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前言

这本书原名《群体心理学》（ Psychologie des foules ），英文版改作《大众心理研究》（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并加了一个主书名（ The Crowd ），中文版大多将其译为《乌合之众》。这个书名非常吸引眼球，而且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该书的主题和作者的情绪。

和往往宏篇大论的学术著作相比，《乌合之众》只能算是一本小书，但这本小书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极大。弗洛伊德、托克维尔、泰纳、勒南等都受其启发，对它评价甚高；不少政治家，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都对作者崇拜有加，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在这本书中吸取了一定的思想营养。这本书至今已译成20多种语言，发行量就难以统计了。2010年，法国《世界报》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改变世界的20本书”，其中就有《乌合之众》。在该丛书的总序中，主编马蒂厄·科雅夏指出：“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对群体心理学，对理解群体这一神秘现象有着很大的贡献。勒庞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这个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人物懂得如何表现同代人的忧虑与不安，以及他们面对某些现代现象而产生的困惑，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文献。”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的诺让勒罗特鲁，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医，186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游历北非、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写了一些游记和几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他当过医生，并在万国博览会组委会工作过。1879年，他进入了巴黎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次年凭一篇研究大脑容量与理智关系的论文获得了戈达尔奖。1884 年，他开始研究社会心理学，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的优越性，后来，他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引起了研究中心的不满，他愤而辞职，成了独立的研究者，从此被排挤出官方的学术圈，但这种业余性质的研究练就了他的综合技能，让他在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领域都有建树。1894年的他回应达尔文的《天演论》，发表了《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获得了成功。不过，给他赢得巨大名声、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还是次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乌合之众》。

在勒庞之前，学者们往往都把目光对准英雄和领袖，很少有人把群体作为一个心理实体来研究。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让勒庞敏锐地感觉到，随着旧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遭到破坏，现代科技发明和工业进步创造了新的思想条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它很快就会与别的力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取代旧有的王权，进入政治生活。这就是群体的力量。

面对这股似乎将势不可当的新生力量，作为一个保守人士，勒庞的心中不乏恐惧、抵触和悲哀，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衰落的标志；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本能地意识到，研究群体的心理迫不容缓，意义重大，因为懂得群体心理学，“就像拥有一道强光，照亮了许多历史现象与经济现象。没有它，那些现象就很难看清”。要统治社会，首先必须征服群体，而要影响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心理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他认为以前对群体的研究非常不足，而且方法和角度都不对，所以研究完种族心理之后，勒庞立即着手研究群体心理。

勒庞所谓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或群众，在他看来，许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比如说市场上买菜的、看热闹的、小贩和保安，他们哪怕人数再多，也不构成群体。他所说的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心理整体，指的是受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为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也不一定要人数众多，有时十来个人就足以构成一个群体。勒庞笔下的群体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群氓”（horde）也不完全一样，“群氓”总是服从同一个领袖，而勒庞所说的群体只在某一时间段内，也是在激情燃烧期间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忠于某一领袖。当促使他们聚集成群的刺激物消失时，他们也就不再听从这个领袖。

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人独处时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人们一眼就能把他们分辨出来，勒庞把这种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叫做“群体精神统一律”，也就是群体的精神灵魂。人一加入群体，原先的个性便会消失，他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随大流，无意识占上风，智力程度减弱，很难做出明智的事情。所以，勒庞说：“只要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人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到自己力大无穷，不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又因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遭到惩罚，所以也就不负责任。束缚个人行为的责任感一消失，人便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一人独处时，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加入群体，他便成了一个野蛮人，凶残、易怒，充满暴力。

在勒庞看来，群体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只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常常受外来刺激因素和一时的激情影响，情绪变幻无常，思想和愿望都不能持久。而且，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他们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挡道，“对于动不动就发怒的群体来说，狂怒才是其正常状态”。而且，在群体当中，任何情绪和行为都具有感染性，众人常被同样的感情所激动和振奋，很容易受别人的意见和主张所左右和影响，这使得群体中的个人都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容易被人误导。他们游走于无意识的边缘，容易受到暗示，就像被人催眠一样，而暗示会通过传染迅速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做出一人独处时不会做出的事情来。“并不一定要大家同时出现在某一地点才会传染。在某种事件的影响下，传染是可以远距离进行的。”这种事件把所有的人引到同一个方向，赋予他们群体的特征。由于群体不讲理性，做事不经过大脑，缺乏判断力和批评精神，所以显得极其轻信。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感情和思想的简单化和夸大化使他们既不懂得怀疑，也不会犹豫，动不动就走极端，极易做出很坏的事情。

群体喜欢幻觉而不喜欢真理，理性对群体毫无影响，除非对他们无意识的感情起了作用。他们推理能力差，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系统的逻辑推理，不会推理或者总是错误地推理；他们缺乏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分不清是非，不能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由于不会思考，不懂得推理，所以只拥有简单和极端的感情，“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被暗示给他们的意见、主张和信仰，把它们当作是绝对正确或是完全错误的东西”。他们的感情强烈而极端，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一旦产生，就会变成仇恨。况且，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显得既专横又褊狭，不能容忍矛盾和争论，而褊狭和盲从必然伴随着宗教感情，使他们臣服于强大的专制，崇拜心中的偶像，害怕强权者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

勒庞笔下的群体形象相当负面，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常被人利用，充当炮灰；同时，他们又很暴力，很危险，极具破坏性，甚至常常犯罪。历史上的动荡和灾难很多都是在群体的配合和参与下完成的，“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发生的前提下，类似我刚才提到过的动荡才会出现。否则，最专制的人也无能为力”，勒庞既肯定了群体的力量，也把动乱的原因推给他们：“再独裁再专制的人也只能是略微加速或延缓其爆发的时间，在此类的事件背后，总能找到群体的灵魂，而绝不是国王们的强大统治。”

但勒庞也清楚地看到，群体虽然理解能力差，但行动能力强；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完全瓦解他们的理解力，但也可能很快就变成行动。受到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如果被引导和利用得好，他们也会表现得大公无私、勇敢无畏、无比忠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作高尚的道德典范。勒庞虽然畏惧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对群体不抱好感，但也承认，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历史上将缺少很多精彩的篇章。他们是很盲从，经常成为领袖人物实现梦想的工具，但在群体时代，领袖人物只有代表他们的愿意，表达他们的诉求，才能得到拥护和支持。

过去，人们总以为人民群众喜欢变革，思想激进，革命性强。但勒庞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无意识的支配，群体很容易受到古老世袭制的影响，无条件地尊重和崇拜传统，厌倦动荡，激情过后便趋于保守，走向奴性。他们在骨子里是忠君守旧的，本能地害怕所有会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新事物。这种极为保守的本能，决定了他们不会长期进行革命。他们的不断变化只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反抗和破坏实际上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

同样，群体和民主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缺乏主见，所以需要领袖，需要被管理、被领导。勒庞认为，“一定数量有生命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处于一个首领的领导之下”，他发现，“群体是群温顺的羊，决不能没有首领”。聚集成群后，个人便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盲从、轻信、易受别人的暗示和影响，本能地走向某个有主见的强权人物，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集权制，造成领袖的独裁。因此，勒庞在书中提醒大家要警觉专制的诞生和暴力的出现，指出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最后常常走向专制和独裁。有人指责勒庞关于群体与领袖的理论曾被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政权所用，但戴高乐、丘吉尔、罗斯福也从中悟到了不少道理。事实上，勒庞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些原始发现和基础理论，后来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之上完善和提高的，各个党派、各种团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发挥和演绎。戴高乐《剑锋》中关于“刚强者”的论述就借鉴了勒庞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对于领导群众的艺术和方法，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都认为威望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至于罗斯福，他受勒庞的影响就更大了。勒庞曾在《世界的失衡》中写道：“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我有机会遇到了他，那是在我的一个好朋友，昔日的外交部长阿诺托组织的午宴上。罗斯福先生亲自安排，把他想见的人安排在他的旁边……谈论了思想观点对民族领袖的取向所起的作用之后，罗斯福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用庄严的声音说：‘有本小书我到哪里旅行都带着它。在我的总统任期内，它一直摆在我的桌子上。那本书就是你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

《乌合之众》的意义在于，勒庞首次阐明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了群体特征和种族特征的不同之处，指出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分析领袖与群众、民主与独裁的关系，书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得到了验证，也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弗洛伊德对这本书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还说：“勒庞先生的心理学与我们的心理学很接近”。美国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则认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正如墨顿所说：“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会发现勒庞的许多观念仍未过时，他的许多理论和分析对我们认识20世纪以来的许多大事，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众多的民主革命或群众运动，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解读当今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勒庞也有自己的局限，他的研究不够系统，分析不够深刻，观点有些片面，时有臆断和偏见甚至矛盾。他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看群体，对即将到来的群体时代感到恐慌，因为群众运动会造成巨大的动荡；民众选举经常是危险的，已经带来多次入侵；大众统治会让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勒庞是神秘主义种族论的支持者，认为文明在民族之间是不能传递的，因为它受种族精神的限制，所以，社会的更替不能通过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能完全与过去决裂完全重建，而只能慢慢地改良，让时间来完成它的工作。他的这种保守观念和改良主义主张，自然会使他对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主张抱敌对心态。他对妇女，拉丁民族的蔑视，也显露出他的偏狭。

本书根据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回声图书馆（The Echo Library）的法文版译，参考了包括冯（克利）译在内的许多中文译本和部分英译本，受益匪浅。现有的中译本大多是从英语转译的，有的虽号称译自法语，其实恐非如此。由于这是百年前的著作，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各版本文字和编排有所不同，译本也会有出入。读者会发现，我的这个译本在许多地方与先前的译本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为慎重起见，凡遇到出入较大的地方，我都请教了法国专家。必须说明的是，勒庞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当作规范的学术著作来写的，有的地方显得比较随意，若干言词意义模糊，这也是造成译文多样性的原因之一，但这绝不能成为个别译本随意改写的借口。

胡小跃
2015年元旦

序

古斯塔夫·勒庞

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将研究群体心理。

遗传使种族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种族心理。但观察发现，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采取某种行动而组成群体时，仅从这一聚集行为本身，就会产生某些与种族特征重叠的心理特征，这种新的特征有时甚至会与原有的特征大相径庭。

在民族生活中，有组织的人群总是在起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曾试用纯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群体引起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想找到一个办法，把观点、理论和学说统统放在一边。我相信，这是发现部分真理的唯一办法，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情况，涉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个学者，如果想证明某种现象，就不要去考虑这种证明会伤害谁的利益。杰出的思想家戈布莱·达尔维拉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不属于任何现代学派，有时与这些学派的某种结论背道而驰。我希望，我现在的这项新研究将来也能得到同样的评价。属于某一学派，就必然会带有偏见和成见。

不过，我得向读者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看到我的研究结论并不像人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比如，我发现群体在精神上极为低劣，甚至包括精英群体，却又说尽管如此，干涉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这是因为，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观察之后，我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人体结构一样复杂，我们完全无法让它们突然经受深刻的变化。大自然有时是非常极端的，但决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迷恋大变革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如何伟大。只有当它能立即改变民族的深层心理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拥有这种力量。支配人类的，是思想、感情和习俗，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制度和法律是人们内心精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的需要，既然是人们的内心精神诞生了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自然就无法改变它。

研究社会现象不能不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上来说，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只有相对价值。

所以，研究某种社会现象，必须从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依次考察它。这样，人们就会发现，纯理性的东西给人的教诲往往与实践理性给人的教诲相反。这种区别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是自然材料。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方，一个圆，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形状，由某些公式严格规定。然而从肉眼来看，这些几何形状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样子，随着视角的改变，立方形的东西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的东西，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考察这些虚幻的形状比考察真实的形状重要得多，因为这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才是照片或绘画能复制的。在某种情况下，非真实比真实更真实。用准确的几何形状来画物体，会让自然变形，让人们认不出它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个世界，居民只能复制和拍摄物体，却不能碰它，那对它的形状怎么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形状只有少数学者了解，那它的作用就太小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牢牢记住，这些现象除了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后者才有一定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点，他会更加慎重地对待逻辑分析首先得出的结论。

另一个理由也会让他持这种保守态度。社会现实太复杂了，人们不可能全部掌握，也无法预见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这些看得见的事实后面，有时似乎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原因。看得见的社会现象好像是无意识巨大作用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分析能力的范围。我们不妨把可见的现象比作海浪，它在洋面反映了我们所不知的海底激流的情况。大部分行为表明，群体在精神上往往十分低劣，但也有一些行为，似乎被古人称为命运、自然、天意，以及我们叫做死亡之声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尽管我们尚不了解这些力量的性质，但不能无视其威力。有时，民族的内部深处好像也有潜在的力量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比如，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符合逻辑、更美妙的东西呢？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思想深处，这种如此有组织、如此微妙的东西又来自何方？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则，哪怕是最博学的学者、最受尊敬的语法学家也只能勉强记录，而绝对无法创造。甚至连那些伟人的天才主张，我们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吗？这些思想很可能出自一些孤独者的头脑，不过，它们所诞生的土壤不是由无数尘埃堆积而成的吗？而群体的灵魂正是这些微尘。

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我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只待在科学能够认识的狭小但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不去探索模糊的边缘地带，作哪怕是徒劳的假设，我们就只能发现我们所能看见的现象，并且局限于这种发现。从观察中得到的所有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现象背后，还有我们看得不那么清楚的东西，甚至，在这些东西的后面，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UUkIEZmLS1Ocxntz43dmIvUO+Qmp7hO5YGtYxYu5UqgEv9JNASkq97D7KPe1nBJJ

文明发生变化之前的大动荡，比如说，罗马帝国的灭亡和阿拉伯王国的建立，初看起来好像主要是由重大的政治变化所决定的：外族的入侵或王朝的覆灭，但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事件就会发现，在这些表面原因的后面，往往另有他因，那就是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不一定是最宏大、最暴烈的。唯一重要的变化，也就是引起文明更新的变化，发生在思想、观念和信仰上。历史上的难忘事件都是人类思想不可见的变化之可见的结果。如果说，大事件显得那么罕见，那是因为在一个种族中，没有比世代相传的思维定势更稳定的东西了。

现今是最关键的时代之一，人们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了这种变化的基础。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遭到破坏，那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组织成分；二是现代的科学和工业发明，创造了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旧思想尽管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仍然十分强大，而应该替代它的新思想尚在形成之中。现今是一个过渡和混乱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然会有点喧嚣，现在很难说哪天会发生些什么。取代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将建立在什么样思想基础之上？目前还不知道，不过，我们今天就能看到的是，要组织新的社会，就必须重视一股新的力量，也就是现阶段最强大的力量：群体的力量。那么多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如今已经灭亡，从它的废墟上，从被革命逐一破坏的权威当中，唯一崛起的，就是这种力量。它好像很快就会联合别的力量。当旧的信仰全都动摇和消失，旧的社会支柱也相继崩溃，唯一不受威胁的就是这种群体的力量，其威望只会与日俱增。 我们所进入的时期将真正成为群体时代。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各种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们的对抗。群体的意见微不足道，甚至根本无用处。今天，重要的不再是政治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他们之间的对决，相反，民众的声音占了上风。它支配着国王们的行为，他们得听它的指挥。决定民族命运的不再是君主们的智囊团，而是民众的意愿。

大众阶层进入了政治生活，其实是逐渐变成了统治阶级。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种政治更迭的特征并非普选，普选权在起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甚微，很容易掌控。群体力量的逐渐强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慢慢地深入人心并得到传播，然后是由于个人逐渐结为社团，以实现某些理论观念。通过结社，群体最终形成思想，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些思想如果不是非常正确，至少也对自己的利益态度坚决。他们成立了联合会，这类团体会让所有的权力都慢慢让步；劳工联合会无视任何经济法规，想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他们的代表进入了支配政府的议会，代表们并没有什么主动权和独立性，往往只是机构派出的代言人。

今天，群体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不把现存社会完全摧毁誓不罢休，它想把社会带回到原始共产主义，那是文明出现之前所有人类组织的常态。限制工作时间，没收矿产、铁路、工厂和土地，平均分配所有的产品，消灭上层社会，为大众阶层服务等等，这就是他们的诉求。

群体不擅讲理，却善于行动， 通过现在的组织，他们的力量壮大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新产生的信念很快就会拥有旧信仰那样的力量，即至高无上的力量。凡事不再经过讨论，群体的巨大权力将取代君主们的神圣权力。

作家们站在现在的资产阶级一边，思想有点狭隘，目光有点短浅，怀疑主义有点表面，自私主义有时却过分强大，他们最能代表资产阶级。面对眼看着壮大起来的新势力，他们显得十分恐慌。为了澄清混乱的头脑，绝望之下，只好求助于他们曾极其蔑视的教会的道德力量。他们在罗马忏悔，回来后跟我们大谈科学的失败，提醒我们要去了解所发现的真理。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已为时太晚，如果说上帝果真能把恩惠赐施到他们头上，他对群体却不再有同样的力量。困扰这些新信徒的事情，群体并不关心，他们今天不想再要他们昨天就不想要、并且协同破坏的神灵。没有任何神和人能让河水倒流至源头。

科学并没有遭到任何失败，在现在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下，在这种混乱中壮大的新力量中，它并非毫无作用。它许诺给我们真相，至少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各种关系。但它从来没有许诺我们和平与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听不见我们的哀号。我们必须努力与它共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夺回被它赶走的幻想。

各民族中都显而易见的普遍迹象告诉我们，群体力量在迅速增长，我们不敢说，这种增长很快就会停止。不管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得忍受，任何反对它的论调都是徒劳的。当然，群体势力的崛起也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走向没落，完全回到无政府时期。每个新社会的诞生似乎都以这种混乱为前奏，但我们又怎么才能阻止它呢？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过于残旧的文明成了群体最明确的任务，其实，并不是到了今天它才担此角色。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文明，当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失去影响时，它也就被那些无意识的粗暴的群体最后解体了，用“野蛮”二字来形容群体是恰如其分的。在这之前，文明仅由有知识的贵族创造和掌握，而绝非群体，群体只有破坏力，它们的统治永远代表着野蛮阶段。每种文明都有一定的规则，有纪律，有远见，有文化，从本能过渡到理性。这些条件，群体总是在表明，仅靠它们自己是绝对无法满足的。群体只有破坏的能力，它们就像细菌，加速病体或尸体的解体。当文明的大厦被虫蛀时，让它轰然倒塌的，永远是群众。只有在那个时候，群体的真正作用才显现出来，人数的多少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如此吗？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但也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屈服和忍受群体的统治，因为那些缺乏远见的人已经在用双手一一扫除可能阻碍他们的任何障碍。

关于群体，现在人们谈得很多，但我们对它认识甚少。职业心理学家们的生活与它相距太远，总是对它缺乏了解。到了关注它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它可能犯了罪的角度来研究的。犯罪的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也有道德高尚的群体、英勇的群体、许多别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群体心理学中的特殊情况。只研究群体的罪行并不足以认识群体的心理构成，正如光研究个人的恶行不足以认识其心理活动一样。

不过，说实话，世上所有的伟人，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或帝国的缔造者，所有信仰的使徒，杰出的国家领袖，如果把范围缩小一点，小团体中的小领导，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的心理有本能但可靠的认识。正因为这种了解，他们才如此轻易地当了领导。拿破仑 相当了解他所统治的群体的心理，但有时却完全不了解其他种族的心理 。正因为这种不解，他才在西班牙，尤其是在俄国发动了战争，力量受挫，结果被很快打败 。

认识群体的心理，今天已成了想——不是想统治它们，统治它们现在已相当困难——不受它们支配的政治家的最后办法。

只有更加深入地了解群体的心理，才能懂得法律和制度对它们是多么没有用处；它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接受别人强迫给它们的观点。不能跟它们在理论上空谈平等，用规章制度来领导它们，而是要研究什么东西能打动它们、吸引它们。比如说，立法者想增加一个税种，他会选择理论上最正确的税种吗？绝对不会。对群体来说，最不公正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它同时还很不显眼，表面上看来很轻松，那就更容易被接受。所以，间接税不管多么过分，总是能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天天几分钱几分钱为消费品纳税，不会影响他们的习惯，不会引起注意。如果我们代之以按工资或其他收入比例来纳税，要一次付清，即便理论上比别的税轻十倍，也会引起一致的反对。不是每天支付一点点，而是要在规定的日期缴纳，数额相对就较大，看起来很多，因此也比较惊人。一点点支付，税才不会显得太重。然而，这种节约手段需要一定的远见，这是群体所缺乏的。

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了，对不对一目了然，它没能逃脱像拿破仑这种心理专家的眼睛。但不了解群体心理的立法者却看不到。经验尚不足以告诉他们：人绝对不会只根据纯理性来做事。

群体心理学还可用于其他许多方面。懂得了它，就像拥有一道强光，照亮了许多历史现象与经济现象。没有它，那些现象就很难看清。我将有机会指出，像泰纳 先生这样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有时都没能完全明白我们这场大革命中的事件，那是因为他从来不曾想过要研究群体的心理。在研究这个复杂时期的时候，他把自然主义者的写实办法当向导了。而在自然主义者要研究的现象中，根本就没有道德的力量，而恰恰是那种力量构成了历史的真正动因。

哪怕只考虑到实用的一面，甚至是纯粹出于好奇，群体心理也值得研究。弄清人们的行为动机，和探明矿产或了解植物一样有趣。

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只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个简短综述，只要求它给我们一些建设性的角度和观点，其他人会更深入地沿着这条道路挖掘。今天，我们只在满目荒芜的处女地开辟一条道路。 EM1VUdj7WL0PxtwZSDL4OA2CcJuvDQwz3TrkWjDpr1zIyweVjdIYVBDOv/kOGm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