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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满都的夜

撰文 周小元

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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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屋脊旁下山国的故事,它立国的故事与佛相关。与严酷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算得上是气候温和。人们传说,文殊师利菩萨追随梵天之光来到这里,他以神力排干湖水,造出加德满都谷地,文明开始在此处繁衍。今日人们将这片土地称为尼泊尔,一个夹在中国、印度两大国间的狭长国家。

公元前后的千年中,数个王朝在此更替。如同一切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古王国一样,你只能从史诗中追寻他们的征伐、贸易与信仰。据传那时加德满都谷地里各小王国的贸易范围甚至远至斯里兰卡,由此可知南亚文明间,有着悠久深刻的交流。那么对于佛教和印度教在尼泊尔的纠缠,就容易理解得多。

古伽毗罗卫国,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的故乡,即在今日北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尼泊尔南部特赖平原上的蓝毗尼园,摩耶夫人行径此处时,在一棵桫椤树下生下了佛陀。至今,有无数虔诚信徒,梦想着前往佛陀故里朝拜。但若习惯了香火旺盛、古刹庄严,你必惊讶于此地的凋敝。

佛陀为追寻真理而离开的释伽族故土,在他还在生时,已被异族灭国。超越了悲痛之苦的佛陀,依旧不断旅行、讲道,直至加德满都谷地的克拉底王朝。他在此朝拜了印度教诸神的神坛,并招收了 1350 名弟子,包括他最为得力的弟子之一——阿难。

据《有部律》记载,佛陀在生之时,加德满都谷地已向山下平原的商人开放。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存在地区间的文化与经济联系。在大屠杀中幸存的释伽族族人,迁徙到加德满都谷地,习惯了南部平原的亚热带气候的他们,在此饱受严寒之苦。阿难的家人通过商人传话,希望他来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苦难。

阿难说,尼泊尔王国靠着喜马拉雅山,由于寒风与冰雪,我的双手与双足冻成了这般模样。

其他比丘说,你若着履,便不会冻成这般模样。

阿难回答:佛陀还没有允许。

于是佛祖说,在寒冷多雪之地,可以着履。佛陀的原始戒律,已依时间与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佛陀圆寂两百余年后,一统北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他曾隆重造访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留下宏伟的寺庙和一根带有铭文的石柱。公元 636 年,玄奘来到蓝毗尼时,曾经看到过这根石柱,以及佛陀诞生于其下的桫椤树,只是“已然枯悴”。

但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年中,佛教在它的兴起之地湮没,多神的印度教重新以其种姓制统治喜马拉雅山南麓。种姓制为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提供了治理秩序:公元 14 世纪,加德满都谷底的马拉王朝,依照印度教《摩奴法典》制定了各种种姓和等级的地位、职业和生活风俗的守则。印度教徒必须按照古雅利安人的方式生活,本地的原住民、虔信佛教的尼瓦尔人也按照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教师、学者、商人和术士被为最高的种姓,手工艺人被视为第二等,农民属于第三等级,扫除工和皮匠则被看作最下贱的不可接触者。但由于印度教将佛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宗教迫害,始终坚持着和平的品格。

划一的规则统合了古王国,人们各司其职,商业由此蓬勃,艺术与文学也逐渐繁荣。

加德满都河谷确是迷人的,这里有三个由古国形成的古都——加德满都、巴特岗、帕坦。每一座城的老王宫广场,是最能体现尼泊尔古文明气质的地方。这里的宫殿与庙宇密集而错落,毫无秩序地挤在一处。暗褐色的木质与浅灰色的石质,共同铸就王室与神灵的居所;狭窄街巷的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一尊新的神像。门廊窗棂处,多有繁复灵动的雕饰,细腻的纹理意味着艺术曾在这里达到的高度。

毗湿奴,印度教三主神之一的保护神,有无数凡间化身。以印度教立国的尼泊尔诸王朝,其历代国王都是毗湿奴的化身。王宫内处处可见的眼镜蛇铜雕,即是毗湿奴的标志。在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在每座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人与神灵的交流。列维·斯特劳斯有言,手艺,是人在浩瀚宇宙中安放自己的方式。

来自印度教与佛教性格的细腻与哲思,或许是这狭长山国的居民竟能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奥秘所在。尼泊尔全境近 30 万居民,却有 92 种正在使用的语言和 103 个不同族群。来自南部平原的多是印度 - 雅利安人种,来自北部山地的多为藏缅人种。山地国家多变的地貌特征,塑造了依环境而变化的多样文化。

2

尼泊尔还有另一重性格。 16 世纪末期,起源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全境,以武力立国。被尼泊尔人尊为国父的普利特维·纳拉扬,即是创下这一彪炳战绩的统治者。他身上有着山地民族的坚强意志和果敢性格,在统一尼泊尔全境后,开采矿业、封锁商路,培养尼泊尔境内的商业与工业。然而,此时尼泊尔的对手,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而是已控制了整个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17 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和廓尔喀王朝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役。廓尔喀军人的勇猛之名因此广为流传。在今日的尼泊尔纪念品市场上,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廓尔喀军刀即来自于这支军队。在保卫南部平原的卡朗加战役中,战士们以这种介于匕首和斧头之间的厚重弯刀,抵挡了英国人的炮火。出于尊敬其不屈的战斗意志,英国人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而在殖民帝国席卷全球的近代史中,一个内忧外患之中的小国,万千志士的慷慨悲歌,不过是其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悲情注脚。一场宫廷权变,权臣拉纳家族上台,开始实行英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此后在外交政策上,尼泊尔唯英国是瞻。廓尔喀人只能以英国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南亚、中国、乃至欧洲的战场上。

在加德满都的王宫广场上,有一座融合了欧洲风格的白色宫殿,即是拉纳家族统治时期留下的痕迹。与中世纪的国王相似,权臣们依然试图以宏大的建筑,来表达自己对庄严的定义。只是这一次,建筑里没有了神灵的位置。

1920 年代起,受印度国大党的反英斗争影响,尼泊尔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反英与反独裁斗争。尼泊尔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学生,模仿国大党的经验,成立了独立政党——大会党,并与自国外战场回归的雇佣兵一起,形成了别于权臣家族的政治同盟。二战后,英国撤出印度,伴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尼泊尔的国王纪念馆里,沙阿王朝第 7 代国王——特里布文的一生,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不甘于百年傀儡的身份,与大会党等民间革命势力取得了联系。 1950 年,国王通过出走印度,与起义军内外呼应,推翻了拉纳家族的统治。 1951 2 18 日,特里布文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宣布尼泊尔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尼泊尔近代历史上光荣的“立宪时刻”。

3

这山国的种种风云际会,其实并无法赢得外人太多注目。

高华礼,一个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尼泊尔导游,人过中年,正是爱用政治发牢骚的时候。年轻时,他曾拿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北京居住 8 年,学习机械制造。然而就像散布在几个旅游都市的尼泊尔中产阶级一样,他以导游为业,因为这个国家至今没有太多可令他一展才能的现代工业。尼泊尔在赢得世界十大旅游国家的美誉的同时,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谁还关心政治呢,我们只想做旅游,赚够足够自己用的钱。”高华礼总这样发着骚。

什么是尼泊尔?在外人眼中,它就是雪山、徒步、滑翔伞和泰米尔区。泰米尔区,一块为旅游者而生的飞地。在这拥挤逼仄的街巷内,藏着无数的旅店、餐厅、纪念品商店。你可以与各种口音的背包客一起,在印度餐厅内喝着南美咖啡谈天。对于熟悉丽江和乌镇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已不用对它的存在意义做任何解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德满都一度被称为嬉皮士的麦加、东方的阿姆斯特丹、“水瓶时代”的首府,甚至是新“耶路撒冷”。它代表了“垮掉一代”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所以在弥漫着香烛气味的加德满都山谷里,至今处处都有西方流行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碎石。

1924 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在珠峰顶峰附近失踪,他曾是一战后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的偶像。

赫尔曼·黑塞也在《通向东方的旅程》中写:“人类精神的内在斗争通向东方、通向家园、通向光与奇迹。”随着西藏的关闭和尼泊尔在独立后的开放,这些在二战后的婴儿潮出生的西方年轻人,追寻着他们前辈的精神历程,来到东方。

在沉迷于 LSD 的哈佛教授蒂莫西·利里用东方宗教来研究致幻剂的同时,为了五卢比一小瓶的吗啡,嬉皮士们来到了加德满都。现在的尼泊尔,仍有国际机构负责将那些滥用毒品至生命垂危的瘾君子送回国内。接着,追寻着东方宗教所能提供的内在平静,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越战,无数欧美年轻人踏上了“通往加德满都之路”。英国民谣摇滚的时代人物凯特·斯蒂文斯在曾为这里的精致木屋和山地风光而歌唱,尚存一份对自然的清新眷恋;而鲍勃·西格的名曲《加德满都》更加直接,他在歌中道尽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厌倦,随着马丁路德和肯尼迪的被刺,离开美国,已经不需要理由。

当年轻人试图离开令人窒息的庸常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尼泊尔。追随着嬉皮士前辈,他们试图用登山旅程来安放无以排遣的浪漫情绪。只是如今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现实的政治抗议对象,也丧失了用激烈行为来开辟乌托邦的冲动。混乱的泰米尔区里无数娴熟叫卖的商人证明,这块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年轻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梦想。

导游高华礼不年轻了,他之所以还愿意来做这一极需要体力的生计,是因为他的流利汉语是尼泊尔旅游业炙手可热的资源。 10 月,理应是尼泊尔的旅游旺季,但第二大旅游城市博卡拉的街头情调,却可用安静寥落来形容。高华礼却说,这已经算是很多人了。户外用品店的年轻打工仔说,现在人最多的时间反而是 2 月春节期间,那时的博卡拉,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中国人正在成为尼泊尔旅游业的拯救者。

“你应该到山里去看看,那里才是真正的尼泊尔,这里不是。”来自山中的年轻打工仔对我说。

4

20 年前,当高华礼和这个打工仔一样年纪的时候,他也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 1951 年尼泊尔独立后,粗粗草就的首部宪法具有三权分立的性质。但 8 年之后,国王又颁布了一部正式宪法,在规定国王具有最高权力的基础上,确立尼泊尔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 22 个月之后,尼泊尔国内局势即陷入混乱,国王解散了议会和内阁,亲自主政。再次出台的新宪法中,尼泊尔开始行驶一种无党派的“评议会”制度,将权力进一步收归王室。这种依据地域和职业划分的管理系统,似乎带有几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色彩。

1972 年,新即位的比兰德拉国王在答记者问中说:“尼泊尔的君主和臣民,都是受达摩法则统治的,这一价值体系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国王不能改变这一价值体系,他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实施正义……我有责任去保护人民免于不义之害,神明的概念存在于人民之中。”

如何完成从王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这是转型国家难以处理的课题。 1990 年,在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尼泊尔人再次走上街头,反抗“评议会”制度所带来的颛臾腐败,呼唤民主与赋权。在国民和西方的压力下,尼泊尔再次转向多党制的君主立宪制。这些走上街头的人们中间,就有年轻的高华礼。他加入了尼泊尔共产党,写信举报上司的腐败行为,最终丢了工作,只得负笈海外。

1950 年,将国家从权臣独裁中解救出来的大会党,本应是尼泊尔政治中一笔丰厚的遗产。但半个世纪以来,议会政治中不断的争端、无解的立法僵局、短视的内斗、私欲和腐败,让这个国家丧失了将民主制度化的机会。在加德满都等大城市中,你能在高华礼这样的中产阶级身上,看到一些尼泊尔现代化的影子。但城市里还有无数的穷人,他们被传统的种姓制度所分割,唯一能刺激他们的,反而是旅游业带来的消费主义。尼泊尔无法培育出新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对政治毫无影响,大会党堕为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无法制约国王,亦无法与另一股势力——毛派共产主义者相抗衡。

尼泊尔是典型的农业国, 90% 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建国初期,尼泊尔绝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权贵和富人手中。数次土改,均成效不大。这成为尼泊尔共产主义思想发育的土壤。 1994 年的中期大选,尼泊尔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票数; 1996 年,更为激烈的尼泊尔毛主义者,选择放弃议会,走入山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此后,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之中。

2001 年,尼泊尔王室血案再度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国王涂上一层阴影。王子枪杀了国王和王后,以及另外十几名王室成员。对于尼泊尔之外的人来说,王宫血案被涂上一层中世纪的宫廷悲剧色彩,尼泊尔王室对外称,这是王子选妃受挫,一时冲动做出的行为。但是对尼泊尔人来讲,这不过是无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个血案而已。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新世纪的十年中,尼泊尔政局仍旧跌宕。新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再度集权,旋即被政党联盟推翻,结束了二百余年的王朝统治;毛派革命军停火加入议会,领导人普拉昌达通过选举意外上台,转而又在各方的压力中辞职。

“这已经是第三次民主化了,我已不关心谁在台上,我已不关心这个国家。”在这样说的同时,高华礼仍一次次清晰地报出尼泊尔任意一件政治事件的准确年份。他的失望夹杂在加德满都新区混乱的交通中,这个城市总在尖锐的车笛声之中迎来黄昏。逼仄的街道遮挡了最后一点夕阳,使得加德满都的夜,似乎总比其他地方来都要早。 Gnl9DgDRzWQm1+ViprHNljz0PN2G1uC4T2kwYWat8Vbv8tHQ29WOVXGtQJHr21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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