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是时候承认，在我们的首部作品中，我们撒了谎，而且是两次。

第一个谎言出现在《魔鬼经济学1》的引言中，因为我们这样写道：“本书并没有主题。”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我们的出版商和蔼可亲、精明能干，他们读了初稿后，大惊失色地叫道：“这本书根本就没有主题！”严格地说，初稿内容五花八门，涉及作弊的教师、进行自我交易的房地产经纪人，以及母亲眼中贩卖霹雳可卡因的乖儿子，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书中引述的诸多素材，没有构建在精彩的理论基础之上，彼此独立，无法形成合力，却神奇地归于所要阐释的主题之下。

面对这部杂乱无章的作品，当我们提议将书名定为《魔鬼经济学》时，可以想见，出版商就更为惶恐不安了。即使在电话中，也能听到对方用手猛拍额头所发出的“啪啪”声，他一定在想：这两个家伙交来的初稿不仅没有主题，书名也是生造词，简直荒诞不经。

出版商建议我们做出一定的妥协，在引言里说明此书没有主题。为了避免再起争端（也为了拿到预付稿酬），我们同意照做。

然而，事实上，《魔鬼经济学1》的确有主题，即使当时主题还不明显，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一定要说出来，或许可以将主题概括为：刺激（在某种动机驱使）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如果讲得详细点，那么可以这么说：刺激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尽管反应方式并不一定是能预见到的，或是一目了然的。正因如此，非预期后果法则才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则之一。中小学教师、房地产经纪人、毒品贩子、孕妇、相扑运动员、百吉饼销售商及三K党，其行为方式均适用这条法则。

然而，书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的几个月中，我们曾提出几十个书名，包括《非传统智慧》（明白吗）、《并非绝对如此》（不怎么样吧）及《E线远景》（放过我吧）。最后，出版商终于决定：或许《魔鬼经济学》终究也糟糕不到哪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物极必反，既然糟糕若此，反而还有可能一炮走红。

也或许他们已精疲力竭了。

《魔鬼经济学1》的副标题表明，作者将在书中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世间万物的真相，这是第二个谎言。我们确信，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夸张手法，属于国际玩笑之列。然而，有些读者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为此抱怨说：书中所涉内容，虽然五花八门，覆盖面甚广，但事实上并没有探讨世间万物。所以，尽管我们在确定副标题时本无撒谎的初衷，但的确导致了这种事实上的后果。我们为此道歉。

诚然，我们未能将世间万物纳入《魔鬼经济学1》中，然而，正因如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预期后果：需要再写一本书做进一步探讨。不过，在此要立即提请读者朋友注意，即使两部书的内容加在一起，我们仍然无法将世间万物一一囊括在内。

如今，我和史蒂芬·都伯纳已合作多年。起初，都伯纳（作家、记者）写了一篇针对我（理论经济学家）的文章。开始时我们视彼此为敌人，尽管只限于口诛笔伐的“个人恩怨”。当好几家出版机构开始以极高的稿酬为诱饵，邀请我们合作出书时，我们最终化敌为友、通力合作。（记住：刺激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大众一般会这样做，经济学家和记者也是人，也被这一魔咒套牢。）

我们曾一起讨论如何分配稿酬的问题。刚一开始讨论，就陷入僵局，因为我们都坚持要按六四分成。最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都希望对方分得六成收入，自己拿四成。随后，我们便都深信，与对方合作将会十分愉快，于是决定按五五分成，写书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撰写《魔鬼经济学1》时，我们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认为没多少人会读我们的书。（我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还因此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只有一分钱的预付稿酬，我们也应该心满意足。）没什么野心，预期极低，这反而让我们摆脱了各种束缚，得以把我们认为值得一写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写作素材。因此，写书过程充满了乐趣。

《魔鬼经济学1》出版后的畅销，既出乎我们的意料，又着实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果当时我们迅速跟进，接着出版与该书相关的系列图书，例如《傻瓜的魔鬼经济学》或《魔鬼经济学的心灵鸡汤》之类，那么，或许又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我们希望把调研准备工作做充分，积累必要素材，到文思泉涌之时，执笔撰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历经4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实现了目标，第二本书（也就是本书）问世，不用说，我们深信本书更精彩。当然，至于我们所言是否属实，你们（而不是我们）说了算；至于本书是否会如第一本书出版时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糟糕，也是你们说了算。

出版商已对我们彻头彻尾的“三流品位”不做任何指望，干脆不过问书名了。当我们提议将本书的书名定为“ SuperFreakonomics ”时，他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

如果本书真的有任何值得一读的地方，那得感谢读者。在通信成本低、方便快捷的当代，写书的一大益处在于，作者可以直接得到读者反馈，而且反馈信息直截了当、清晰明确、为数众多。良好的反馈信息是不容易获得的，因而颇具价值。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魔鬼经济学1》一书的反馈信息，还获得了有关以后出书所涉论题的诸多建议。一些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提建议的人会发现，你们的想法已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感谢你们！

《魔鬼经济学1》的成功还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们不时一起或分别接到邀请，面向各类受众发表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我们往往被邀请方冠以“专家”的头衔介绍给听众，而所谓“专家”恰好是我们在《魔鬼经济学1》中提请你们提防的人——他们不过是占有信息优势，并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对这个优势加以利用罢了。（我们想方设法说服听众：事实上，我们在任何领域都算不上专家。）

出席这类活动也为我们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时，都伯纳谈到了一种现象：人们上洗手间后洗手的次数远不如他们承认的那么多。随后，有一位男士走近讲台，伸出一只手说，他是泌尿科医生。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固然让人反感，但他所谈的在高危工作环境中（他所在的医院）不洗手的问题，以及医院为了鼓励医生洗手而采取的创意十足的措施，却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在本书中，你将读到医生与手部卫生做斗争的精彩故事。

在另一次对风险投资家所做的演讲中，我分析了我与社会学家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正着手开展的一个新调研项目。素德·文卡特斯不惧危险深入毒品犯罪团伙的故事，已成为《魔鬼经济学1》的经典案例之一。这个新调研项目，涉及追踪芝加哥街头妓女的日常活动。凑巧的是，来听演讲的一位风险投资家（约翰），正好与一个每小时收费300美元的妓女（安莉）约好了服务时间——就在那天晚上。在安莉公寓，他发现咖啡桌上放着一本《魔鬼经济学1》。

“这本书你从哪里弄来的？”约翰问。

安莉说，这是她的一个也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朋友寄给她的。

为了给安莉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只是金钱和肉体的交易，男性吸引女性的本能仍然在作怪——约翰告诉安莉，正好在那天，他听了这本书的一位作者发表的演讲，这位作者在演讲中提到正在开展一个有关妓女卖淫的调研项目。而仅此似乎还不能说明这有多凑巧。

几天后，列维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还有一个难题有待解决：我得向我的爱人和4个孩子解释，下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不会在家，因为届时我要与一位妓女共进早午餐。为了准确评估她的需求曲线的状况，我认为与她面谈对我的调研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 是为此付费的。

在本书中，你会读到有关安莉的故事。

最终导致与安莉有关的故事进入本书的这一连串事件，或许可归因于经济学家所谓的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第一本书极为成功，所以撰写第二本书时，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的优势，而若换成其他作者，可能就无法拥有这等良机了。因此，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我们的确拥有并利用了上述优势。

最后，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尽量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经济学术语，因为这些术语高深难懂、难以让人记住。所以，在援引有关安莉的故事时，我们没有将其视为解读累积优势的故事，而是将其称为……怎么说呢，魔鬼经济学故事。 tFMrguh/3UgPLqOIfbitkRmUZVUfGw6YlflutVxKct5yfs3rbMGnZr+f/dDGKp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