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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伯纳
无论何时你观察一种政治体制，发现这种体制有所欠缺，你都会禁不住这样想：或许我们聘任了水平欠佳的从政人员，因为这一职位并未吸引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若为从政人员大幅加薪，我们会吸引到水平更高的人。
这一观点并不受欢迎，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之一是，从政人员必须自己进行游说，请求加薪，而且这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你能想象报纸的头版标题吗？
但这一想法仍然很有吸引力，不是吗？其思路是，提高民选及其他政府官员的薪酬，则会体现该职位的真实重要性，吸引原本可能进入其他高薪领域的合格人才，让从政人员得以将重心放在手头的工作上，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收入，从而少受金钱利益的影响。
已有国家在向政府官员支付高薪，如新加坡。以下摘自维基百科：
新加坡的部长级官员于2007年得到了60%的加薪，成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从政人员。因此，总理李显龙的薪水飙升至310万新加坡元，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薪水仅为40万美元，约为李显龙的1/7。虽曾有民众在短期内抗议，称相较于所治理国家的规模，这一薪酬水平过高，但政府仍然立场坚定地宣称，为确保新加坡“世界级”政府的效率和廉洁状态得以持续，此次加薪势在必行。
新加坡虽在近期大幅削减了政客的薪酬，但其薪酬水平仍然相对较高。
是否有证据表明，为从政人员加薪确实可以提高执政水平？克劳迪奥·菲拉兹和弗雷德里克·费南的一篇研究论文称，这一点对巴西的市政府确实适用：
我们的主要发现表明，（支付）高薪增加了政治竞争，提高了立法者的水平。衡量标准为教育水平、过往职业类型和从政经验。除了这种正向选择之外，我们还发现工资也会影响从政人员的表现，这与担任价值更高的公职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
由费南、厄内斯托·达尔·波和马丁·罗西所写的另一篇发表较晚的论文发现，加薪之后，公务员的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次是在墨西哥的城市：
我们发现，以智商、性格以及对公共部门工作的倾向性衡量，高薪会吸引能力更高的应聘者，即我们未发现对动力产生逆向选择
效应的迹象。高薪招聘也会提高接受率，表明劳动力供给弹性
约为2且有一定程度的买方垄断力
。在较差的城市，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差的城市特征严重降低了接受率，但高薪有助于缩小招聘缺口。
我不想说为美国政府官员加薪一定可以改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但正如教师工资少于其他领域能力相当的人，这并非良策。同理，尽管在其他行业薪酬高得多，但仍指望会有数量充足的优秀从政人员与公务员填补职位空缺，这也并非良策。
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若从政人员在任期间的工作经事实证明确实有益于社会，我们则向其发放巨额现金奖励，以资鼓励，这样会有何结果？
政治的一大问题是，从政人员的诱因与选民的诱因通常并不吻合。选民希望从政人员解决见效时间长的难题痼疾：交通、医疗、教育、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事务等。而相比之下，从政人员却在强烈诱因的驱使下按照一己私利行事（谋求当选、筹集资金、巩固势力等），其多数回报都是短期的。因此，尽管我们对许多从政人员的行为方式恨之入骨，但他们仅仅是对体制摆在他们面前的诱因做出反应而已。
对政客的工作支付统一报酬，会鼓励他们以权谋私，做出或会违背集体利益之事。但如果我们废除这种制度，建立鼓励他们办事为公的诱因，情况会如何？
这一想法如何付诸实施？根据政客所提出的法案，向其提供相当于股票期权的回报。假如一名民选或委派官员为一个项目工作多年，而该项目最终在公共卫生、教育或交通领域产生了良好效果，到效果得到证实的5 ~10年后，我们便可向其开具一张巨额支票。对于下列选项，你会如何选择：无论美国教育部长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都向其支付200 000美元的标准工资；还是等到10年后，如果其措施确实成功将美国的测试成绩提高了10%，再向他开一张500万美元的支票？
我向多名民选从政人员解释过这一想法，他们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或许至少只是跟我客气，谎称这并非异想天开。最近，我有机会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讨论了这一想法。他仔细地听完了——自始至终一直在点头微笑，其专心致志的程度简直难以置信，这怂恿我滔滔不绝、不厌其详。最后，他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
“想法很妙，史蒂芬，”他说，“祝你好运，见鬼去吧！”
他转身走开，仍然面带笑容。我此生还没有哪次被一口回绝后，感觉却如此良好。我想这就是成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