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防城市

撰文　细田尚美（ Naomi Hosoda ）

翻译　李鹏程

2008 年 10 月，一则惊天消息从中东传到了菲律宾。该新闻报道称，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签证规定进行了修改，致使六千多名菲律宾人被困在了阿曼和伊朗。媒体了解到，这些人是在进行俗称的“签证跑”（ visa run ）时，被困在阿联酋边境几个城镇的。原本签证续签只需要几天即可完成，现在却要拉锯至几周甚至几个月。有些被困的菲律宾人甚至已经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很多人不得不以人道主义为由，向各自所在国的菲律宾大使馆寻求帮助。这条消息震惊了很多菲律宾人，一个事实也由此浮出水面，很多自以为来到了“乐土迪拜”的工人，实际上全是非法入境者。他们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向菲律宾政府申请救援，要么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留在阿曼或者伊朗工作。

近来，由于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和运动赛事，迪拜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不过，在世界媒体开始报道这个城市令人咋舌的发展前，我就在拜访菲律宾期间对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我有位相识十年的朋友 Marlene 就住在迪拜， 2006 年时，她来马尼拉度了一个月的假，我们见面时， Marlene 提议说：“咱们去迪拜吧！那里工作机会很多，城市也超级干净漂亮。你应该亲眼去见见。”我记得她以前对去中东旅行的想法不怎么感冒，就问她是不是已经不介意去中东了。她回答道：“那儿不一样的，那是座不设防的城市（ open city ）。”我们在马尼拉的会面结束后，她便飞回了迪拜。没过多久，我的另一个朋友发来一份邮件告诉我，他也开始在迪拜工作了。几个月后，机缘巧合，我第一次访问了迪拜。到那儿之后，我发现原来菲律宾的男男女女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这里工作，在街上闲逛，去购物中心，吃饭，还在星巴克里用个人电脑聊天。此外，我还很快发现，菲律宾人在迪拜从事的行业其实五花八门，从家政工作到建筑工地上的半技术工种，再到商店和饭店，甚至是诸如会计、工程和销售管理等专业领域。

近期多项有关菲律宾人全球移民的研究，都曾细致调查过施加在移民身上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其他一些研究则调查了这些移民在创造各自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类能动性的各个面向。好几项研究考察了移民在所在国和菲律宾（或两国都有）的归属感（例如， Faier 2009 ； Lan 2006 ； Constable 1997 ）。调查者还研究了菲律宾的女性移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逾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 Parrenas 2001 ， 1 ）。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当代菲律宾劳工在中东地区的境遇。首先，很多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家政、娱乐和护理这类女性居多的职业中那些女性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中东的主要城市中，我们会发现菲律宾工人无论男女，在社会各行业中都有参与（ Johnson 2010 ）。第二，这些研究主要仰仗的是在世界几个地点进行的实地调查，几十年来，中东的雇主们雇佣的菲律宾合同工数量都是最多的，但这个领域仍然少有人涉足研究，尤其缺乏实证基础。几项最近发表的民族志研究，关注的还是中东地区的菲佣（ de Regt 2008 ，也门； Liebelt 2011 ，以色列）和菲律宾专业工人（ Nagy 2008 ，巴林； Johnson 2010 ，沙特阿拉伯）。在阿联酋， Christ （ 2012 ）调查了迪拜的菲律宾女性移民如何与同胞分享日常知识，来应对她们这种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的临时工地位。不过，尽管有这些研究发表——部分也因为大众媒体和日常讨论对中东的描绘——中东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十分沮丧的。

然而，即便在这种对中东的描述下，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仍然增长惊人，从 2001 年的 17 万剧增到 2009 年的 60 万。人们可以认为，这很合理地反映了迪拜这座国际化城市在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不过，我却饶有兴趣地发现，在移民工人的讲述中，迪拜和中东其他地区大有差别，尤其是在“不设防城市”这一社会标志（ social marker ）方面。因此，这篇文章想要考察的，是过去十年中菲律宾人在迪拜所经历的寻求良机的过程。我会探究菲律宾人在迪拜的一系列不同遭遇，希望能阐明所涉现象的复杂性质。不过，我的研究靠的并不是与全球化这种宏大理论有关的术语，而是建立在了“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s ）这一由 Anna Tsing 在 2000 年推广开来的概念。这个观点认为，实践活动会对人与地区产生联系和改变的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建议研究者去调查研究这些活动。此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某些特定渠道促进、组织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

作为讨论菲律宾人与迪拜间关系的一部分，我必须要提出的是，在本文中，我认为菲律宾人和他们脑海中构建出的迪拜，都是非固定实体。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地区 / 空间及其与某个特定人群的关系的感知方式，是在民族学家中激起过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 Olwig and Hastrup 1996 ）。 Corsin-Jimenez 争论道，当人们缺乏与某个地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时，这个地理位置很可能对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就会发现，空间终究不是“一类固定和特定的本体属性”（ 2013 ， 140 ）。他强调说，除非我们把空间看作一个对我们有价值与意义的载体，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非空间的空间性”和缺乏任何牵连的地点的存在（ Corsin-Jimenez 2003 ， 50 ）。或许， Retsikas （ 2007 ）的研究和本文更有一些相关性。 Retsikas 考察了位于东爪哇的某个边远地区不断变化的特征，并观察了这一地区与在此停留、定居又牵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 Corsin-Jimenez 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为基础来看，这个研究证明的过程，与人们改变自身的过程十分近似。地区同样会“通过人们在这些地区、通过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地区——有关或无关——的参与”而改变自身（ Retsikas 2007 ， 971 ）。

2009 年和 2010 年，我曾对在阿联酋的 59 位菲律宾雇工（ 39 人为女性， 20 人为男性）进行过采访，我的论点就是以这些访问中采集的叙述为基础的。此外，我还通过采访收集了一些补充信息，被采访对象包括菲律宾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记者、阿联酋旅行社代理、菲律宾的招募人员、马尼拉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团队、雇佣了菲律宾人但出生于他国的雇主和同事，以及阿联酋的菲律宾社区的领导人。秉承着这一学科的专业做法，为保护调查参与人员的身份，我在文中使用了化名。

菲律宾人与阿联酋

菲律宾人与迪拜的劳动关系，始于中东在 1970 年代开始的石油繁荣时期。在这之前，菲律宾移民的主流目的地是美国。这些移民包括了医生、护士和教师，前往中东的群体主要是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因此，向中东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的形成，也被嘲讽为“从智力流失到体力流失”。这一说法所暗示的，正是菲律宾人作为世界工人永不停歇的商品化过程。另外，在石油繁荣的那些年间，外迁移民的主要形式也从永久移民变成了以合同为基础的短期移民。

尽管菲律宾经济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有真正的发展，但是雇工们给家里的汇款却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而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制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海外移民的扩散。菲律宾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管理着一千多家招聘代理中介的运营，而且还要尝试监督其海外雇工的各项权利。在亚洲的劳力输出国中，菲律宾是第一个制定法律来保护其海外雇工的国家。而且，菲律宾政府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创造“伟大的菲律宾工人”（ Great Filipino Workers ）的努力，也很值得注意。这个说法是由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 Gloria Macapagal-Arroyo ）想出来的。菲律宾政府与海外的就业代理机构协调合作，一部分工人也不断自我推销，将菲律宾的雇工塑造成了极具竞争力的劳动者，不但受过教育，英语流利，还能提供“温柔、悉心的照顾”（ Guevarra 2010 ， 2-3 ）。

菲律宾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各种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工。截至 2008 年 12 月，估计有 820 万菲律宾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 10% ——在世界 170 多个国家工作和（或）生活。中东在吸引菲律宾临时雇工方面，仍处于领先位置， 2008 年输出的 320 万临时雇工中，有 220 万都去了中东。这一地区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在菲律宾临时工中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沙特连续几十年都一直是菲律宾合同工最向往的目的地（一百多万菲律宾人生活在那里）， 2008 年，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受欢迎程度也紧随其后（ CFO 2008 ）。

正如前文所述，在海湾地区，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数近年增长显著，在 2004 年到 2007 年间，这一数字尤为惊人。三年时间内，人口数从 20 万爬升到 53 万，增长了 2.5 倍 （ CFO 200 ）。 是什么引发了菲律宾人口在阿联酋的迅速增长呢？首先，这要归功于迪拜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寻找就业机会。 1972 年阿联酋正式成立后，迪拜酋长国由于面临原油储量有限的问题，走了一条与其他几国不太一样的发展之路。迪拜政府决定发展多样化经济，不再仰赖石油，而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制造、贸易和旅游上，这一决定也成为海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扣除物价因素后，阿联酋的 GDP 增速在 2004 年到 2008 年之间一直保持了高达 6%-10% 的水平（ IMF 2009 ）。

阿联酋的外国人口在迪拜经济繁荣的那些年翻了好几倍，到 2008 年时已经达到 590 万，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 87% 。虽然海湾国家都有大量外国人，但只有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比例超过 80% （ Janardhan 2011 ， 94-96 ）。在迪拜居住的外籍人士中，菲律宾人口数位居第四，仅次于南亚国家如印度（ 150 万）、巴基斯坦（ 85 万）、孟加拉国（ 80 万）的移民人数（ Horinuki 2010 ）。与以男性为主的南亚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劳工男女都有，且遍布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服务业最为引人注目， 21 世纪初期，阿联酋的菲律宾女性劳工也要多于男性（ POEA 2009 ）。

“不设防城市”的崛起

在维萨亚斯群岛的萨玛岛出生和长大的 Brian 是一位工程师，目前是迪拜一家菲律宾社区协会的负责人。 1995 年， Brian 移民到了阿联酋，现在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迪拜闹市区德伊勒的一幢公寓楼里。 Brian 这样讲述了他来到迪拜的过程：

我之前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过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出国是为了养家糊口，随便去哪里都行，沙特、科威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哪儿有好工作我就去哪儿。我来（到迪拜）是收到了我妹妹的邀请，因为她知道我想找个好工作。后来我妻子也跟来了。她挺失望的，因为迪拜太小了——当时还没有摩天大楼、购物中心或公共交通系统。她抱怨说：“还是马尼拉好点！”

根据在迪拜的采访，我发现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在 21 世纪初以前来到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对迪拜或者阿联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除非他们之前曾在海湾地区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换句话讲，“迪拜”这个词只充当了一点地点指示的作用，对大多数菲律宾人而言，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充其量就是一个有海外工作机会的国家罢了，人们也不会专门去讨论它，对他们而言，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一些数据，如薪酬、安置费、福利等，以及就业条件有关的信息。不过，总体来讲，中东并不是那些想要走出国门的菲律宾人的首选地。迪拜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菲律宾语中的日常用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的。 Angeline 曾是德伊勒商业区一家旅行社职员， 2006 年，她决定冒险（原词是 nakipagsapalaran ，在他加禄语中是冒险的意思）持旅行签证去一趟迪拜，理由是：

我曾经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辛苦工作了五年，知道自己在还能继续在台湾工作多久这个问题上，会受到年龄限制，所以在 30 岁之前，我回到了菲律宾，准备另谋机会。后来我听说迪拜是个“不设防城市”，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迪拜美轮美奂，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金光闪闪的购物中心。事实上，来到这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人尊奉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电视频道上出镜的）电视记者穿的衣服和我们在菲律宾的打扮一模一样，都是时装店里那种。

Angeline 的评价和 Marlene 之前对迪拜的描述，连同其他菲律宾人的讲述，都揭示了迪拜已经和其他中东地区的城市不一样。一组伴随而来的独特形象，让迪拜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那就是“不设防城市”。但是这一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新含义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并没有确切资料可考。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到了 1990 年代，几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已经被称作“不设防城市”了。此后的 21 世纪初期，迪拜这种“不设防城市”的形象迅速在菲律宾社会广泛流传开来。我的信源举例说，香港也是一座典型的“不设防城市”。另一个类似表达是“不设防国家”，不过这个说法与“不设防城市”稍微有点区别，因为“不设防国家”通常指的是那些讲英语的移民目的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如果以谈话对象对“不设防城市”的描述方式来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至少体现了城市特征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现代都市氛围和进出容易。第一个方面已经在个人交流与媒体报道中被渲染过很多了。比如， Marlene 比较过不同城市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目前居住在该地区的菲律宾人也做过类似的区分。在这些讨论中，迪拜和沙特经常会被置放在比较刻度上的两个极端。首先，迪拜代表了现代化，强调的是过度消费主义和最新科技。其次，迪拜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自由开放，允许外国男女居民自由交谈和出入公共场合。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居民相互间可以更容易地社交，而这一点在周边的酋长国和国家中，是不允许的。在迪拜，十个居民中就有九个来自外国，因此，能领略不同文化和人群也可算作“不设防城市”的特征之一。除了信件和电话这种个人交流外，互联网通讯技术，尤其是 Facebook 、 YouTube 、 Skype 等，也协助将迪拜的生活形象扩散到了那些居住在中东之外的菲律宾人当中。虽然这些外国生活是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现出来的，与日常生活会有些许出入，但还是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力场，吸引着那些希望在国外寻找到更好生机的人们到来。

在 21 世纪初期，菲律宾的大众媒体对迪拜的塑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媒体的报道中，迪拜成了临时就业的独特目的地。正如 Angeline 提到的，菲律宾的电视综艺节目把迪拜描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旅游胜地，大批菲律宾人在此繁荣发展。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真正把迪拜这种梦幻旅行地的形象确定下来的，还是 2005 年上映的菲律宾卖座大片《迪拜》。在影片中，当红的菲律宾演员们扮演的是半熟练的技术工人，却住在宽敞的大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影视形象的塑造改变了菲律宾人对移民中东城市的看法。而且，这部电影是星影业公司（ Star Cinema Company ）出品的“ OFW （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 ，海外菲律宾工人）电影系列”中的一部，该公司专门选择有大量菲律宾人聚集的世界主要城市作为拍摄地点。在观众看来，这部在迪拜拍摄制作的电影，将它描绘成了可与旧金山、香港、米兰等工业和时尚中心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

我的信源说，在电影上映后，移民迪拜的菲律宾人数量空前，都希望在那里找到崭新的生活。 Brian 回忆说，一大堆自称和他在菲律宾的家人有亲戚关系的人，纷纷到他的住处来自荐。

这部电影确实让菲律宾人记住了迪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 Sarah Balabagan 因正当防卫而被控谋杀并判刑的地方。可惜的是，他们到了之后才意识到，一个送货小弟能租得起的只有一张床的空间，不是小公寓。

2006 年 5 月，媒体报道称，每天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工作的菲律宾人数量已经从 2005 年一整年的 400 人，猛增到日均 60 人。

旅行签证准入

迪拜常常被称为“不设防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可以轻松通过旅游签证进入这个城市。 2005 年到 2008 年间，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可能是菲律宾打工者最惯常使用的方式（ Hosoda 2009 ）。根据迪拜当地的新闻报道，早在 2006 年 5 月，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菲律宾劳工办公室和菲律宾社区就注意到，通过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阿联酋的菲律宾求职者数量已开始多到令人担忧。这些机构随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希望可以制定出一个阻止这种非法移民流的方案。

旅游签证的使用，一直到 2008 年签证规则有所修改后才得到遏制。在这之前，阿联酋政府不会向签证申请人和各自的担保人索要其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官方证明。因此，一个自诩为某外国来访人士“亲戚”的人可以很容易成为这个来访者的正式担保人。 Marlene 就曾请他以前的同事当了回自己的“亲戚”。 Angeline 则发现，她根本不认识那个在某份申请文件中出现的担保人的名字。

在雇主和雇工眼中，旅游签证十分便捷：雇主可以绕过繁琐的程序，直接以较低的成本雇佣员工。而雇工也可以不用走程序，立即找到工作。此外，旅游签证还有相当的弹性，假若任意一方出现问题，可以立即终止雇佣关系，雇工可以开始寻找下家，而雇主也可以招聘新的员工。

关于这些外国居民的来源国和签证类型，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但根据旅行社的员工和迪拜的记者的回忆，很多外国移民使用的都是旅游签证（参见 Osella and Osella 2012 ， 118 ）。不过他们承认，这类旅游签证还是在菲律宾人中间最受欢迎。有些旅行社员工和记者还进一步将这种现象和菲律宾的国民性格联系到了一起，声称菲律宾人比其他国籍的人更乐观。

与这类概括性推断不同的是，通过对访谈者所述内容及其个人经历的详尽考察，我发现持有旅游护照的人在以合同工身份出国时，更可能遇到各种麻烦。总体而言，除了菲佣这种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工作外，在菲律宾宣扬的大多数海外就业机会，其实是为那些拥有大学文凭和（或）熟练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量身定做的。虽然持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就业机会的访谈者个人背景差别很大，但我仍可以指出一点，他们的年龄大都在 30-40 岁之间，并且没有大学文凭或者较久的工作经验。在这个类别中，有很大一部分女性是单身母亲或者曾在海外工作过的合同工，年龄大多在 30 岁以上。当代菲律宾社会中，海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经济或个人问题、达成个人抱负的最好方式（ Guevarra 2010 ， 4 ），如果把这种盛行的“（海外）劳工移民风气”考虑进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正是持旅游签证前往迪拜这一途径，让那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达到了官方渠道的要求，成为海外雇工。

Ana 的故事

1976 年出生的 Ana ，在塔克洛班市附近某个小镇长大，该市位于维萨亚斯群岛中的莱特岛上。她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三，父母靠在自家田地里种椰子和稻米为生。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 Ana 进入了塔克洛班市一所大学深造。但是，她在大三怀孕后便退了学。结婚五年后，她与丈夫离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了赚钱养家，她开始在塔克洛班市的小商店和小吃店打工，但是无奈收入微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后来， Ana 的朋友告诉她，在迪拜有一个工作机会，做餐厅服务员，月收入可以达到 30000 比索（约合 630 美元）， Ana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了 80000 比索，全部交给宿务岛一家旅行社后，在 2007 年 3 月离开了菲律宾。

Ana 回忆了到达迪拜后的情景：“那里的东西都好贵，我虽然有所耳闻，但直到离开菲律宾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害怕极了。” Ana 和一个女人见了面，旅行社说这是她的联系人。但是这位联系人却说， Ana 之前申请的工作职位已经安排给了另一位申请者。随后， Ana 被带进了一幢住宅楼。在这里，她要和九个菲律宾女性共处一室。她们每个人都租了一张上下铺的床位，每月要支付 600 迪拉姆（约合 160 美元）的费用。

Ana 只得开始重新找工作。她从同胞那里得到了一些就业建议。第一条途径，需要她“走访各类零售店、商店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简历。这个途径就是所谓的‘门到门’。这么做的人被称作‘约翰走路’（ Johny Walker ，一个威士忌品牌），因为你得一直不停地走”。 Ana 回忆道：“我在菲律宾可没干过这种事情，但在这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她还查看了报纸上的个人广告页，不断向朋友和熟人询问工作机会。好几个商店都给她回了电话，也谈拢了就业协议。起初，他在一家印度珠宝商店工作，但一周之后就辞了，原因是她害怕老板对她性骚扰。此后，她又换了几茬儿老板，因为在当时只要她不挑三拣四，工作机会还是相当多。她得尽可能多挣钱，才能寄给家里的孩子们。

此外， Ana 还必须要记着保证旅游签证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她每两个月都要到邻近国家进行一次“签证跑”。“每次出境后，我都担惊受怕，向上帝祈祷。因为我知道有些菲律宾人就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出境点’。朋友和旅行社根本没有遵守承诺，处理他们的签证。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我就彻底完蛋了！”不过， Ana 还是“顶风作案”，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更新签证状态。“什么时候去更改签证类型是个很大的决定，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更好的机会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她解释说，“这就是一场博弈，因为每一次你都会不停问自己：‘我现在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Ana 了解到，阿联酋政府要在 2008 年年中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旅游签证制度，便把她的签证类型从旅游签证改成了工作签证，但这也意味着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辞去某份工作、另谋高就了。她的雇主是一个印度人，在卡拉马区经营一家规模很小的鞋店。这个区到处都是专为菲律宾和其他亚洲移民服务的店铺。每个月，她都可以得到 1700 迪拉姆（约合 460 美元）的报酬，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不过，她从来都没休息过，因为如果一周七天都上班的话，雇主会多给她加 500 迪拉姆。“这儿的生活，其实看的全是运气 （ suwerte – suwerte lang ）。我是个失败者（ bigo ），因为我老是不走运（ suwerte ）。我怎么能两手空空地回去见家人？我没有存款，等着我的只有债务。”只有去夜总会的时候，她才能感到些许快乐，在那里，她可以尽情跳舞，暂时忘却她的那些难题。

碰碰运气

他加禄语（即菲律宾国语）中有一个词叫 pakikipagsapalaran ，大概可以翻译成“碰运气”或者“冒风险”。与这个词紧密相关的形象，是那些从熟悉的环境迁移到陌生地方碰运气的人们。报告显示，在东南亚岛国居住的其他民族，如新加坡的布吉人、印尼的米南卡保人和马来西亚的伊班人，在生活中都有类似的文化概念，而这些概念其实都和这些族群在地理上的高度流动性有关（ Hosoda 2008 ， 314 ）。

很多谈话对象都把在迪拜的生活比喻为一场博弈， Ana 不是唯一一个。与家乡生活截然不同的是， Ana 在迪拜每天都要面对风险和机遇。根据从这些谈话者的叙述和实际情况中收集来的资料可知，债务似乎是解释这些护照持有者所做努力的关键。由于移民到没有家人或亲戚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赌博游戏，所以开始时必须要下注。如果一个人赢的比下的注多，那游戏结果就可以确定了。如果没赢，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称作 bigo 。这对移民者及其家人来说，是相当屈辱的经历。虽然这可能无法和那种典型的奴役劳工情形相比，因为家人并没有被卖给非法招募者，被迫从事劳动且毫无人身自由，但是，移民群体的文化和“情感经济”仍然约束着他们的行为（ Lindquist 2009 ， 8 ）。有时候，这还可能会妨碍到他们回家，甚至关系到个人安危。

跨越合法性界线的尝试，受到过学术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 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 ； van Schendel and Abraham 2005 ）。从谈话者的角度来看，即便移民是持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迪拜的，也不会面临什么困难。原因很简单：小道消息说从来没有持旅游签证进入迪拜的人因为非法打工而被抓起来。而且，在一些小的方面越过合法性这条线，本身就被认为是移民在碰运气的过程中必须要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因为如果没有风险，运气就碰不到了。

Ana 的个案表明，持旅游签证的人在到达迪拜国际机场后，会遇到一系列的挑战。他们必须要根据有限的预算和个人的社会资本，来决定如何追求自己的好运气。很多移民找的担保人连自己都不认识，所以常常会因为要价过高或承诺无法兑现而产生上当受骗之感。

2008 年以前，数百万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要面对的首要也最棘手的问题，是迪拜急剧蹿升的房价。当时迪拜是世界上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情形让大多数外国雇工都没什么机会拥有住宅。他们只能住在雇主提供的员工宿舍，或者与八个以上的同胞挤在一间公寓里。每个住户占着一张“床位”（ Christ 2012 ， 690 ）。要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并管好自己的账本，他们还需要学会到哪儿买杂货，怎么使用互联网交流，如何乘坐公共交通，投工作简历，怎样才不会触犯阿联酋的某些法律，不然只能被立即遣返回国。

“签证跑”是迪拜的生活中一项关键内容。在迪拜的访谈对象当中，它也会被俗称为“ tax （税）”，因为虽然阿联酋是众所周知的免税国，但靠旅游护照住在这里的人很快便发现（一直到 2008 年 7 月都是如此），每两个月他们离开阿联酋去换新的签证时，都会被系统性地强制收一次费。迪拜有好几家旅行代理中介都提供到阿联酋边境地区一些免签证城市的护照更新（或改签）一条龙服务，包括机票、酒店过夜服务和签证处理费（含担保人更换），每人大约要交 1500 迪拉姆（约合 410 美元）。

迪拜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网络

与去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迪拜逗留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对比自己国家和所在国的异同。迪拜的劳工身处全球劳力市场竞争的漩涡当中，自然会忍不住与其他国家那些谋求新机会的人或族群比比高下。

有些访谈对象逐渐意识到，菲律宾劳工工作能力很强，菲律宾存在那些不公的社会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Leo 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办公室文员，他认为，菲律宾员工在迪拜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很干净，我们也知道怎么打理好自己，还能轻松适应工作环境”。 Linda 在一家为特殊需求儿童开设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她认为，与其他向外输送劳工的亚洲国家相比，菲律宾的高等教育系统质量很高，接近“全球标准”。这些自尊心很强的员工与菲国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菲律宾的腐败、低收入和高犯罪率处处可见，但阿联酋与那里不同，似乎对执法部门的要求要严格很多。除了薪酬差异之外，这些海外雇员在此类问题上的看法，很可能会导致或加深他们不返回菲律宾的意愿，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国外。

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人的眼中，阿联酋也并不一定是个可以一直待下去的理想地点。这可能是阿联酋禁止移民的政策以及种族和民族歧视造成的。在海湾国家，外国雇工不会被当做“移民工人”，而是被看成“临时合同工”（ Janardhan 2011 ， 105 ）。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工作多久，都没有什么机会获得公民身份。此外，在以种族和民族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下，西方人和阿拉伯侨民被排到了其他侨民之前。这就影响到了外国劳工的薪水和福利标准，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工作内外的日常人际关系（ Kapiszewski 2001 ， ch. 8 ）。在采访中，菲律宾人认为他们大概排在这个梯队的中间位置，因为菲律宾工人很少出现在迪拜就业市场的两极（一极是商业经营，另一极则是低收入劳动者）。

我的很多访谈对象都对亚洲的劳工进行了区分。他们说，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与其他亚洲人相比，有压倒性优势，因为他们的人口多，经济实力雄厚，在迪拜的社会关系也很广泛。访谈者暗示说，印度人的移民历史更长一些，所以在迪拜酋长国的精英中也比菲律宾人拥有更强大的人脉。

民族学研究也强调了印度商业领袖对迪拜经济发展的影响（ Vora 2011 ）。印度人在历史上就发展出了本国人的非正式关系网，尤其是喀拉拉邦的印度人（ Osella and Osella 2012 ）。 Osella and Osella 的研究就向我们展示了从喀拉拉邦移民过来的印度人利用这种非正式关系网帮助新来者的过程，其中包括给刚刚持旅游签证到来、想在迪拜或者其他海湾城市重建生活的工人提供协助。这些并不仅仅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人际关系，而是一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引荐制度，为的是在印度移民社区内部就把问题解决掉。

虽然持旅游护照的菲律宾人在需要获取当地的生活信息时，也会经常利用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但还是有一些区别：菲律宾人更倾向于和在街上碰到的任何一个同胞发生互动，并可能会期待得到对方的帮助。确实，当被问到他们会如何描述自己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点时，时常有访谈对象抛出“菲律宾人很清楚该怎么帮助别人”这句话。或许从所谓的菲律宾文化崇尚互惠交融这一特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现象。但在我看来，还有两个因素可能也导致菲律宾人提供互助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亲友圈。首先，菲律宾移民劳工已经在本国和外国建立起了菲律宾人这种遍布海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菲国政府项目发展起来的“伟大的菲律宾工人”形象。此外，商业和媒体机构现在也将散落在全球的菲律宾人连结了起来。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将海外菲律宾工人（ OFW ）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议题的高度。 这样的结果便是，有人提出， OFW 的归属感并不是寄托在祖国或者所在国，而是寄托在跨国空间中（例见 Parrenas 2001 ）。

其次，在 21 世纪初的中间几年，持旅游护照到迪拜的移民流模式可能也鼓励了老乡（ kabayan ）之间那种街道社区互助的强劲发展（详细内容参见 Hosoda 2013 ）。很多移民到达之后，举目无亲，所以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都走到大街上，走进公共场所，亲自去寻找更好的机遇，而这类机遇在急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更有可能找到。虽然这个“不设防城市”有着严格的执法部门，但是公共空间里的人际交往却极少受到管制，人人都可参与。这些条件似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使得背景迥异的菲律宾工人即便事先并不熟识，也可以互通有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分层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想乘机利用同胞的人。

所谓的连锁移民（ chain migration ），即家庭、亲戚或者同乡内部发生的系列性移民，曾经是除专业工人的移民模式外，菲律宾人往海外移民的特色之一（例见 Lindquist 1993 ）。但现在，连锁移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条件，即便在那些下层工人中间也是如此，他们会通过迁移或者非官方渠道去逐渐兴盛起来的城市中寻找机会，只要目的地拥有规模庞大的菲律宾跨国社区，而且这个社区坐落在“不设防城市”中就行。

2008 年危机及后续

2008 年， pakikipagsapalaran （冒险）计划的舞台骤然改变。当年 7 月，阿联酋政府表明立场，反对外国人持旅游护照入境并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政府公布的 2008 年第 322 号内阁决议更改了有关旅行签证的法规，提高了受理费用，还强制要求移民要在离开阿联酋超过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申请新的签证。此外，外国移民还要递交与阿联酋常住居民的家庭关系证明。这个决定对于那些持旅游护照的人和旅行代理中介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正是这次法规修订，才导致了那场数千人被困伊朗和阿曼的事件，也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一幕。此外，新条例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持旅游签证打工，此人将被永远禁止入境。他们的雇主将会被处以 5 万迪拉姆的罚款。通过这些措施，阿联酋政府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外国人胡乱穿越边境和持旅游护照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其次，从 2008 年 11 月开始，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使房地产严重贬值，迪拜的房产市场也不断恶化，建筑和旅游业多次发生裁员，导致大量工人被驱逐出境。因此，在 2009 年 1 月到 2 月间，菲律宾政府还专门派出救援队伍，来保护和援助三千名面临失业危险的工人。

随着新旅游签证法规的实施，加上迪拜危机的影响，持旅游护照入境的菲律宾人数量骤降，“签证跑”的人数也跌至谷底。 2010 年初，我走访了卡拉马区的一些旅行社，发现它们不是已经停止了签证更换服务，就是缩小了服务规模。不过，移民潮并没有完全停止。菲律宾的旅行社仍然把迪拜描绘成了一片乐土，而这一形象在那些急于想走捷径去海外谋生的菲律宾人来说，仍然有着吸引力。根据这些旅行社的信息，大多数持旅游签证的人落地阿联酋之后，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更改好签证类型，就会返回菲律宾。那些签证过期后决定不回国的人，会扛着大大的旅行袋，里面装满应急食品、衣物、厨房用品和娱乐光盘等，在伊朗或者阿曼那些“出境点”的酒店待上一个月。

2008 年在法律和劳动力市场中发生的改变，对持旅游签证的人造成了不同影响。 31 岁的 Jun 是来自萨马岛的一位自由职业程序员，这场危机似乎对他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觉得在家乡工作没有挑战性，他持旅游护照来到了迪拜，相信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机会。他在一个轴承公司当经理，每月可以挣到 5000 迪拉姆（约合 1350 美元），他还学习了建筑设计，并十分享受迪拜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不过，他也承认，种族歧视和仅有一个拥挤床位的生活仍然让他感到沮丧。他计划下一步搬去英国或加拿大，因为他的姑母和堂兄弟生活在那里。

还有很多 Jun 这样的例子。这些冒险持旅游签证来到迪拜的人，或多或少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我认为，大多数移民还站在十字路口，必须不停地去思考是该留下来还是另谋出路。有些移民，比如 Ana ，为了求安定，接受了比他们预期低很多的工作，其他人则拿着“买来的签证”——通过支付某个阿联酋居民一笔费用，让对方做自己的假担保人，以便换取工作签证——准备自己创业，包括开车服务、互联网求职顾问和租房服务。其他移民则跑到了别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被菲律宾政府列入禁令的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克）。 Angeline 交了一个提供住宿服务的巴基斯坦男友，靠着为其他住客服务来赚钱。 2009 年，她辞去了工作，因为她一直犹豫是否嫁给这个男友并随他回到巴基斯坦。

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迪拜街头的传言时常会大肆宣扬 pakikipagsapalaran 计划的悲剧终结。新闻报道还宣布，数量惊人的菲佣为了在阿联酋活下去，沦落为妓女。这些报道最终引起关注，人们呼吁菲律宾政府严惩那些发布迪拜或阿联酋其他地区就业广告的旅行中介。其他的移民则选择签证过期后继续逗留，要么等到阿联酋政府宣布大赦的那天，要么等到他们不得不向当局屈服的那天。据官方估计的数字， 2008 年未登记在册的菲律宾劳工（也就是超过逗留期限的那些人）有 3.5 万（ CFO 2008 ）。但是，我的很多信源都认为，这个估计低于实际数字。

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而言，就这么永远回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虽然他们对阿联酋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留恋，但是很多人在那个国家的经历，让他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收获了一种自信。他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窘境，却发现，一个人只要想活，总会有办法活下去。他们承认，阿联酋有很多宝贵方面是今天的菲律宾无法提供的，比如环境清洁，腐败较少，安全更有保障，贫困也已消除。对这些访谈对象而言，在到退休年龄之前，重新永久地融入菲律宾社会，无疑比登天还难。

结论

从 21 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开始，阿联酋破天荒迅速成为最受菲律宾临时工欢迎的第二大目的地国。根据生活在那里的菲律宾人的讲述，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劳工与迪拜间的关系。而记录和分析这些故事，是为了弄清楚在双方的共同参与下，菲律宾的求职者和迪拜这个城市被改变的复杂过程。

迪拜这两个字，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群而言，意义迥然。对很多菲律宾人来说，迪拜曾被认为“无名之地”，除了可以给那些合法的移民劳工提供收入让他们寄回家外，只是海外某个毫无价值的地方而已，但是到了 21 世纪初，那里已经被民间冠以“不设防城市”的名号，求职者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探险者，在那里赶上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机遇。迪拜和海外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允许各类菲律宾人进入，而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应付菲律宾政府强制实施的审批程序，而且它还允许他们以游客身份（寻找机遇），而不是以（合同）劳工身份留在那里。这个城市渐渐被人熟知，在这里，工人可以参与碰运气的博弈游戏，而不是仅仅做一份亦被劳动合同事先定好的工作。如果走运的话，他还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赢家。换句话说，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之高，也超出了预想。

菲律宾人中间发生的这场迪拜移民潮，揭示出了与当代菲律宾社会和移民问题有关的一系列发展状态。首先，迪拜这一产物表明，菲律宾人当中还有大量寄希望于去海外工作的人并未达到“伟大的菲律宾工人”的标准。有些人声称，“有合法移民流的地方，就有非法移民流”，因为在动机方面，这二者无甚区别（ 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 ， 13-14 ）。区别在于他们的移民渠道是合法还是非法。对那些有志于去海外工作的劳工而言，旅游签证这条路似乎造成了规定出境程序的短路，将风险完全留给了当事人。政府试图推动和输出“伟大的菲律宾劳动者”，部分是一种保护本国公民的措施。政府越大力推动这一理念，制造出的可能性就更多，讽刺的是，这项计划也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大潮。

其次，迪拜在当下菲律宾移民潮中的独特位置，让我们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推论：菲律宾工人的地域界限存在于全球经济当中。尽管代价很高、风险很大，但持旅游签证的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碰运气的大计里，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同胞真的找到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可以赚到满意的薪水，获得各种福利。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如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和意大利，菲律宾工人一直被限制在服务行业的最底层（比如家政、护理服务、工厂和农业），但是在中东这块土地上，他们却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工作。的确，尽管层级分明的民族界限依然存在，很多人还是成了那个社会里核心工人群体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状况，再加上对薪水的更高要求和有向上层社会流动可能的社会环境，想必给那些希望在新领域试试运气的工人们注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可以尝到那种出人头地的感觉。

菲律宾和阿联酋政府都在继续阻止菲律宾非法劳工进入阿联酋，但这种靠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新机遇的移民潮并未停止，只是在 2008 年的法律修订后，规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迪拜的传奇仍然在那些迫切希望离开菲律宾的人中间流传。或许，在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不设防城市”被发现之前，它会一直这么流传下去。

译自： Asia Inside Out ： Changing Times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5 pCU6+h/3gYOzrcw35zFpaHRzsSoGeDTtwc0Lq59URsj71v18DKWwcFY3Mp3Dss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