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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纽约时报杂志》派作家兼记者史蒂芬·都伯纳为史蒂芬·列维特撰写一篇简介。列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虽年纪轻轻，却已声名大噪。
都伯纳彼时正在研究一部关于货币心理学的著作，在那段时间里采访了不少经济学家。他发现他们往往口齿不清，仿佛英语是他们的第四或第五语言。而列维特刚刚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可比作青年版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以表彰青年经济学家），在那段时间接受过不少记者的采访。他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谓不太健全。
但列维特看出都伯纳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而都伯纳也发现列维特并非单纯的人体计算尺，这位经济学家标新立异的研究和讲解的口才都令作家折服。虽师出名门（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获奖无数），列维特却以剑走偏锋的方式研究经济学，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像一个学究，倒像一个机敏好奇的探险家——纪录片导演、法医调查员，抑或对体育圈、犯罪、流行文化无一不插手的赌徒。他坦言，对于大众一提及经济学就会想到的货币话题，他兴趣寥寥。
实际上，他滔滔不绝地将自己贬低了一番。
“对于经济学领域，我所知甚少，”某次，他将遮眼的刘海一撩，对都伯纳说道，“我对数学不在行，对计量经济学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做理论研究。如果你问我股市是涨是跌，经济是兴是衰，通货紧缩是喜是忧，或是税务问题，我要是敢说自己对这些话题中的任意一个有半点儿了解，我完全就是在骗你。”
列维特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谜团。对于那些想要探究世界运行方式奥秘的人来说，他的研究能让他们如愿以偿。采访结束之后，在都伯纳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怪异态度得到了解释。
如列维特所见，经济学这门学科拥有各种寻找答案的有效工具，但耐人寻味的问题却寥寥无几。他的一大专长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为何他们还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枪和游泳池，哪个危险系数更高？在过去的10年里，犯罪率骤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中介是否真的把为客户谋求最佳利益放在了心上？为何黑人父母喜欢给孩子取有碍其职业前途的名字？教师是否会为了达标，在高风险性的测验中作弊？相扑是否是一项含腐败行为的运动？
许多人——包括他的不少同行——或许都没看出来列维特的研究和经济学沾边。他只是将这门所谓的沉闷科学提纯至其最根本的宗旨：阐明人们如何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有别于多数学者，他并不避讳使用个人的观察结果和兴趣所向，也不避讳秘闻野史和趣闻逸事（但他对微积分却避之唯恐不及）。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他翻阅大量数据，去寻找前人未曾发现的故事。他摸索出一种方法，可以测评资深经济学宣称的不可测量的东西。不过，最让他乐此不疲的话题——虽然他声称自己从未染指过这些勾当——是诈骗、腐败和犯罪。
列维特炽热的求知欲也感染了数以千计的《纽约时报》读者。各式各样的问题、征询、谜语和请求纷至沓来——提问者既有通用汽车公司职员、纽约扬基棒球队队员、美国参议员，也有服刑人员、为人父母者和一位20年来一直在一毫不差地记录自己生意数据的百吉饼买卖人。一位前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打电话给列维特，请他帮忙证明如今的环法比赛已经滥用兴奋剂成灾。中情局请教列维特如何利用数据追捕洗钱者和恐怖分子。
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是列维特的根本信条：现代世界尽管充斥着种种迷雾、乱象和罪恶昭彰的骗局，却并非无法参透或深不可测。只要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它甚至比我们想的更加趣味横生。所有这些仅仅需要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在纽约，出版商告诉列维特，他应该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写书。”
待解之谜已经堆积如山，他几辈子也解决不完，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适合作家这个角色。
“我没什么兴趣——除非，”他提议道，“我和都伯纳合著。”
并非人人都适合合作，但他们两人——以下改称我们两人——决定聊聊，看合著出书是否行得通。我们认为行得通，希望各位也能予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