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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以为：“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悟制断无以驱除。今文武百僚，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奖用方深，不敢抵触，恐事未行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臣自兵兴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倬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留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沙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好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表之上，上虽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简为弓箭库使，稹为工部侍郎。稹虽解翰林，恩遇如故。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个二穆宗长庆元年)
【译文大意】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互相勾结，求做宰相，因而受到唐穆宗的宠信，每有大事就向他询问。元稹与裴度无嫌怨，只是因为裴度在他之前受重用，而且声望很高，他怕裴度再立大功，妨碍自己进升，所以，凡是裴度上奏的军事谋划，他都与魏弘简从中阻挠，使之不得实施。于是，裴度上表，指责元稹和宦官朋比为党，奸邪害国的罪状，认为：“王庭凑、朱克融逆臣竖子叛乱，震惊山东，奸臣朋比为党，祸害国家。陛下如果想扫平幽州、镇州的叛军，首先应当肃清朝廷奸党。为什么呢?因为灾祸有大小，考虑事情有先后。河朔逆贼只能祸乱山东，宫中的奸臣却祸乱天下。所以河朔的叛贼危害小，而宫中的奸臣危害大。危害小的，我与各将领就能翦灭，危害大的，如果不是陛下觉悟，则断无法驱除。现在满朝文武，京城和地方官吏，凡是有良心的人，对奸臣所为无不愤慨，凡能言语之人也无不嗟叹。只是由于陛下正重用他们，才不敢指责，恐怕奸臣未除而祸及己身，并不为国家考虑，而是担心牵连自己。自从朝廷兴兵讨伐幽州、成德以来，我所陈奏的用兵方略，都事关紧要，但朝廷的诏书，却指令不一。我受陛下委任，责任不轻，但遭奸臣从中阻挠的事情，也实在不少。我一向与奸臣无仇怨，只是由于前不久请求乘驿马到京城，当面向陛下陈述用兵方略，奸臣最惧怕的，是我向陛下揭露他们的罪过，所以百般阻挠我进京。我又曾上奏朝廷，请准许我率兵与诸军一同进攻，随机应变，讨伐叛贼。但奸臣怕我成功，以各种理由横加阻挠，致使我军停滞不前，无沦进退，都受到他们的牵制，所奏方略，也都被他们从中阻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出兵不利，不能成功，于国家安危，山东征讨胜负，全然不顾。作为臣下侍奉皇上，竟然如此!如果朝中奸臣全部铲除，那么，沙朔叛乱会不讨自平；但若朝中奸臣仍旧存在，那么，讨平叛乱，对于国家也无益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把我的奏章公布于众，让百官议论，如果奸臣不遭到群臣的谴责，我愿受到应有的惩罚。”裴度多次上奏斥责元稹等人，穆宗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裴度是朝廷重臣，不得不作出让步。癸未，贬魏弘简为库箭使，元稹为工部侍郎。元稹虽被解除翰林学士的职务，但穆宗对他的宠信依然如故。
【阐释】元稹为了个人私欲，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百般阻挠裴度用兵方略的实施。因此，裴度上表，痛陈清除朝廷奸臣的必要，鲜明地提出，奸臣不除，叛乱难平，国家更无安宁之日。然而?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穆宗皇帝，却无洞察之明，对奸臣非但不除，反而宠信如故，可见，上无明君，下必奸臣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