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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前言

这本书原名《群体心理学》( Psychologie des foules ),英文版改作《大众心理研究》(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并加了一个主书名( The Crowd ),中文版大多将其译为《乌合之众》。这个书名非常吸引眼球,而且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该书的主题和作者的情绪。

和往往宏篇大论的学术著作相比,《乌合之众》只能算是一本小书,但这本小书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极大。弗洛伊德、托克维尔、泰纳、勒南等都受其启发,对它评价甚高;不少政治家,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都对作者崇拜有加,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在这本书中吸取了一定的思想营养。这本书至今已译成20多种语言,发行量就难以统计了。2010年,法国《世界报》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改变世界的20本书”,其中就有《乌合之众》。在该丛书的总序中,主编马蒂厄·科雅夏指出:“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对群体心理学,对理解群体这一神秘现象有着很大的贡献。勒庞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这个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人物懂得如何表现同代人的忧虑与不安,以及他们面对某些现代现象而产生的困惑,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文献。”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的诺让勒罗特鲁,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医,186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游历北非、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写了一些游记和几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他当过医生,并在万国博览会组委会工作过。1879年,他进入了巴黎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次年凭一篇研究大脑容量与理智关系的论文获得了戈达尔奖。1884 年,他开始研究社会心理学,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的优越性,后来,他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引起了研究中心的不满,他愤而辞职,成了独立的研究者,从此被排挤出官方的学术圈,但这种业余性质的研究练就了他的综合技能,让他在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领域都有建树。1894年的他回应达尔文的《天演论》,发表了《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获得了成功。不过,给他赢得巨大名声、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还是次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乌合之众》。

在勒庞之前,学者们往往都把目光对准英雄和领袖,很少有人把群体作为一个心理实体来研究。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让勒庞敏锐地感觉到,随着旧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遭到破坏,现代科技发明和工业进步创造了新的思想条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它很快就会与别的力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取代旧有的王权,进入政治生活。这就是群体的力量。

面对这股似乎将势不可当的新生力量,作为一个保守人士,勒庞的心中不乏恐惧、抵触和悲哀,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衰落的标志;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本能地意识到,研究群体的心理迫不容缓,意义重大,因为懂得群体心理学,“就像拥有一道强光,照亮了许多历史现象与经济现象。没有它,那些现象就很难看清”。要统治社会,首先必须征服群体,而要影响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心理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他认为以前对群体的研究非常不足,而且方法和角度都不对,所以研究完种族心理之后,勒庞立即着手研究群体心理。

勒庞所谓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或群众,在他看来,许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比如说市场上买菜的、看热闹的、小贩和保安,他们哪怕人数再多,也不构成群体。他所说的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心理整体,指的是受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为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也不一定要人数众多,有时十来个人就足以构成一个群体。勒庞笔下的群体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群氓”(horde)也不完全一样,“群氓”总是服从同一个领袖,而勒庞所说的群体只在某一时间段内,也是在激情燃烧期间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忠于某一领袖。当促使他们聚集成群的刺激物消失时,他们也就不再听从这个领袖。

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人独处时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人们一眼就能把他们分辨出来,勒庞把这种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叫做“群体精神统一律”,也就是群体的精神灵魂。人一加入群体,原先的个性便会消失,他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随大流,无意识占上风,智力程度减弱,很难做出明智的事情。所以,勒庞说:“只要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人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到自己力大无穷,不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又因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遭到惩罚,所以也就不负责任。束缚个人行为的责任感一消失,人便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一人独处时,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加入群体,他便成了一个野蛮人,凶残、易怒,充满暴力。

在勒庞看来,群体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只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常常受外来刺激因素和一时的激情影响,情绪变幻无常,思想和愿望都不能持久。而且,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他们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挡道,“对于动不动就发怒的群体来说,狂怒才是其正常状态”。而且,在群体当中,任何情绪和行为都具有感染性,众人常被同样的感情所激动和振奋,很容易受别人的意见和主张所左右和影响,这使得群体中的个人都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容易被人误导。他们游走于无意识的边缘,容易受到暗示,就像被人催眠一样,而暗示会通过传染迅速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做出一人独处时不会做出的事情来。“并不一定要大家同时出现在某一地点才会传染。在某种事件的影响下,传染是可以远距离进行的。”这种事件把所有的人引到同一个方向,赋予他们群体的特征。由于群体不讲理性,做事不经过大脑,缺乏判断力和批评精神,所以显得极其轻信。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感情和思想的简单化和夸大化使他们既不懂得怀疑,也不会犹豫,动不动就走极端,极易做出很坏的事情。

群体喜欢幻觉而不喜欢真理,理性对群体毫无影响,除非对他们无意识的感情起了作用。他们推理能力差,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系统的逻辑推理,不会推理或者总是错误地推理;他们缺乏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分不清是非,不能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由于不会思考,不懂得推理,所以只拥有简单和极端的感情,“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被暗示给他们的意见、主张和信仰,把它们当作是绝对正确或是完全错误的东西”。他们的感情强烈而极端,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一旦产生,就会变成仇恨。况且,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显得既专横又褊狭,不能容忍矛盾和争论,而褊狭和盲从必然伴随着宗教感情,使他们臣服于强大的专制,崇拜心中的偶像,害怕强权者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

勒庞笔下的群体形象相当负面,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常被人利用,充当炮灰;同时,他们又很暴力,很危险,极具破坏性,甚至常常犯罪。历史上的动荡和灾难很多都是在群体的配合和参与下完成的,“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发生的前提下,类似我刚才提到过的动荡才会出现。否则,最专制的人也无能为力”,勒庞既肯定了群体的力量,也把动乱的原因推给他们:“再独裁再专制的人也只能是略微加速或延缓其爆发的时间,在此类的事件背后,总能找到群体的灵魂,而绝不是国王们的强大统治。”

但勒庞也清楚地看到,群体虽然理解能力差,但行动能力强;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完全瓦解他们的理解力,但也可能很快就变成行动。受到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如果被引导和利用得好,他们也会表现得大公无私、勇敢无畏、无比忠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作高尚的道德典范。勒庞虽然畏惧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对群体不抱好感,但也承认,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历史上将缺少很多精彩的篇章。他们是很盲从,经常成为领袖人物实现梦想的工具,但在群体时代,领袖人物只有代表他们的愿意,表达他们的诉求,才能得到拥护和支持。

过去,人们总以为人民群众喜欢变革,思想激进,革命性强。但勒庞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无意识的支配,群体很容易受到古老世袭制的影响,无条件地尊重和崇拜传统,厌倦动荡,激情过后便趋于保守,走向奴性。他们在骨子里是忠君守旧的,本能地害怕所有会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新事物。这种极为保守的本能,决定了他们不会长期进行革命。他们的不断变化只是表面上的,他们的反抗和破坏实际上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

同样,群体和民主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缺乏主见,所以需要领袖,需要被管理、被领导。勒庞认为,“一定数量有生命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处于一个首领的领导之下”,他发现,“群体是群温顺的羊,决不能没有首领”。聚集成群后,个人便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盲从、轻信、易受别人的暗示和影响,本能地走向某个有主见的强权人物,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集权制,造成领袖的独裁。因此,勒庞在书中提醒大家要警觉专制的诞生和暴力的出现,指出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最后常常走向专制和独裁。有人指责勒庞关于群体与领袖的理论曾被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政权所用,但戴高乐、丘吉尔、罗斯福也从中悟到了不少道理。事实上,勒庞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些原始发现和基础理论,后来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之上完善和提高的,各个党派、各种团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发挥和演绎。戴高乐《剑锋》中关于“刚强者”的论述就借鉴了勒庞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对于领导群众的艺术和方法,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都认为威望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至于罗斯福,他受勒庞的影响就更大了。勒庞曾在《世界的失衡》中写道:“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我有机会遇到了他,那是在我的一个好朋友,昔日的外交部长阿诺托组织的午宴上。罗斯福先生亲自安排,把他想见的人安排在他的旁边……谈论了思想观点对民族领袖的取向所起的作用之后,罗斯福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用庄严的声音说:‘有本小书我到哪里旅行都带着它。在我的总统任期内,它一直摆在我的桌子上。那本书就是你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

《乌合之众》的意义在于,勒庞首次阐明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了群体特征和种族特征的不同之处,指出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分析领袖与群众、民主与独裁的关系,书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得到了验证,也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弗洛伊德对这本书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还说:“勒庞先生的心理学与我们的心理学很接近”。美国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则认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正如墨顿所说:“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会发现勒庞的许多观念仍未过时,他的许多理论和分析对我们认识20世纪以来的许多大事,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众多的民主革命或群众运动,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解读当今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勒庞也有自己的局限,他的研究不够系统,分析不够深刻,观点有些片面,时有臆断和偏见甚至矛盾。他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看群体,对即将到来的群体时代感到恐慌,因为群众运动会造成巨大的动荡;民众选举经常是危险的,已经带来多次入侵;大众统治会让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勒庞是神秘主义种族论的支持者,认为文明在民族之间是不能传递的,因为它受种族精神的限制,所以,社会的更替不能通过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能完全与过去决裂完全重建,而只能慢慢地改良,让时间来完成它的工作。他的这种保守观念和改良主义主张,自然会使他对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主张抱敌对心态。他对妇女,拉丁民族的蔑视,也显露出他的偏狭。

本书根据英国米德塞克斯大学回声图书馆(The Echo Library)的法文版译,参考了包括冯(克利)译在内的许多中文译本和部分英译本,受益匪浅。现有的中译本大多是从英语转译的,有的虽号称译自法语,其实恐非如此。由于这是百年前的著作,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各版本文字和编排有所不同,译本也会有出入。读者会发现,我的这个译本在许多地方与先前的译本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为慎重起见,凡遇到出入较大的地方,我都请教了法国专家。必须说明的是,勒庞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当作规范的学术著作来写的,有的地方显得比较随意,若干言词意义模糊,这也是造成译文多样性的原因之一,但这绝不能成为个别译本随意改写的借口。

胡小跃
2015年元旦

古斯塔夫·勒庞

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将研究群体心理。

遗传使种族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种族心理。但观察发现,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采取某种行动而组成群体时,仅从这一聚集行为本身,就会产生某些与种族特征重叠的心理特征,这种新的特征有时甚至会与原有的特征大相径庭。

在民族生活中,有组织的人群总是在起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曾试用纯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群体引起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想找到一个办法,把观点、理论和学说统统放在一边。我相信,这是发现部分真理的唯一办法,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情况,涉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个学者,如果想证明某种现象,就不要去考虑这种证明会伤害谁的利益。杰出的思想家戈布莱·达尔维拉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不属于任何现代学派,有时与这些学派的某种结论背道而驰。我希望,我现在的这项新研究将来也能得到同样的评价。属于某一学派,就必然会带有偏见和成见。

不过,我得向读者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看到我的研究结论并不像人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比如,我发现群体在精神上极为低劣,甚至包括精英群体,却又说尽管如此,干涉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这是因为,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观察之后,我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人体结构一样复杂,我们完全无法让它们突然经受深刻的变化。大自然有时是非常极端的,但决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迷恋大变革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如何伟大。只有当它能立即改变民族的深层心理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拥有这种力量。支配人类的,是思想、感情和习俗,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制度和法律是人们内心精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的需要,既然是人们的内心精神诞生了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自然就无法改变它。

研究社会现象不能不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上来说,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只有相对价值。

所以,研究某种社会现象,必须从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依次考察它。这样,人们就会发现,纯理性的东西给人的教诲往往与实践理性给人的教诲相反。这种区别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是自然材料。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方,一个圆,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形状,由某些公式严格规定。然而从肉眼来看,这些几何形状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样子,随着视角的改变,立方形的东西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的东西,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考察这些虚幻的形状比考察真实的形状重要得多,因为这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才是照片或绘画能复制的。在某种情况下,非真实比真实更真实。用准确的几何形状来画物体,会让自然变形,让人们认不出它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个世界,居民只能复制和拍摄物体,却不能碰它,那对它的形状怎么可能有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形状只有少数学者了解,那它的作用就太小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牢牢记住,这些现象除了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后者才有一定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点,他会更加慎重地对待逻辑分析首先得出的结论。

另一个理由也会让他持这种保守态度。社会现实太复杂了,人们不可能全部掌握,也无法预见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这些看得见的事实后面,有时似乎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原因。看得见的社会现象好像是无意识巨大作用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分析能力的范围。我们不妨把可见的现象比作海浪,它在洋面反映了我们所不知的海底激流的情况。大部分行为表明,群体在精神上往往十分低劣,但也有一些行为,似乎被古人称为命运、自然、天意,以及我们叫做死亡之声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尽管我们尚不了解这些力量的性质,但不能无视其威力。有时,民族的内部深处好像也有潜在的力量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比如,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符合逻辑、更美妙的东西呢?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思想深处,这种如此有组织、如此微妙的东西又来自何方?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则,哪怕是最博学的学者、最受尊敬的语法学家也只能勉强记录,而绝对无法创造。甚至连那些伟人的天才主张,我们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吗?这些思想很可能出自一些孤独者的头脑,不过,它们所诞生的土壤不是由无数尘埃堆积而成的吗?而群体的灵魂正是这些微尘。

群体也许永远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绝对服从本能的生物,其行为会复杂得让我们不敢相信。理智是人类新近才有的东西,太不完美了,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不能替代它。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无意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无意识现在仍作为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只待在科学能够认识的狭小但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不去探索模糊的边缘地带,作哪怕是徒劳的假设,我们就只能发现我们所能看见的现象,并且局限于这种发现。从观察中得到的所有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现象背后,还有我们看得不那么清楚的东西,甚至,在这些东西的后面,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DEP2maRCuU3yBtMoW9GpLzwj9WrkqYAeRTpetEbpOx5Mw0wQdkzu1krXefISJy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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