降落伞装置，好让他跳机逃生，但机上那几具降落伞已被事前动了手脚，半空中根本拉不开伞，蒋介石势必粉身碎骨，死于非命。
窦恩上校还设想了另外三种可能的行刺方案选项。
其一，制造爆炸事件，把炸弹放置在蒋介石每天必经之地。但是，要炸死蒋介石恐怕不是难事，关键在于如何在炸死蒋氏之后，军统或者中统的情报人员查不出是美国人干的，这便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了。
其二，在蒋的食物中下毒。这一招和前面史迪威找的另一位执行行刺任务的艾福勒是同样的模式。但与艾福勒不同，窦恩更务实地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个方案的风险太大，毕竟蒋介石用餐吃东西非常小心，如果他不吃外边制作的食物，显然下毒的难度很大。
其三，派狙击手枪杀。究竟有没有办法收买或吸收适合的中国狙击手呢？如果必须派美军担任狙击任务，东窗事发的风险更大。
当窦恩上校把他设想的四个狙杀蒋介石的方案，在昆明的美军基地，趁着史迪威到昆明出差的机会，两个人辟室密谈，向他做了汇报。史迪威用心聆听窦恩逐一讲述与分析他所提出的狙杀方案的利弊得失。窦恩告诉史迪威，四个方案经过他整个分析可行性之后，他认为制造空难事件最切实可行，最不容易被中国情报单位怀疑到是史迪威或者美国政府搞的鬼。
听完了窦恩的报告，史迪威告诉窦恩，如果要执行这项行刺任务，而且要保证置蒋介石于死地，窦恩必须在这架死亡飞机上，直接向机组人员下达狙杀与撞山命令。这无异与日本神风特攻队自杀飞行员异曲同工，难道窦恩肯为了这项不知为何而战的行刺任务，牺牲自己，同归于尽？对一个珍惜自己性命更甚于国家荣耀的美国军官而言，这实在是过分强人所难、完全不近情理的要命任务。史迪威还煞有介事地告诉窦恩上校，他必须等待来自非常高层的最后决定，才知道究竟在何时展开行动，所以要窦恩上校随时待命。
读到这里，看官诸君必定有许多困惑，蒋介石到底是哪些事犯了史迪威，会在没有美国最高当局明确指令下，自作主张杀害蒋介石？到底是杀父夺妻之恨，抑或是杀父灭族之仇？史迪威犯得着对蒋介石，一个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外国元首，动起杀念，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吗？如果是史迪威自作主张，萌发杀机，就算顺利地杀了蒋介石，难道他不怕东窗事发，回美国被华盛顿当局追究责任军法处置吗？如果史迪威杀蒋介石的计划，是出于自作主张，必会有所顾虑，投鼠忌器，但他竟然接连找了两组人马，商量如何落实杀蒋任务，这就难免不启人疑窦，莫非这个杀蒋计划真有美国政府掺和在里面的可能性？
如若不然，假如狙杀蒋介石纯粹是史迪威个人恨蒋仇蒋，利用中国与美国海天相隔万里，天高皇帝远，刻意矫诏，假传罗斯福总统命令，一旦杀死了蒋，这后续的问题如何应付？譬如，一旦蒋在一场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中死亡，重庆必会陷于混乱，这个局面如何收拾？如若收拾不了，足以提供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的绝佳时机，整个中国的抗日形势便将急转直下，甚至重庆政府将因而瓦解，一旦发生这种悲剧，这么巨大的政治责任谁能承担？诸如此类的各种变数，绝非史迪威一人只手遮天，一手包办，能应付得了的。因此，如果不是华盛顿当局的背后支持，或者一定程度的认可，史迪威何德何能，胆敢如此恣意妄为？
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1942年，美国罗斯福政府为了从中国大陆侧翼与太平洋战场两面夹击反攻日本的战略布局，决定军援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军队在亚洲战场上，继续拖住日本的百万大军，勿使之用于增援太平洋战场，因而派遣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来襄助蒋介石。
为了彰显史迪威的主导性角色，罗斯福赋予史迪威三大职衔：第一个职衔是美国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第二个职衔是驻华美军司令；第三个职衔是美国总统特使。罗斯福派史迪威到中国，名义上是襄助中国国民政府蒋委员长，象征中美两国共同并肩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罗斯福除了授予史迪威这三大职衔之外，似乎打一开始便有意反客为主，俨然意欲以强势作为摆布蒋介石，并随时准备摆出欲夺蒋介石兵权的态势。其根本目的不在蒋之个人，而在主导中国战场作为美国太平洋战争之侧翼，为美军日后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决战，做战略性的掩护工作。或者讲得更直白一点：当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用巨炮用轰炸机炸射日本鬼子的时候，美国也希望中国人拿血肉之躯和日本人对着干，杀死一个是一个，同时把日军的主力拖住困在中国大陆，以期降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所以，事情开始时罗斯福本人的原意，一则希望协助中国抗日，满足美国在国际上的“人道形象”需求；二则利用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为牵制日军冒死驰驱。为了落实美国自身的种种战略意旨，华盛顿当然亟须在中国战场上有一定程度的主导性，罗斯福的想法很直接，既然我们是出钱的大款，你们中国人总该听我的话吧！总不能白花美国老百姓的纳税钱吧！所以，罗斯福表面上援华抗日，说得冠冕堂皇是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肩作战，以及世界人道考虑，但何尝不是心心念念站在美国本位利益上盘算呢？
因而，罗斯福赋予史迪威的角色，以及分派之任务，便难免不在潜意识里暗藏一种上国心态，对中国与蒋介石抱持睥睨鄙夷的态度。可痛的是，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中国实际已经独力抗战达4年以上，艰苦抗战“苦撑待变”，是全国民众的共同写照。然而，物质条件极其艰困的重庆政府，连一滴汽油、一杆步枪、一枚炮弹都必须仰赖美国与外援的艰难形势下，这种上国与下国的不对等关系便很自然形成了。所以，罗斯福赋予史迪威的那三大职务：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如果把它们一个一个拆开来，恐怕还不太算一回事，但这三大职务一旦“合体”，合而为一，合在史迪威身上（如果真要颐指气使，原本这三大职务中单单任何一个，都可以拿来压死蒋介石），职务三位一体，这位史迪威中将便俨然是美国派在中国“殖民地”的“总督”或者君临中国的太上皇了。斯时，印度尚未脱离英国而独立，英国仍以“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身份，派有“总督”君临印度，代表英国皇室统治印度。令人愤愤不平的是，中国却为了几桶珍贵的汽油，几杆珍贵的步枪，几架有钱也未必买得着的美国飞机，还有千千万万各种战争所需物资，重庆当局竟必须被迫和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平起平坐”，当起美国人的傀儡政权了。史迪威可能潜意识中亦自命与英国在印度总督的地位相当，把蒋介石看成了“儿皇帝”。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在中国的这种“援助”心态，便是极其不正常、极其不健康的。也正是美国这种反常的殖民主义心态，造成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仇怨越结越深，最后演变成翻脸，甚至差点演变成流血政变。
中美之间在对日抗战时期，这种几近上国与下国之间关系互动的交手，虽然一般市井小民感受不到这种民族屈辱的切肤之痛，但是，蒋介石性格上再怎么独裁霸道，但他内心世界终究富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与尊严，蒋介石再怎么不堪，也绝对不至于想当美国的傀儡。显然史迪威更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就是为了捍卫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与尊严，才会甘心牺牲千万军民的生命，独力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殊死周旋，宁可打到一兵一卒，一寸国土，亦誓不屈服。
但是，受迫于中国恶劣的战争条件与客观环境，当史迪威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或者圣诞老人的角色“从天而降”时，初期蒋介石几乎完全无从抗拒这位来自上国的财神爷。史迪威的盛气凌人，蒋介石固然忍无可忍，但是手心朝上有求于人，又徒唤奈何呢？史氏手上掐着所有美国军援物资，包括武器、装备、油料、弹药，中国军队要申请的所有后勤给养，都得史迪威点头同意批准才行。史迪威名为参谋长，蒋介石名为总司令，形势使然，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这总司令反而必须有求于参谋长，而参谋长却根本打心眼里看不起总司令蒋介石。尤其不幸的，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不但完全失去了东方帝王在西方人心目中“马可·波罗式的神秘感”，从一开始，西点军校毕业的史迪威，对只不过在日本初级军校结业、在日本军队洗过几天马的蒋介石，有着主观上强烈的成见与蔑视。加上各种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的嫌隙与恩怨，从而种下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日后恶斗的根苗。
我们不难体会蒋介石当下内心的感受，1942年至1944年，史迪威狗仗人势、盛气凌人的上国钦差大臣的架势，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备受羞辱。其灵魂受凌迟的处境，可能较诸蒋介石最不齿的溥仪与汪精卫更为不堪。尤为可悲的是，溥仪侍候日本鬼子，如同活在剃刀边缘；汪精卫最后的岁月，也是活在日本鬼子随时动杀念的氛围之下，而蒋介石竟然也有着同样不堪的命运。令人最愤愤不平的是，毕竟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之前，他已经艰辛地带领中国军民独力抗战4年以上了。
诚如前述，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两个人心态上没有交集有很大关系，而二人之间水火难容，最终引爆成决裂的不幸结果，主要仍以中国战区及缅甸远征军的军权指挥问题为核心。史迪威的想法是，既然罗斯福派他到中国战场协助蒋介石，当然大前提是必须要能指挥中国军队打仗，否则一方面无法把中国战场、缅甸战场及印度战场的盟军协同作战的效果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美国军援中国，美国以大把美钞支持中国抗战，好歹也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不是美国该欠中国的，既然是美国政府出钱，中国政府和领导者蒋介石就要乖乖听美国人的旨意行事。蒋介石不听使唤，这当然引起史迪威极大不满，而史氏这个美国西点军校的资深将领，也是有脾气、有野心的人，他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在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马歇尔的建议下，罗斯福也支持史迪威要求蒋介石释放统帅权的要求，于是罗斯福给蒋介石不客气地发了一通电报，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统帅所有中国部队，罗斯福这份发于1944年7月7日的电报称：
“委员长阁下：由于日军在华中进攻的结果，不仅威胁阁下之政府，亦且威胁所有美军年来在华所作之努力，局势实属异常严重；故余认定：如要挽救危局，势非迅速采取急剧之措施不为功。现存之危急形势，余以为急需授权一人，以协助所有盟军在华资源，包括共军在内。
余自信余充分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之观感，然余深信其远见其组织与训练技能，尤其领导国军作战，现均已清楚证明。余不知有第二人有此能力、力量和决心，而能消除目前威胁中国及吾人征服日本全部计划之灾乱。余晋升史迪威为上将，亦建议阁下作迫切之考虑，请阁下将其自缅甸召回，而直接置阁下指导之下，指挥所有中美部队；并建议阁下赋予他以遏止日军前进所需协助与指导作战全部之责任与权力。余深感中国情势如斯之迫切，如不迅速采取急剧与实用之补救办法，吾人之共同目标将蒙受一灾难性之挫折……”
但是，美国一再由罗斯福总统电报“请求”—电报中罗斯福已经讲得很清楚，我美国大总统已经决定升史迪威为上将，我是要史迪威在你蒋介石的下面，但不是你蒋介石去“指挥所有中美部队”，而是由我们美国的将领史迪威上将去做这件事。
古今中外但凡大流氓头子讲话的口气都是很“文雅”的，所以罗斯福对蒋介石讲话的口气与措辞也都特别客气文雅。罗斯福的电报里，我们看不出有一个字是出于恐吓意味，我们也看不出罗斯福的电报里有一个字是粗俗不礼貌的。每一个字都特别文雅，字斟句酌，但所有这些文明与礼貌堆砌起来的这封电报，字里行间却是充分彰显美国炮舰外交，彰显美国帝国主义大棒与胡萝卜，一贯的粗暴。
总而言之，罗斯福这通电报的目的，就是连“杯酒释兵权”的那杯酒都省下来，连一杯酒的酒钱都不用付出，就要蒋介石交出中国所有的军权，把中国军队（包含共产党武装）的指挥权全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再三强调：“并建议阁下赋予他以遏止日军前进所需协助与指导作战全部之责任与权力。”对于罗斯福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强逼手法，蒋介石当然极不情愿、极不开心，但为了不让中美两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战时联盟合作关系，不至于因为史迪威争夺统帅兵权的争议，双方撕破脸，在中国方方面面均有求于美国的劣势地位下，中美关系不要说不能“斗而不破”，不能争斗，甚至连“斗嘴”的本钱都没有。所以，蒋介石很快回复了罗斯福的电报，蒋介石声称：“阁下……所提将史迪威置于直辖之下，指挥全部华军与美军，原则赞成，但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全部统帅之情形，亦非缅北少数军队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备之时期，不能使史将军指挥顺利以副尊望！”从蒋介石这段电文看来，明显的意思是想用一个“拖”字诀，以拖待变。但是蒋介石的重点在下文，这封电报接下去说：“余甚望阁下能派一富有远大政治见解而得阁下完全信任之全权代表来渝，调整予与史迪威之关系，以增进中美之合作。”
蒋介石还同时打了一通电报给当时人在美国，当中国政府与罗斯福之间沟通桥梁的孔祥熙，等于是中国政府与蒋介石特派美国的全权代表。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电报里强调，史迪威眼下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他控制着美国给中国的全部“租借物资”—即以“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与各种后勤补给，如果再赋予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权力的话，将造成无穷后患。
这便是强国与弱国的最大分野，苏联在卫国战争晚期，也曾经接受美国以“租借法案”的名义，提供的大量军火武器与后勤资助，但是，类似史迪威这种要挟斯大林把军权全部交给美国将领的荒唐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斯大林身上。当然这种事更不可能发生在丘吉尔身上，毕竟“二战”时期英国固然海空两面被纳粹德国打得十分惨烈，但“日不落国”的场面与尊严还撑在那里，罗斯福再怎么老奸巨猾，再怎么耍弄大棒与胡萝卜，谅他也不敢在丘吉尔头上大动干戈。罗斯福唯独敢逼蒋介石交出统帅军队权，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军火武器，都必须仰赖美国援助，比起苏联与英国的处境，局促四川一隅的蒋介石当局，拿不出太多的筹码跟美国叫板，也难怪罗斯福对中国是何等趾高气扬了。
除了罗斯福受了力挺史迪威的马歇尔上将的影响，要求蒋介石交出兵权，让史迪威在中国战场上指挥作战之外，罗斯福挟着美国军援中国的绝对优势，对蒋介石中国抗日军队统帅的威权，更是践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在日本侵华战争最紧张的时刻，罗斯福当局更在马歇尔、史迪威的蒙蔽蛊惑下，三度明目张胆要挟中国，如果不听从美国的指令办事，就要停止拨发援助物资，五次强迫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远征军）援助缅甸境内被打败的英军。史迪威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污蔑蒋介石将帅无能，统兵无术，别人都是饭桶、笨蛋，就他史迪威是不世出的旷古奇才。然而，史迪威个人的心态还是次要问题，关键是他在战场和决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根本不是一个统领数十万大军，打大规模阵地战或者运动性极强之游击战的适任将领，加上他又坚持己见，年深日久，更与蒋介石结下难解之仇隙。
欲一窥蒋介石与史迪威之恩怨，则可从史氏个人之修为与心态一探究竟。就以史迪威派赴中国临行之前会见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由史汀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可以了解一二。史汀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这么写见到史迪威的概况：“1月14日晚，约史迪威来见，此人乃马歇尔将军所介绍，熟于华事，在半小时谈话中，描述华军英勇事迹，过于予所了解，最后他云：此行成败系于能否率领中国军队，如蒋宋所诺可以实现，则中国问题不足虑，言下对于赴华任务至为热心，我晚间就卧，念及觅得有用之人，私自引慰。”
从史汀生陆军部部长的这段日记记录可以窥知，史迪威在他美国长官眼中，至少第一印象是有充分企图心，且对华军事事务似有一定理解的美国将领。包括美国总统的军事部门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看法归看法，实际上史迪威善不善于带兵打仗，则是一翻两瞪眼，假不了也不能造假的事。可是，史迪威是不是一块材料犹未能证明，他却先就已经预设了前提要件：“此行成败系于能否率领中国军队。”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明明罗斯福给史迪威的职务之一是蒋介石的参谋长，既是参谋长，怎么可能越权去带领中国军队？这根本已经超越了参谋长的职权，也与参谋长的工作常规不符。按照美国军方的惯例与规定，参谋长是一个军方的行政职务，对美国军方没有作战指挥权。况且，所谓参谋，如果不是该国军职的专职人员，而是以外国军事顾问的身份或者对友邦提供军事专业意见的外籍人士，他既不熟悉在驻国的国情与文化，他就更不宜直接上战场指挥作战，更不宜对别国的国防事务说三道四。
西洋军官协助中国政府作战者，早在清同治年间指挥“常胜军”洋枪队，协助清政府击败太平天国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便是杰出典范。然而，史迪威在战场上的表现，早就被蒋介石一眼看穿。史迪威刚到中国，1942年3月5日，蒋介石史迪威第一次见面，从5日到11日，二人一共见面谈话4次，蒋介石即批评史迪威看起来缺乏作战经验，而且有不顾军事原则的作风，担心他日后会有轻敌冒进的危险。史迪威日后在缅甸战场上历次失利的表现，使蒋介石急欲调走史迪威，也是为了避免因为史氏胡乱指挥，使中国军队在指挥官无能的情况下，不断误蹈险境，遭到日军重创，白白牺牲于战场之上。
就以缅甸之战而言，日军被击毙1280人、击伤3158人，但是中国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战死者却高达1万人以上，中国军队第六十六军所属之二十八与二十九两师均受重创。更惨烈的是，国民党部队奉史迪威之命脱离战场，退入印度时，穿越热带丛林地带充满瘴疠之气的野人山过程中，又牺牲了大批官兵，令蒋介石恨之入骨。蒋介石在给将领熊式辉与外交部长宋子文的电报中，指责史迪威“此人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
最令蒋介石切齿痛恨者，则是三番两次对蒋介石威胁恐吓，而且是直接通过罗斯福向蒋介石发电报，史迪威这种假手罗斯福强压蒋介石的手段，以蒋一贯之独裁与强势，怎能吞咽这口窝囊气？
从1943年12月23日到1944年4月4日，史迪威通过罗斯福5次拍发电报强迫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如果蒋介石不听从，美国即暗示或明示停止供应训练装备、停运重要军用品、停止装备训练等各种要挟手段。最令蒋介石忍无可忍的是，1944年4月10日，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的名义下令，将援华物资实行停拨，直到蒋介石同意派遣远征军出发，美国才恢复了供应。
由于夺权不成、意见不合、争斗不休，史迪威对蒋介石恨之入骨，所以处心积虑，想尽办法欲杀害蒋介石而后快，孰料机关算尽，阴谋诡计终难得逞。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休，蒋史二人相互雠骂攻讦，无情算计，尤其是史迪威，竟一度假公济私，兵分多路，筹划七八种狠毒之伎俩，急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或因蒋介石福大命大，或因担负中华民族抗日之重责，史迪威不仅阴谋遭粉碎，甚至个人仕途最后命运终亦毁于蒋介石之手。在蒋介石坚持下，以中国抗战大形势及反法西斯国际战略为后盾，向罗斯福施压，强烈要求撤换史迪威，促使罗斯福低头，勉为其难把史迪威调回美国。史氏回国之后，抑郁寡欢，不久病卒，宁非也是一种现世报？但这场冲击中美关系的“史迪威事件”，使得双方军政领袖心中块垒益发沉重，矛盾关系几乎无可救药。美国军方与国务院更形成了一股难以消融的反蒋与倒蒋势力，这股势力一直盘踞在美国军政界权力舞台，长达10年以上，尤其在蒋介石人生际遇最灰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土崩瓦解的危急时刻，这股反蒋势力的汹涌暗流便趁机集结，给予蒋介石石破天惊的总报复，更伺机在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给蒋介石致命的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