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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许多决定是很难做出的。该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需要将年迈多病的母亲送进养老院？你和妻子已有两个小孩，现在是否该再要一个？
之所以难以决定，是有诸多原因的。首先，做决定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做决定时还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你不常面临必须做出这类决策的情形，也就是说，你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少。你十之八九能从容应付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工作，因为你经常买，但是倘若你要购置首套住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要做出这类决定真的也很简单。
想象一下你去朋友家参加聚会的情景。你们两家仅相距1英里（约合1.6093千米）。或许是因为喝了4杯酒的缘故，你异常兴奋、十分尽兴。现在，聚会接近尾声了。你一边喝光最后一杯酒，一边摸索着找到了车钥匙。突然间，你意识到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以你现在的状态，绝不适合自己开车回家。
最近几十年来，关于酒后驾车的危害，我们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教育。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高13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酒后驾车。美国30%的致命撞车事故中，至少有一名酗酒的司机。在深夜时分这一饮酒高峰期，上述比例竟高达60%。大体说来，每行驶140英里，就有1英里的路程是醉酒司机驾驶完成的，也就是说，醉酒司机每年驾车行驶210亿英里的路程。
有如此多的人酗酒后仍然要手握方向盘，这是为什么呢？或许，这是因为酒后驾车极少被逮到，我们根据到目前为止最保守的统计数据得出这一结论。醉酒司机每行驶27 000英里的路程，才会被逮住一次。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一边豪饮啤酒，一边驾车横穿整个美国，然后折回，这样往返三次之多，才会被警察强行拦下，停在路边。与其他后果严重的行为一样，如果我们也能出台强有力的措施，那么也极有可能杜绝酒后驾车行为。比如，随机设置路障，如此一来，醉酒司机就可以被“就地正法”，但是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不具备采取这种措施的强烈愿望。
现在回到你参加朋友聚会的情景中，你似乎已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容易的决定：走回家，不开车，毕竟只有1英里的路程。于是，你找到朋友，感谢他邀请你参加聚会，并告诉他你准备走回家。他认为你的决定十分明智，对你大加赞扬。
然而，他该赞扬你明智吗？众所周知，酒后驾车极其危险，可是酒后步行就安全吗？做出这个决定真的这么容易吗？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每年死于酒后步行引起的交通事故的人数超过1 000。他们可能晕晕乎乎地偏离了人行道，踉踉跄跄地步入了机动车道；也可能躺倒在乡村的公路上；还可能是在川流不息的公路上横冲直撞。在美国，与每年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致死的总人数（大约13 000人）相比，酒后步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当你从步行或开车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时，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上述的总死亡人数，而是以每英里路程为基础，计算酒后驾车和酒后步行哪个更危险。
在家或公司，普通美国人每天大约步行半英里。16岁以上（包括16岁）的美国人，总数超过2.37亿；全部算下来，达到驾车年龄的美国人，每年步行的总路程约为430亿英里。如果我们假定，每步行140英里的路程中就包括1英里酒后步行的路程，即和每年酒后驾车行驶路程占驾车行驶总路程的比例相同，那么每年酒后步行的总路程约为3.07亿英里。
只要算一下，你就会发现，以每英里路程而论，醉酒的步行者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比醉酒司机的死亡率高8倍多。
不过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明：除了摔伤自己，酒后步行不太可能弄伤或害死他人，但酒后驾车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的，在与酗酒有关的致命交通事故中，36%的受害者是乘客、行人或其他司机。即使我们将这些无辜受害的死亡人数计算在内，酒后步行导致的每英里死亡率，仍然是酒后驾车导致的死亡率的5倍。
因此，当聚会曲终人散时，做什么决定应该是十分明确的：驾车比步行安全。（当然，少喝点酒或叫辆出租车就更安全了。）下次聚会时，如果你很快就灌下4杯酒，那么要回家时，你的选择或许就会有所不同了；或者，你已喝得烂醉如泥，你的朋友会为你做好安排，因为“朋友不会让朋友醉酒后步行”。
今天，如果你能选择出生地的话，那么印度可能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印度吹嘘自己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论，这个国家仍然极度贫穷，平均寿命和教育普及率极低，环境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成风。超过2/3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能用上电的家庭几乎还不到一半，仅有1/4的家庭建有厕所。
如果生为女性，那就尤其不幸了，因为印度人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已有两个儿子的印度家庭中，只有10%的家庭还想要个孩子；而在已有两个女儿的印度家庭中，大约有40%的家庭还想碰碰运气。对印度家庭而言，生下男婴，就像为自己开立了401（k）账户
一样养老不愁。男孩长大成人后，可挣钱养家，并在父母年迈体弱时尽赡养义务；而若是生了女孩，就意味着父母将不仅无人养老送终，还要在女儿出嫁时赔上嫁妆。长久以来，印度盛行的嫁妆习俗一直遭到社会的讨伐，但新娘父母在新娘出嫁时给新郎或其家庭现金、汽车或地产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按照习俗，新娘家庭还应出钱操办婚礼。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Smile Train）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全球各地免费为贫困孩童实施唇腭裂修复手术。前不久，微笑列车工作人员在印度钦奈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们问及一个本地男人有几个小孩时，他的回答是“1个”。后来他们得知，那个男人的确只有1个儿子，但除此之外，他还有5个女儿。显然，女儿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还发现，在钦奈，有的父母会付给助产士2.5美元的报酬，让她闷死刚出生的先天性唇腭裂女婴。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微笑列车给助产士开出更诱人的激励条件：每把一个先天性唇腭裂女婴送到医院做唇腭裂修复手术，即可得到10美元的奖励。
女孩在印度的地位如此卑微，结果导致印度女性人数竟然比男性人数大约少了3 500万。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男女人口缺口规模中的大多数女性，可被认定为死亡——要么由于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偏爱儿子，父母限制女儿的营养摄入或就诊看病），要么由于直接伤害（女婴出生后被助产士或父母扼杀），要么死于堕胎（此类情形日益增多）。即使在最小的印度村落里，电力供应时有时断，清洁用水更难找到，孕妇也仍然会付钱请医生做超声波检查，如果扫描出是女婴，那么这个孕妇就会选择流产。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流产越来越普遍，印度以及其他重男轻女的国家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最后终于有机会长大成人的印度女性，几乎在各方面都面临不平等的待遇：挣的钱比男性少，享受的医疗服务及所受教育比男性差，而且还可能每天遭到丈夫的虐待。在印度一项针对全国国民的医疗调查中，51%的印度男性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妻子把饭烧糊或未经允许离开家门，殴打妻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54%的印度女性认同上述说法。每年被烧死或死于其他类型家庭暴力的印度年轻女性超过10万人，其中很多是“索奁焚妻”（bride burnings）
的牺牲品。
印度女性意外受孕及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也极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极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印度男性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时的失败率超过15%。为什么会这么高？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声称，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规格生产的避孕套，相对于约60%的印度男性的阴茎而言，尺寸太大。这是耗时两年的调研得出的结论。调研过程中，科学家测量了1 000多位印度男士的阴茎尺寸，而且还都拍了照片。“那种避孕套，”一位调研人员说，“不适合印度男性。”
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要提高印度女性的生活质量，尤其要提升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印度政府曾设法禁止索要嫁妆，严禁流产，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没人理睬这些法规。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从资金方面扶持印度女性的计划，包括“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大规模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救援机构实施的大量慈善项目。在“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中，只要农村孕妇不因女婴而流产，便可获得现金奖励；小额信贷项目的实施让印度女性可申请小额商业贷款。
印度政府还庄重地承诺，将让印度男性更便宜地获得更小尺寸的避孕套。
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大多数这类项目实施起来都复杂烦琐、成本高昂，因此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与上述方法不同的另一种措施似乎的确发挥了作用。这种措施，就像超声波扫描仪一样，依赖技术手段，但与女人本身几乎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与女人生孩子有何联系。这种措施既不是由印度政府执行的，也不是由国际慈善机构实施的。事实上，设计这种措施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帮助任何人，至少不是以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帮助他人。这种措施不过是企业早就开发出的一种产品罢了，我们称之为“电视”。
印度国营的广播电视事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信号很差，节目少得可怜，因此印度国民简直没有理由守在电视机旁。然而，近些年来，得益于电视和配送费用的急剧下降，印度一些地区已铺设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2001—2006年，大约有1.5亿印度人生平第一次看上了有线电视节目，可以接收到印度大城市和国外的电视信号。突然之间，在他们的村落里，处处播放着电视综艺节目、连续剧、新闻以及警匪片，声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电视让很多印度村民首次真正见识了外部世界的魅力。
然而，并不是每个村落都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有些地方也只是能在某些时段接收到信号。这种有线电视的普及状况，正好产生了经济学家热衷于利用的那类数据——趣味横生的自然实验数据。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依据印度的每个村落是否（以及何时）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数据，评估印度各地村民的生活变化情况，进而梳理出电视对印度女性产生的影响。
他们的分析数据来自政府针对2 700个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家庭）展开的一项调研结果。这项调研的对象是15岁以上（包括15岁）的女性，涉及的问题包括生活方式、个人偏好及家庭关系。调研结果表明，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女性，仍坦然接受丈夫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数比以前少多了，认同“重男轻女”思想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而且她们更有可能自立。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似乎正在让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利，而这正是政府出台的措施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呢？通过收看电视节目，目睹世界各地女性的生活之后（她们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花自己挣的钱，既不会被男人视为财产，也没有被定义为生育机器），印度农村妇女在生活中变得更独立了吗？又或者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让这些农村妇女感到羞愧难当，因而没有向调研人员如实相告，真实讲述她们所遭受的待遇有多么糟糕？
这是从调研中获取的数据，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个调研结果。人们的言行非常不一致。
而且，当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时，正如印度政府展开的上述调研项目，我们就要考虑到上述结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失实。如果受访对象不过是在迎合调研人员，给出他们中意的答案，那么，或许她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然而，如果你能评估受访女性的显示性偏好或实际行为，那么你的工作就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奥斯特和詹森做到了。他们找到了能够证实印度女性的生活确实发生变化的强有力的数据：拥有有线电视的印度农村家庭，其婴儿出生率开始逐渐低于没有有线电视的家庭。（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较低的婴儿出生率通常就意味着女性会有更大的独立空间，承受更少的生育风险。）拥有有线电视的家庭，送女儿上学的概率也更大，这表明女孩的地位逐渐提高，或者至少值得让人们将她们与男孩一视同仁。（值得注意的是，男孩的入学率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强有力的数据印证了印度政府公布的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看来有线电视的确让印度农村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其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她们甚至再也无法容忍家庭暴力了。
家庭暴力减少抑或只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忙于观看板球比赛，无暇顾及她们。
当世界一路跌跌撞撞地踏入现代社会时，世界人口与日俱增，速度极快。人口的大幅增加主要发生在中心城市，例如伦敦、巴黎、纽约和芝加哥。19世纪，美国城市居民人口增长了3 000万，而其中一半的人口增长就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
然而，当这庞大的人口及其动产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时，问题就来了。主要的运输工具出人意料地引发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包括交通大堵塞、保险成本高昂以及为数众多的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本该出现在家庭正餐桌上的粮食作物，却被用来生产燃料，结果造成食品短缺和食品价格的抬升。此外，作为燃料，消耗过程中还会排放有毒气体，造成空气污染，不仅危害居民健康，还危及生态环境。
我们正在谈论汽车，不是吗？
不，不是这样。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马。
从久远的古代开始，马就是人类的得力帮手，发挥着多种作用。在现代化城市不断扩张的进程中，人类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利用马匹为自己服务：拉车、运送建筑材料、运送从轮船和火车上卸下来的货物，甚至还用来拉动生产家具、绳索、啤酒和衣服的机器运转。如果你的女儿病得很严重，要请医生来家诊治，医生会策马火速赶往你家中。发生火灾时，训练有素的马队拖着消防车疾速穿过街道，赶往火灾地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纽约市存活并发挥作用的马，大约有20万匹，也就是说，每17个纽约市民就拥有1匹马。
但是，唉，马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那么多麻烦！
马车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当马不堪劳顿垮掉的时候，往往立刻暴毙，这会导致交通堵塞的进一步恶化。很多马的拥有者为此还给马买了保险。为了防止骗保，保险条文规定应由第三方给（垮掉的）马实施无痛苦致死方案。这也就意味着，马倒下后应等候警察、兽医或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即使认定马死亡，交通堵塞情形仍然不能马上得到缓解。“一旦马死亡，因为体积庞大，搬运十分棘手，往往要等到马尸体腐烂时，清洁工才开始清理，因为只有这时，马才更容易被锯成小块，进而用推车运走。”研究交通问题的学者埃里克·莫里斯写道。
马车的车轮和马蹄铁都是用铁制成的，在行进时产生的噪声令人不堪忍受，恐怕很多居民会因此患上神经紊乱症。因此，在医院或其他对噪声很敏感的区域附近，政府甚至禁止马车通行。
而且，更恐怖的是行人极易被马或马车撞倒。不论是马还是马车，都不像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容易控制，在路面光滑、行人拥挤的城市街道上，更难以驾驭。1900年，因马造成的交通事故夺走了200个纽约市民的生命，也就是说，每17 000个纽约市民中，有1人死于与马有关的交通事故。与此相对，2007年，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纽约市民人数为274人，也就是说，每30 000个纽约市民中，有1人死于汽车交通事故。这意味着，1900年的纽约市民死于马匹交通事故的概率，大约是如今纽约市民死于汽车交通事故概率的2倍。（遗憾的是，如今我们没有关于当时酒后赶马人的书面资料可查，但可以推测，死亡数字肯定大得惊人。）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马粪。一般而论，一匹马每天排泄的粪便约为24磅（1磅约合0.4536千克）。照此计算，20万匹马排泄的粪便，重约500万磅。这只是一天的马粪量。这些马粪去了哪里呢？
几十年前，城市中的马匹还没有这么多时，农民会把马粪买下，然后用车（当然是马车）运到自家地里，马粪市场运转有序。但随着城市马匹数量的爆炸式增长，马粪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形十分严重。在城市空地上，马粪越堆越高，有的竟高达60英尺（1英尺约合0.3048米）。马粪不断堆积起来，就像成堆的积雪沿城市街道一路排开一样。夏天时，马粪简直臭气熏天；雨季来临时，经过雨水的冲刷和浸泡，浓稠的马粪随雨水涌向人行道，渗进住户的地下室。今天，当你对纽约市昔日建造的褐砂石建筑及其典雅的比街道高两个台阶的门阶赞赏不已时，请记住，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建筑方案，只有这样建造才能确保房屋的入口高于马粪横流的街道。
因此，马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马粪堆积之地，滋生着不计其数的苍蝇，苍蝇又在人群中传播着大量致命的疾病。老鼠和其他害虫成群结队地涌向堆积如山的马粪，寻找马粪中残留的燕麦谷粒和其他饲料——那些本该被做成食物摆放在餐桌上，但因为要饲养马匹而成为价格更为高昂的粮食作物。当时，没人担心什么全球变暖。如果他们当时还真担心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马就会成为“头号公敌”，因为马粪会散发一种后果很严重的温室气体——甲烷。
1898年，纽约市主办了首届国际城市规划会议。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马粪问题，因为全球各地的城市经历着同样的马粪危机，但会议未找出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被难住了，”埃里克·莫里斯这样写道，“城市规划会议宣布，协商工作毫无成果，原计划为期10天的会议，实际上3天后就提前结束了。”
没有马匹，世界大都市可能无法正常运转；而有了马匹，大都市还是无法正常运转。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已发展成这种两难的世界。
后来，这个问题消失了。这既不是政府法规发挥了作用，也不是干预措施达成了目标，更不是因为城市居民在某种倡导利他主义或自我约束的大众运动中逐渐具备了公德心，进而主动放弃马力所能带来的各种益处。实际上，技术革新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创造了一种排泄更少粪便的动物吗？不是这样的。马匹被电车和汽车取代。这两种车不仅干净得多，而且效率也比马车高出许多。养一辆汽车比养一套马车更便宜，汽车被宣扬为“环境的大救星”。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终于可以自由地来个深呼吸——免却了捏住鼻子呼吸的痛苦，接着继续前行。
令人遗憾的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拯救20世纪的方案，似乎又让21世纪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因为汽车和电车也都有负外部效应。20世纪，超过10亿辆机动车和成千上万座燃煤发电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导致气候变暖。正如过去马匹泛滥成灾，大有粗野践踏甚至毁灭人类文明之势，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人类活动将同样威胁我们的世界文明。哈佛大学环境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认为“全球气温升高，足以毁灭地球这颗行星”，这种概率大约高达5%。其他人（包括媒体）的宿命论思想则更为浓重。
或许，这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面对亟待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如果以我们现有的条件无法给出方案，世人就会很容易据此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但历史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生存的世界是完美的。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财富的广泛分布，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人的财富损失。这也正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称为“创造性毁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人类的创造力无穷无尽，那些看上去无法攻克的难题，人类总能因为技术变革而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全球变暖问题很有可能也是如此。这不是说全球变暖不会在未来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而是说如果辅以适当的激励，人类的聪明才智一定能被进一步激发，进而攻克难关。让人备受鼓舞的是，技术变革产生的解决方案，较之悲观论者所预测的，往往会更简单，因而成本也更低。事实上，在第一章，我们将碰到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异类工程师团队。他们找到了不只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而是三个，其中任何一个的成本，都比肯塔基州科尼马场拍卖纯血马的全年销售收入低。
顺便提一下，马粪的价格已反弹上升，其价格之高让马萨诸塞州的农场主近期向当地警局投诉，要求制止邻居捡拾他们农场中的马粪。而那位邻居则声称这是一场误会，因为这个农场以前的主人允许他这样做。但是，这个农场现在的主人不愿做出让步，决意要求邻居为此支付600美元的费用。
这位热衷于捡马粪的邻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马丁·威茨曼，那位对全球变暖问题持有极端悲观论调的经济学家。
“恭喜你，”当这个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他的一个同事对他说，“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马粪的净输出商；而你的行为却似乎表明，你是一个净输入商。”
马粪难题的解决，有线电视产生的非预期后果，酒后步行的危险性——以上种种问题，到底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最好将之视为“经济分析”案例，而不要把这类事件看成“经济学”问题。这种说法由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而后广为人知。贝克尔是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中他这样解释道：“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并不在于个体行为完全是为了谋取私利。经济分析是一种分析方法，并不是有关某种具体动机的假设……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涵盖范围更广的价值标准和选择偏好。”
职业生涯之初，贝克尔研究的课题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不大，因为他研究的领域包括犯罪与刑罚、毒品滥用、时间的分配、婚姻的利弊、儿童抚养以及离婚问题。类似的课题，他的大多数同人根本不会考虑。“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回忆说，“我从事的这种工作，要么被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忽视，要么遭到他们强烈的厌恶。我被视为异类，因而，我或许实际上是算不上经济学家的。”
好吧，如果加里·贝克尔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也想从事这样的工作。如果要我实话实说，贝克尔从事的研究，事实上就属于“魔鬼经济学”的范畴，即通过经济分析来阐释非同寻常、令人好奇、难以预测的现象。只是在那时，“魔鬼经济学”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罢了。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致辞中，贝克尔提出，经济分析本身并不探讨主题，也不是用来阐释“经济活动”的数学方法。确切地说，经济分析就是以另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审视世间万物。经济分析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描述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改变主意的；描述人们是如何选择恋人及结婚对象的；描述人们为何憎恨某人，甚至不惜干掉某人；描述人们在偶然发现一大笔钱时，是决定偷走一部分，还是不去动它，抑或掏出自己的钱放进那笔钱中；描述人们为什么对一件事充满恐惧，而对另一件略微不同的事情却又如此渴望；描述人们为什么要对一类行为予以惩罚，而对另一类与之相似的行为却予以奖励。
经济学家如何描述人们的行为决策呢？这往往要从积累数据开始，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搜寻易于分析的数据。只要有关人类行为的问题提得恰当，再加上可靠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就是提出这类问题。只要问题提得好，我们就能解释，比如肿瘤学家、恐怖分子或大学生在某个特定情景中的行为方式及其原因。
用概率这种“冷冰冰”的数字去描绘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可能会让有些人反感。我们中又有谁希望自己被描述为“典型的参照对象”呢？举个例子，如果你把地球上所有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来考量，你就会发现，成年人平均有一个乳房和一个睾丸
——但问题是，又有多少人的体征符合这种描述呢？如果你所爱的人因酒后驾车丧生，那么知道酒后步行比酒后驾车更危险这个事实，又怎么能缓解你的悲痛呢？如果你正是遭受丈夫毒打的那位年轻的印度女性，那么即使得知有线电视已让众多印度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利，你又能从中获得什么慰藉呢？
上述理由有根有据，也是事实。诚然，任何法则总有例外，但了解法则有益无害。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人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行为方式，因此，找出一个参照对象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时，较好的切入点便是考察一般个体的行为特征。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就能避免将思维过程——关于我们的日常决策、我们的行为法则、我们的管理——根植于例外或反常情况，相反，而是以常理为基础进行考察。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01年夏天，美国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即后来人所共知的“鲨鱼之夏”事件。媒体报道了一条凶狠的鲨鱼肆意攻击小孩这样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最初的报道涉及的是一个名叫杰西·阿博加斯特（Jessie Arbogast）的8岁男孩。当时，他正在彭萨科拉海湾的浅滩上嬉戏玩耍，一条雄性鲨鱼突然冒出，咬断了他的右臂，还撕掉了他大腿上的一块肉。《时代周刊》对此次鲨鱼攻击事件进行了封面报道。以下是报道的导语内容：
鲨鱼往往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毫无征兆。它们发动攻击的方式有三种：攻击后逃离、撞击后撕咬以及出其不意地攻击。攻击后逃离的方式最为常见。鲨鱼可能是看见了游泳者的脚掌，误认为是一条鱼，于是就咬了上去，随后意识到这并不是它平常的目标。
吓着了吗？
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可能再也不会到海边去了。但是，你认为2001年到底发生了多少起鲨鱼攻击人的事件呢？
猜猜看。把猜测的数字除以2，用得到的结果再除以2，如此多反复几次。2001年，全球各地只发生了68起鲨鱼攻击人的事件，其中4起是致命的。
这些数据不仅远远低于媒体大肆渲染所暗示的夸大比例，而且，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也绝不会比现在更高。1995—2005年，全球各地平均每年发生60.3起鲨鱼攻击事件，最高年份79起，最低年份46起。平均每年的鲨鱼攻击致死事件为5.9起，最高年份11起，最低年份3起。换句话说，2001年夏天关于鲨鱼攻击人的事件的文章标题，或许本可低调地写为“今年鲨鱼攻击次数大体与往年持平”。但如果这样写，杂志十有八九不会热卖。
现在我们暂时忘却可怜的杰西·阿博加斯特及其家人所遭遇的悲惨事故，而是想想以下情形：在全球60多亿人口中，2001年死于鲨鱼攻击事件的仅有4人，而每年被电视新闻采访车轧死的受害者，极有可能比这还多。
大象每年也会造成至少200人丧生，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象而色变呢？原因极有可能在于，那些受害者并未身处繁华闹市，他们的离世不为众人所知。也有可能与我们受某些电影的影响而形成的固定认知有关。大象性情友善、憨厚可爱，儿童电影（想想《大象家族》中的贝巴和《小飞象》中的丹波）常常反映的就是这类主题；与此相对，鲨鱼则被千篇一律地刻画成反面角色。如果鲨鱼真的具备哪怕是一点法律背景的话，它们一定会提起诉讼，要求影院禁播《大白鲨》（ Jaws ）。
然而，2001年的那个夏天，媒体渲染的鲨鱼攻击人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见诸报端，情节如此恐怖，以致公众对鲨鱼的惊恐情绪久久不能平息。直到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人们的注意力才得到转移。那天，近3 000人死于非命，这可比从16世纪末开始有据可查的所有鲨鱼攻击致死事件多出了2 500多人。
当然，尽管以典型参照物作为衡量标准有其缺陷，但这种方式的确也有其优点。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尽可能以累积数据，而不是以奇闻怪事、哗众取宠的异常现象、个人主观看法、失控的情绪或道德偏好为基础，向读者阐释所引述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统计数据可用来证明一切，可用来支持难以站住脚的主张，也可用来撒谎。但是，经济分析所要实现的目标恰好相反：既不利用恐惧心理，也不偏执地探讨具体的问题，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我们客观公正。例如，电视的推广给印度农村妇女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电视发挥的是绝对积极的作用。在第三章你将读道，电视在美国的普及就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社会变化。
我们的初衷不在于以经济分析法去描述任何人希望看到的世界、任何人所担心的悲惨世界或任何人祈祷和憧憬的世界。确切地说，我们旨在客观地阐释世界的本来面貌。许多人希望能以某种方式保护或改变世界，然而，要改变世界，你首先得了解世界。
截至本书写作之时，始于美国次贷泛滥，并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持续了近一年。相信会有成百上千种有关金融危机的图书出版。
本书不在此类书籍之列。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及诸多高深莫测的经济领域根本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经历过近期的种种震荡之后，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弄清，宏观经济究竟属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都被称为神奇的预言大师，他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告诉你股市、通货膨胀或利率的未来走向，这似乎的确很神奇。但正如我们近期所见证的那样，这种预测大体上毫无作用。经济学家们在解释历史事件时已经面临诸多难题，更不用说去预测未来情形了。（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政策，到底是缓和还是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大萧条，他们至今仍在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当然，不仅仅经济学家们如此，人们总是盲目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即便事实证明预测很离谱，他们也会很快忘记教训。这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事实上根本就不会谈及人们所谓的“经济”。我们相信，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纵使论证缺乏深度），即使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你能理解中小学教师或相扑选手作弊背后的动机，那么你就可以弄清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委了。信不信由你！
你将在本书中读到的故事，选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来自崇高的学术机构，也可能来自最阴暗的街头角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些故事是源于我近期开展的学术研究；有些故事来自他人的启发，比如经济学家、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变态杀人狂、急诊室医生、业余历史学家及变性的神经科学家。大多数事情都属于以下两类中的一种：你一直认为你了解但实际却不了解的事，你原本不知道自己想了解但实际却很想弄清的事。
我们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许并没有那么有用，或许甚至还没有定论。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设法在做的是启动对话与交流，而不是总结陈词，给出最后结论。这意味着，在即将读到的后续章节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内容与你的观点相左。
事实上，如果你没能发现这种内容，我们反倒会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