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女孩效应

要是没有女人，有多少男人会是今日的模样？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马克·吐温

斯雷·拉思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着浅褐色的皮肤，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在人山人海的街市里，她站在一台手推车旁边，平静、超然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她不时把黑眼珠前方的头发拨开，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紧张动作，是一个透露焦虑或创伤的信息。她修长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又透出跟焦虑或创伤不协调的优雅。

拉思骨架纤细，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鲜明外向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当天空骤然下起一阵热带大雨，我们全身都被淋透了，她只是开怀大笑，并急忙把我们带到一间铁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响之际，她愉快地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然而对于一位柬埔寨的乡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与讨喜的个性却是惹祸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几许危险。

拉思15岁时，家里缺钱，她决定到泰国当两个月的洗碗工，帮忙负担家计。父母开始很担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个女孩同行，并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厅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没想到进入泰国后，中介把她们交给了流氓团伙，团伙又把她们带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见到吉隆坡干净宽阔的大道和闪闪发亮的高楼大厦，见到当时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她大为感叹，觉得这个地方安全又亲切。但是随后，歹徒把她和另外两名女孩关进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实是家妓院。大伙儿称一名将近40岁的流氓为“老大”，他接管这些女孩，声称他付钱把她们买下来了，现在她们得把这笔钱还清：“你们给我好好赚钱，债还清了，我就把你们送回家。”他一再保证她们若是乖乖合作，最后就会被释放。

在明白自己陷入什么险境之后，拉思如遭晴天霹雳。老大把她锁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宁死不从，令客人大为光火。“老大发飙，甩我耳光，两手换着打。”她回忆道，口气中透着无可奈何的认命态度，“我脸上的伤过了两个星期才好。”然后老大和手下马仔轮番强暴了她。

“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边打她一边说，“我们就把你揍死，听到没有？”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小声啜泣。老大强迫她吞下一颗药丸，团伙里的人称之为“快乐丸”或“摇头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是服下那玩意儿后，她连续一个小时不住地摇头晃脑、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摆布。药效过了之后，拉思又开始哭，她被迫对所有客人露齿而笑，不听话就会被干掉。拉思妥协了。

所有女孩全年无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长达15小时。她们平时不准穿衣服，这样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费藏在身上。她们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经常被打得很惨，直到学会看到客人时立刻条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跟红着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这些女孩从来不准上街，工作也从来没拿到过一分钱。

“他们只给吃的，但给得不多，因为客人不喜欢胖女孩。”拉思说。女孩们每天在监督之下坐巴士往返于妓院与公寓之间，她们十几个人住在一栋公寓的第十层，大门从外头被反锁。一天晚上，几个女孩走到阳台上，把一条5英寸宽的长木板从晒衣服的挂物架上撬下来，然后架往距离12英尺远的隔壁栋阳台上。木板晃动得十分厉害，但是拉思在这里已经绝望至极，她打算孤注一掷，于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

“我们有四个人都上去了，”她说，“其他人吓得不敢尝试，因为木板真的晃得厉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里我更害怕。我们觉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里好，反正留下来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到了隔壁栋阳台，女孩们大声敲窗户，吵醒了一脸吃惊的住户。她们不会说马来语，不太能跟屋主沟通，但对方还是让她们进屋了。她们从前门出去，乘电梯下楼，在寂静的街道上四处游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们赶走，后来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们。马来西亚的反移民法非常严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后，按说应该被遣返回国。当马来西亚警察把她载到泰国边界时，她以为是护送她回家，结果却把她再度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又把她卖给一家泰国妓院。

拉思所经历的这段波折，让我们瞥见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所惯常遭受的残暴对待，这样的暴行慢慢受到关注，被公认是本世纪最主要的人权问题之一。

然而，这项议题所牵涉到的问题，几乎还没有出现在全球议程里。的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报道国际事务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写这本书。我们当时深信，让人眉头深锁的外交政策问题应该是崇高而复杂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扩散。在当时，很难想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忧虑于孕产妇死亡率或女性外阴残割问题。那时，对于妇女的迫害是边缘议题，只有女童军才认为值得为其捐款。我们宁可探讨深奥难懂的“严肃问题”。

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一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自身觉醒之旅的产物。

女性生存问题极少引起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注意，尤其是南亚和伊斯兰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妆不够而被处罚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杀害的“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约每两个小时发生一起，但是这种消息很少成为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光是过去九年间，就有5000名妇女因被认为不听话而被家人或亲家浇上煤油后点火焚烧——或者被泼硫酸，后者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也许更悲惨。要是以这种速度把妇女活活烧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议之声会有多么强烈。然而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人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一名重要的异议分子在异国遭逮捕时，我们会写一篇头版新闻；而当10万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绑架及被非法卖到妓院时，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新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记者往往善于报道特定日子发生的事件，却疏于报道每日常态性发生的事情，比如妇女每日遭受的残暴对待。疏忽这个主题的并不是只有记者。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特别针对妇女的不到1%。充满热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制订出了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们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风险。“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森在1990年刊载于《纽约书评》的一篇经典之作中如此写道。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许多地方女性人数应该多于男性。就连在贫穷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极为重男轻女的地区，妇女却从人间蒸发了。就中国的总人口数来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与其相对（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则是111名。这的确跟生物学无关。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与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时女性也多于男性，跟美国相同。

娜依玛·阿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她的双眼被前夫用硫酸灼伤至盲，现在只得由12岁的儿子为她导盲。

（拍摄：尼可拉斯）

森教授发现，上述人口性别比例说明今日全球共有1.07亿女性行踪不明。后续研究计算的“失踪女性”人数稍有不同，介于6000万到1.01亿之间。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200万名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消失。

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食物紧急救助站的一个13岁女孩。她的母亲扎赫拉（右）说，家里的男性都营养良好。站里的几十个孩子里，几乎全是女孩，这也反映出在食物紧缺时父母总会优先照顾男孩的现实。由这种性别歧视导致的区别对待，使得全球每年大约有200万名女孩丧生。

（拍摄：尼可拉斯）

西方国家也有其性别歧视问题，但在富裕国家，性别歧视老是跟薪资不平等、体育队伍资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欢的碰触有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性别歧视却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亲带着女儿去接种疫苗的比例少于儿子——光是这一点，就要为印度1/5的失踪女性负责。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医院的男孩还严重时，才会被送入医院。

整体而言，印度1～5岁的女孩跟同年纪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计是，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于性别歧视。

身材魁梧、留着一脸络腮胡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经这么跟我们说：他的妻儿都生了病，他要妻儿都存活下来，但是孰轻孰重相当清楚，儿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宝，而妻子则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他只给儿子买药。“她总是大小病不断，”他冷冷地评论自己的妻子，“帮她买药不值得。”

现代化及科技的发达，有可能加重这样的歧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声波仪器在医院普及，孕妇能够轻易知道胎儿的性别——如果发现是女孩，则会堕胎。在中国福建省，曾有一个农民在谈到超声波时相当激动，咆哮着说：“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生女儿了！”

现在，在中国和印度，为了防止性别选择性堕胎，医生及超声波技术人员被禁止告知孕妇胎儿的性别，然而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完善。研究显示，当父母被禁止选择性地把女胎堕掉时，就有更多的女孩在婴儿期夭折。母亲不会刻意杀死不得不产下的女婴，但是在照顾方面却马虎草率。布朗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这个折中之道，结果令人心痛：平均而言，允许选择性堕掉100名女胎，就能避免15名女婴夭折。

虐待女孩事件的全球统计数字高得令人麻木。看来，过去50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20世纪所有战争的男性还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任何一个十年当中，在常态性的“性别屠杀”中丧命的女孩人数，远多于20世纪所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人数。

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卖到泰国妓院后，妓院老板并没有殴打她，也没有时时监控她，两个月后，她逃了出去，凭自己的力量回到了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国后遇到一位社工人员，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名为“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的团体，该团体帮助遭非法贩卖的女孩重建新生活。他们拨出捐赠基金里的400美元，买了一辆小推车和些许商品送给拉思，就这样，拉思成了一名街头小贩。

在波贝（Poipet）这个边界小镇，拉思在泰国及柬埔寨海关之间的露天场地找到一块好地方开始了她的生意，这是一块有足球场大小的长条地带，两边是卖饮料、点心和纪念品的摊位，跨越泰国与柬埔寨边界的旅客都会经过这里。拉思在小推车里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衬衫、帽子、珠饰、笔记本、笔及小玩具等。现在，甜美的长相及外向的个性开始发挥作用，她成了销售力一流的售货员。她努力攒钱，投资进新货，生意变得兴旺，并有能力赡养父母及照顾两个妹妹了。她结婚了，育有一子，开始攒钱让他上学。

2008年，拉思变卖了手推车，顶下一处摊位，后来连隔壁的摊位也盘了下来。她同时经营“公共电话”业务，让人付费使用她的手机。如今，你要是从泰国进入柬埔寨来到波贝，请在集市中段的左手边找一找，一名少妇会微笑着跟你打招呼，试着卖给你一顶纪念帽。她会开怀大笑，表示她已经给你优惠价格了。她是如此活泼动人，这笔交易很可能成功。

拉思和儿子在波贝自家店铺前。

（拍摄：尼可拉斯）

拉思的最终胜利提醒我们：女孩要是得到机会，不管是接受教育还是小额贷款，她们就不只是廉价装饰或奴隶，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能够经营事业的。请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买了那顶帽子之后），你会发现她充满自信，因为她收入可观，能够为她的妹妹和儿子提供更好的未来。本书的许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这个真理请铭记在心：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

这也是我们拜访雪莉 祖先的村庄时所吸取的教训。那座村庄位于中国南方，在稻田之间、泥路尽头。多年来我们定期踩着广东台山地区的泥土小径前往顺水村。这是雪莉祖父从小长大的村子。传统上，中国是较为压抑女性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在雪莉的家族历史中看到这种迹象。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家族秘密：原来雪莉还有一位长久失去联系的大祖母。当年雪莉的祖父带着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国，但是她生的都是女儿，于是祖父休了她，把她送回顺水村，另在当地娶了更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带回美国。年轻的这位就是雪莉的祖母，她不负众望生下一个儿子——雪莉的父亲，于是前妻及几个女儿就从家族记忆中被抹去了。

每一次探访顺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时，都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百思不解：年轻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年轻男性不是在稻田间挥汗如雨，就是在树荫下懒洋洋地扇风，但是年轻妇女和女孩却几乎不见踪影。当时，广东省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中心，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处成立，我们踏进这些工厂时，终于见到她们的芳踪。这些工厂仿佛是雌蜂群聚的嘈杂蜂窝，在这里生产的鞋子、玩具和衬衫充斥着美国购物商城，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所未见——也缔造了反贫穷计划中最有效的记录。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中，在组装生产线上的员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东亚的制造业生产线上女性至少也占七成。亚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大幅赋予女性经济权的自然结果。“她们手指较小，比较适合缝纫。”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厂的经理对我们解释。“她们乖巧顺从，工作比男人还卖力。”一家玩具工厂的老板表示，“而且我们可以付她们较低的工资。”

妇女的确是该地区发展策略的关键。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前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后来国家把她们注入经济领域，随即大大增加了劳动力。基本的处方就是缓和压制，不只让男孩接受教育，也让女孩接受教育，并且让女性有搬迁到城市及在工厂工作的自由，由此因为晚婚和减少生育而迎来了“人口红利时期” 。同时，妇女还会资助晚辈亲人的教育，把薪资的一部分用来储蓄，从而提升了国民储蓄率。这样的模式被称为“女孩效应”。由于女性染色体由XX组成，这也称为“双X解方”。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只在经济繁荣的东亚，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帮助妇女都可以是打击贫穷的成功策略。“自雇妇女协会”（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于1972年在印度成立，从那时起，该协会就在支持最贫穷的妇女从事自己的事业，这项举措使当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学者及其他基金会都相当赞叹。在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立“乡村银行”，锁定女性为放贷对象，实施小额金融贷款。最后他因为这项事业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孟加拉国团体——“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贫穷组织，他们帮助最贫穷的妇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乡村银行及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让世界上其他的援助组织渐渐发现，女性不只是他们所做这些工作的潜在受惠者，更是发扬光大的媒介。

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开始注意到妇女所代表的潜在资源。“对于女孩教育的投资，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投资里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时这么写道。“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从事这项投资，而在于国家是否负担得起不教育更多女孩的后果。”2001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表示推动性别平等是对抗全球贫困问题的关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一则重要报道，主张性别平等能够带来“双重红利”，不只提升妇女地位，也提升她们的孩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日益增加的相关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如此总结：“赋权妇女有助于提升经济生产力，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健康及营养水平，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机会。”

在发展及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多深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森、萨默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经济学界传奇人物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保罗·法默（Paul Farmer）医生等人，呼吁大家多加关注妇女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私人援助团体和基金会也开始转换方向。“饥饿援助计划”（the Hunger Project）声明：“女性是终结非洲饥饿问题的关键。”成立“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法国外交部长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谈到发展时直率地声明：“进步要通过妇女来达成。”“全球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发布了一则重要报道来解释“为何及如何把女孩放在发展的中心”。国际救援组织“各地援助及关怀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在反贫穷的努力方面，也把妇女放在中心地位。“耐克基金会”与“诺瓦基金会”皆把焦点放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女孩增加机会上。高盛投资银行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这么总结：“性别不平等有碍经济增长。”该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若能让女性接受教育，该国的经济表现将会有多大的进步。部分因为这份研究的关系，高盛拨1亿美元给“1万名妇女”计划，向1万名妇女提供商业教育。

“9·11”事件后，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也使得军事及反恐机构等单位对这些议题深感兴趣。国家安全专家表示，滋生恐怖分子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妇女遭到社会边缘化的国家。美国国防部愈是深入了解反恐主义，愈是体会到投下炸弹往往无所帮助，于是转而对女孩教育这种攸关一般民众的计划发生兴趣。军方人士认为，赋予女孩力量，就能削减恐怖分子的势力。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的女孩教育情况时（他们在2008年也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就能了解，性别是个完全符合国际事务议程的严肃议题。我们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也能明显看到这样的转变：过去用来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策的木制壁板大厅，现在也用来举办孕产妇死亡率讨论会。

我们试着拟订一份世界女性的议程，将焦点放在以下三项：

一、性贩卖（sex trafficking）及强迫卖淫；

二、性别暴力（包括荣誉谋杀 及集体强暴）；

三、孕产妇死亡率（可避免，却依然每分钟都在夺走一名妇女的性命）。

我们提出的让女孩接受教育及小额贷款等解决之道，目前也已在进行。的确，世界有许多不公平之处、有许多值得关注及支持的目标，而我们各有所拥护的理想。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议题上，是觉得这种迫害及其背后的机会都能跨越界限。我们看到，外人的帮助的确可以带来重大的转变。

让我们再回到拉思的例子。拉思的故事真的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我们想找出马来西亚的那家妓院，采访一下那名老大，争取解救依然困在那里的女孩，可惜我们无从得知妓院的名称或地址。（拉思当时不懂英文，甚至连罗马字母也不认得，因此看不懂招牌。）当我们问她愿不愿意回到吉隆坡协助我们找到那家妓院时，她顿时吓得面如死灰。“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想再面对那件事情。”但是，最后她心软了，跟家人商量后，终于同意回去一趟，希望拯救她的女性朋友。

拉思在一名口译员及一名当地反人口贩卖人士的保护下飞回吉隆坡，尽管此次回去情境已完全不同，但当抵达红灯区时，她看到那些在别人看来是象征欢乐、对她而言却勾起痛苦回忆的霓虹灯，还是吓得全身发颤。

最后我们得知，自从拉思逃跑之后，马来西亚因为人口贩卖而饱受舆论批评，警方已破获几家最残酷的监禁女孩的妓院，其中包括拉思被卖去的那一家。国际的谴责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让处于权利金字塔底层女孩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样的结果再次显示，这是充满希望的行动，而非渺茫无望的目标。

可能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发生在遥远世界里的荣誉谋杀、性奴役和外阴残割等事情，虽悲惨但不可避免，就像以前许多正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普遍认为奴隶制度是人类生活中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样，在他们看来，对女性的迫害仅仅是另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恐怖行为而已。但是18世纪80年代，以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为首的一些英国人愤怒不满，认为奴隶制度违反道德，非得废除不可，而他们的确做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正在萌生，那就是解放妇女的全球运动。

因此，且让我们一开始就厘清重点：我们希望你加入这刚起步的救援行列，开启女性作为经济催化剂的力量，解放妇女，对抗全球贫穷。这就是目前正在上演的：不是受害者之剧，而是赋予力量之剧，这能够把青春洋溢的活泼少女从妓院性奴转变为飞黄腾达的女商人。

这是一个关于脱胎换骨的故事。这样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如果你敞开心扉加入我们，就能加速这个进程。 TNPpJ+YnqMt9ma9AroDgcQL3fvEKY5qE85IufE9WiS4r1v4xRyknFMkuLBaGDY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