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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住在广州西关，曾是身份的象征。所谓：“东山少爷，西关小姐。”那时，大商家多住在西关，而有权有势的官老爷就住在东山。我的母亲陈丽宽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出生于西关。1938年日本侵华对广州狂轰滥炸。母亲带我到顺德躲避战火，于1939年4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离世，享年49岁。
我的母亲陈丽宽
母亲是广州老字号“陈李济”药店创始人之一陈体全的第九代孙女。“陈李济”始创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当年创业，还流传着一段传奇故事。
南海县商人陈体全收完货银乘船回广州，船抵广州时他匆忙上岸，将货银遗落在船上，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升佐也是南海县人，颇谙医道，在广州大南门已末牌坊脚开了一间中草药店。李升佐不顾天寒地冻，在码头等候良久，终将遗银璧还失主。
民国时期位于汉民路（今北京路）的“陈李济”老铺
陈体全重金相赠，李升佐婉言谢绝，于是陈体全诚恳提出：拿出遗金半数，投资于李升佐经营的中草药店。李升佐谦辞再三，终不能却，只好应允。于是，两人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样。”并将店号定名为“陈李济”，寓“陈李合作，同心济世”之意。从此，“陈李济”这个字号就在广州创立并发展起来了。
自创办以来，陈李两族轮流选任司理（类似厂长），我的外公陈少兰，当年曾当过“陈李济”的司理。
与广州其他地方的女性不同的是，当时的西关小姐有了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母亲先是上私塾，后来进了女子师范学堂，婚前还教过书。母亲知书达理，思想开放而又不失矜持贤淑。但她的婚姻仍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门当户对的李家。
陈体全
李升佐
母亲共生育四个子女，前面有两位姐姐，哥哥排行第三，我最小。我从未见过两位姐姐，她们在小时候便相继患病夭折了。每当说起姐姐，母亲都难掩伤悲，这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也是她希望我将来长大学医救人的缘由。
我的姐姐李敬旋
母亲很会持家，除了祖业，当律师的父亲先后购置了不少房产，大多位于西关带河路、濠畔街一带，母亲将房子租给他人，有住宅也有商铺，租金用于家庭开支，其中有家杂货铺，我们去买油盐酱醋不用给现钱，可记账，月结时扣抵铺租。
虽然家用富足，但母亲仍是很节俭，她用的洗脸毛巾都脱了边儿还不舍得丢。记得家中一位老佣人曾笑着对母亲说：“太太，要是所有人都像您这样，毛巾厂都要关门了。”
不过母亲对子女却十分疼爱，她让子女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
哥哥上中学后住校，周末才回家。记得每到周末，母亲总是吩咐佣人煮上一大锅鸡汤。每到周末我都盼着哥哥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喝到美味的鸡汤。
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却越来越少回茂林横街的家了。搬入茂林横街的小楼后，母亲渐渐被附近华林寺的香火和诵经声所熏陶，信了佛。对于父亲的喜新厌旧，母亲既伤心又无奈。沉浸在无涯的佛海，可以让母亲暂时忘记婚姻的不如意。
那时每逢初一、十五，全家吃斋，还记得母亲曾带着我去珠江浴佛船河放生。
后来家中新来了一位佣人阿姐，她对我很好，每天送我上学，接我放学，晚上都陪我睡在同一卧室。善解人意的她与母亲相处得十分融洽，母亲后来认了她当干女儿，我也改口叫她干姐。
善良能干的干姐让母亲很放心。1937年的一天，暑假后刚开学不久，母亲将我托付给干姐，说是出门几天，又叮嘱我不要独自上街，因为之前我差点被拐走。三天过去了，母亲仍没回家，我从来没和母亲分开过那么久，一想到她就不停地抹眼泪，干姐也十分着急。
第四天是周末，哥哥回家了，得知母亲几天来音讯全无，哥哥也很着急。晚饭时虽然跟平时一样，干姐准备了鸡汤，但我没心思喝，想着母亲不知何时才回来，我又哭了起来。
这时，母亲突然回家了，一上二楼，见我哭得很伤心，就把我搂在怀里说：“妈妈不好！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原来这些天母亲去了香港沙田的一座尼姑庵——她想剃发出家，但那里的师太打消了母亲出家的念头，让她为了年幼的我，在家带发修行。母亲还给我们看师太送给她的佛珠。
母亲从此念经礼佛，仿佛看透世事一般，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哥哥和我身上。她那时常对我们兄妹二人说：“乖仔读完中学再读大学，乖女长大学医救人。”母亲对子女寄予了无限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