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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原名《群体心理学》（ Psychologie des foules ），英文版改作《大众心理研究》（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并加了一个主书名（ The Crowd ），中文版大多将其译为《乌合之众》。这个书名非常吸引眼球，而且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该书的主题和作者的情绪。
和往往宏篇大论的学术著作相比，《乌合之众》只能算是一本小书，但这本小书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极大。弗洛伊德、托克维尔、泰纳、勒南等都受其启发，对它评价甚高；不少政治家，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都对作者崇拜有加，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在这本书中吸取了一定的思想营养。这本书至今已译成20多种语言，发行量就难以统计了。2010年，法国《世界报》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改变世界的20本书”，其中就有《乌合之众》。在该丛书的总序中，主编马蒂厄·科雅夏指出：“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对群体心理学，对理解群体这一神秘现象有着很大的贡献。勒庞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这个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人物懂得如何表现同代人的忧虑与不安，以及他们面对某些现代现象而产生的困惑，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文献。”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的诺让勒罗特鲁，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医，186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游历北非、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写了一些游记和几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他当过医生，并在万国博览会组委会工作过。1879年，他进入了巴黎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次年凭一篇研究大脑容量与理智关系的论文获得了戈达尔奖。1884 年，他开始研究社会心理学，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的优越性，后来，他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引起了研究中心的不满，他愤而辞职，成了独立的研究者，从此被排挤出官方的学术圈，但这种业余性质的研究练就了他的综合技能，让他在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领域都有建树。1894年的他回应达尔文的《天演论》，发表了《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获得了成功。不过，给他赢得巨大名声、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还是次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乌合之众》。
在勒庞之前，学者们往往都把目光对准英雄和领袖，很少有人把群体作为一个心理实体来研究。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让勒庞敏锐地感觉到，随着旧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遭到破坏，现代科技发明和工业进步创造了新的思想条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它很快就会与别的力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取代旧有的王权，进入政治生活。这就是群体的力量。
面对这股似乎将势不可当的新生力量，作为一个保守人士，勒庞的心中不乏恐惧、抵触和悲哀，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衰落的标志；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本能地意识到，研究群体的心理迫不容缓，意义重大，因为懂得群体心理学，“就像拥有一道强光，照亮了许多历史现象与经济现象。没有它，那些现象就很难看清”。要统治社会，首先必须征服群体，而要影响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心理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他认为以前对群体的研究非常不足，而且方法和角度都不对，所以研究完种族心理之后，勒庞立即着手研究群体心理。
勒庞所谓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或群众，在他看来，许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比如说市场上买菜的、看热闹的、小贩和保安，他们哪怕人数再多，也不构成群体。他所说的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心理整体，指的是受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为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也不一定要人数众多，有时十来个人就足以构成一个群体。勒庞笔下的群体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群氓”（horde）也不完全一样，“群氓”总是服从同一个领袖，而勒庞所说的群体只在某一时间段内，也是在激情燃烧期间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忠于某一领袖。当促使他们聚集成群的刺激物消失时，他们也就不再听从这个领袖。
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人独处时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人们一眼就能把他们分辨出来，勒庞把这种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叫做“群体精神统一律”，也就是群体的精神灵魂。人一加入群体，原先的个性便会消失，他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随大流，无意识占上风，智力程度减弱，很难做出明智的事情。所以，勒庞说：“只要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人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到自己力大无穷，不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又因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遭到惩罚，所以也就不负责任。束缚个人行为的责任感一消失，人便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一人独处时，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加入群体，他便成了一个野蛮人，凶残、易怒，充满暴力。
在勒庞看来，群体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只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常常受外来刺激因素和一时的激情影响，情绪变幻无常，思想和愿望都不能持久。而且，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他们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挡道，“对于动不动就发怒的群体来说，狂怒才是其正常状态”。而且，在群体当中，任何情绪和行为都具有感染性，众人常被同样的感情所激动和振奋，很容易受别人的意见和主张所左右和影响，这使得群体中的个人都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容易被人误导。他们游走于无意识的边缘，容易受到暗示，就像被人催眠一样，而暗示会通过传染迅速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做出一人独处时不会做出的事情来。“并不一定要大家同时出现在某一地点才会传染。在某种事件的影响下，传染是可以远距离进行的。”这种事件把所有的人引到同一个方向，赋予他们群体的特征。由于群体不讲理性，做事不经过大脑，缺乏判断力和批评精神，所以显得极其轻信。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感情和思想的简单化和夸大化使他们既不懂得怀疑，也不会犹豫，动不动就走极端，极易做出很坏的事情。
群体喜欢幻觉而不喜欢真理，理性对群体毫无影响，除非对他们无意识的感情起了作用。他们推理能力差，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系统的逻辑推理，不会推理或者总是错误地推理；他们缺乏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分不清是非，不能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由于不会思考，不懂得推理，所以只拥有简单和极端的感情，“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被暗示给他们的意见、主张和信仰，把它们当作是绝对正确或是完全错误的东西”。他们的感情强烈而极端，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一旦产生，就会变成仇恨。况且，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显得既专横又褊狭，不能容忍矛盾和争论，而褊狭和盲从必然伴随着宗教感情，使他们臣服于强大的专制，崇拜心中的偶像，害怕强权者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
勒庞笔下的群体形象相当负面，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常被人利用，充当炮灰；同时，他们又很暴力，很危险，极具破坏性，甚至常常犯罪。历史上的动荡和灾难很多都是在群体的配合和参与下完成的，“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发生的前提下，类似我刚才提到过的动荡才会出现。否则，最专制的人也无能为力”，勒庞既肯定了群体的力量，也把动乱的原因推给他们：“再独裁再专制的人也只能是略微加速或延缓其爆发的时间，在此类的事件背后，总能找到群体的灵魂，而绝不是国王们的强大统治。”
但勒庞也清楚地看到，群体虽然理解能力差，但行动能力强；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完全瓦解他们的理解力，但也可能很快就变成行动。受到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如果被引导和利用得好，他们也会表现得大公无私、勇敢无畏、无比忠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作高尚的道德典范。勒庞虽然畏惧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对群体不抱好感，但也承认，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历史上将缺少很多精彩的篇章。他们是很盲从，经常成为领袖人物实现梦想的工具，但在群体时代，领袖人物只有代表他们的愿意，表达他们的诉求，才能得到拥护和支持。
过去，人们总以为人民群众喜欢变革，思想激进，革命性强。但勒庞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无意识的支配，群体很容易受到古老世袭制的影响，无条件地尊重和崇拜传统，厌倦动荡，激情过后便趋于保守，走向奴性。他们在骨子里是忠君守旧的，本能地害怕所有会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新事物。这种极为保守的本能，决定了他们不会长期进行革命。他们的不断变化只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反抗和破坏实际上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
同样，群体和民主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缺乏主见，所以需要领袖，需要被管理、被领导。勒庞认为，“一定数量有生命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处于一个首领的领导之下”，他发现，“群体是群温顺的羊，决不能没有首领”。聚集成群后，个人便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盲从、轻信、易受别人的暗示和影响，本能地走向某个有主见的强权人物，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集权制，造成领袖的独裁。因此，勒庞在书中提醒大家要警觉专制的诞生和暴力的出现，指出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最后常常走向专制和独裁。有人指责勒庞关于群体与领袖的理论曾被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政权所用，但戴高乐、丘吉尔、罗斯福也从中悟到了不少道理。事实上，勒庞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些原始发现和基础理论，后来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之上完善和提高的，各个党派、各种团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发挥和演绎。戴高乐《剑锋》中关于“刚强者”的论述就借鉴了勒庞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对于领导群众的艺术和方法，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都认为威望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至于罗斯福，他受勒庞的影响就更大了。勒庞曾在《世界的失衡》中写道：“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我有机会遇到了他，那是在我的一个好朋友，昔日的外交部长阿诺托组织的午宴上。罗斯福先生亲自安排，把他想见的人安排在他的旁边……谈论了思想观点对民族领袖的取向所起的作用之后，罗斯福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用庄严的声音说：‘有本小书我到哪里旅行都带着它。在我的总统任期内，它一直摆在我的桌子上。那本书就是你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
《乌合之众》的意义在于，勒庞首次阐明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了群体特征和种族特征的不同之处，指出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分析领袖与群众、民主与独裁的关系，书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得到了验证，也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弗洛伊德对这本书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还说：“勒庞先生的心理学与我们的心理学很接近”。美国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则认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正如墨顿所说：“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会发现勒庞的许多观念仍未过时，他的许多理论和分析对我们认识20世纪以来的许多大事，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众多的民主革命或群众运动，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解读当今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勒庞也有自己的局限，他的研究不够系统，分析不够深刻，观点有些片面，时有臆断和偏见甚至矛盾。他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看群体，对即将到来的群体时代感到恐慌，因为群众运动会造成巨大的动荡；民众选举经常是危险的，已经带来多次入侵；大众统治会让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勒庞是神秘主义种族论的支持者，认为文明在民族之间是不能传递的，因为它受种族精神的限制，所以，社会的更替不能通过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能完全与过去决裂完全重建，而只能慢慢地改良，让时间来完成它的工作。他的这种保守观念和改良主义主张，自然会使他对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主张抱敌对心态。他对妇女，拉丁民族的蔑视，也显露出他的偏狭。
本书根据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回声图书馆（The Echo Library）的法文版译，参考了包括冯（克利）译在内的许多中文译本和部分英译本，受益匪浅。现有的中译本大多是从英语转译的，有的虽号称译自法语，其实恐非如此。由于这是百年前的著作，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各版本文字和编排有所不同，译本也会有出入。读者会发现，我的这个译本在许多地方与先前的译本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为慎重起见，凡遇到出入较大的地方，我都请教了法国专家。必须说明的是，勒庞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当作规范的学术著作来写的，有的地方显得比较随意，若干言词意义模糊，这也是造成译文多样性的原因之一，但这绝不能成为个别译本随意改写的借口。
胡小跃
2015年元旦
古斯塔夫·勒庞
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将研究群体心理。
遗传使种族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种族心理。但观察发现，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采取某种行动而组成群体时，仅从这一聚集行为本身，就会产生某些与种族特征重叠的心理特征，这种新的特征有时甚至会与原有的特征大相径庭。
在民族生活中，有组织的人群总是在起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曾试用纯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群体引起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想找到一个办法，把观点、理论和学说统统放在一边。我相信，这是发现部分真理的唯一办法，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情况，涉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个学者，如果想证明某种现象，就不要去考虑这种证明会伤害谁的利益。杰出的思想家戈布莱·达尔维拉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不属于任何现代学派，有时与这些学派的某种结论背道而驰。我希望，我现在的这项新研究将来也能得到同样的评价。属于某一学派，就必然会带有偏见和成见。
不过，我得向读者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看到我的研究结论并不像人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比如，我发现群体在精神上极为低劣，甚至包括精英群体，却又说尽管如此，干涉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这是因为，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观察之后，我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人体结构一样复杂，我们完全无法让它们突然经受深刻的变化。大自然有时是非常极端的，但决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迷恋大变革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如何伟大。只有当它能立即改变民族的深层心理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拥有这种力量。支配人类的，是思想、感情和习俗，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制度和法律是人们内心精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的需要，既然是人们的内心精神诞生了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自然就无法改变它。
研究社会现象不能不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上来说，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只有相对价值。
所以，研究某种社会现象，必须从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依次考察它。这样，人们就会发现，纯理性的东西给人的教诲往往与实践理性给人的教诲相反。这种区别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是自然材料。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方，一个圆，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形状，由某些公式严格规定。然而从肉眼来看，这些几何形状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样子，随着视角的改变，立方形的东西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的东西，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考察这些虚幻的形状比考察真实的形状重要得多，因为这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才是照片或绘画能复制的。在某种情况下，非真实比真实更真实。用准确的几何形状来画物体，会让自然变形，让人们认不出它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个世界，居民只能复制和拍摄物体，却不能碰它，那对它的形状怎么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形状只有少数学者了解，那它的作用就太小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牢牢记住，这些现象除了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后者才有一定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点，他会更加慎重地对待逻辑分析首先得出的结论。
另一个理由也会让他持这种保守态度。社会现实太复杂了，人们不可能全部掌握，也无法预见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这些看得见的事实后面，有时似乎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原因。看得见的社会现象好像是无意识巨大作用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分析能力的范围。我们不妨把可见的现象比作海浪，它在洋面反映了我们所不知的海底激流的情况。大部分行为表明，群体在精神上往往十分低劣，但也有一些行为，似乎被古人称为命运、自然、天意，以及我们叫做死亡之声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尽管我们尚不了解这些力量的性质，但不能无视其威力。有时，民族的内部深处好像也有潜在的力量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比如，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符合逻辑、更美妙的东西呢？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思想深处，这种如此有组织、如此微妙的东西又来自何方？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则，哪怕是最博学的学者、最受尊敬的语法学家也只能勉强记录，而绝对无法创造。甚至连那些伟人的天才主张，我们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吗？这些思想很可能出自一些孤独者的头脑，不过，它们所诞生的土壤不是由无数尘埃堆积而成的吗？而群体的灵魂正是这些微尘。
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我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只待在科学能够认识的狭小但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不去探索模糊的边缘地带，作哪怕是徒劳的假设，我们就只能发现我们所能看见的现象，并且局限于这种发现。从观察中得到的所有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现象背后，还有我们看得不那么清楚的东西，甚至，在这些东西的后面，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