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主义与毕加索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他多才多艺，在绘画、雕塑、版画、制陶和设计等方面都有建树，是 20世纪最高产的伟大艺术家，共留下七万多件作品。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毕加索就显现出过人的艺术才华，以至于在 1894年身为美术教师的父亲将自己的画笔和调色板都给了他，同时宣布再不画画了。不过，毕加索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天才。

1896年，年仅 15岁的毕加索在巴塞罗那首次展出了自己的一幅作品。翌年，他的《科学与博爱》在马德里的全国美术展中获得提名的荣誉。在叔叔的资助下，毕加索在马德里继续学习美术。每天光顾普拉多宫以临摹古代大师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和咖啡馆里的艺术家的交往逐渐使他坚定了与古典主义决裂的信念。1900 年，毕加索到了巴黎。

从 1901到 1906年，毕加索经历了所谓的“蓝色”（1901—1904）和“玫瑰”时期（ 1905—1906）。1901年，当时朋友的自杀震惊了毕加索，他开始画几乎全是蓝色的画，其中充满了孤独、不幸、失望和疲惫等。到了 1905年，毕加索的调色板变得轻松起来，粉红和玫瑰成了显著的用色。由于在卢浮宫里受到伊比利亚（ Iberian）雕塑的深刻影响，他开始思考尝试几何的形体。这就进入了立体主义时期（1907—1917）。

首先是“非洲黑人时期”（1907— 1908）。1907年，在画了大量草图和变体画之后，毕加索画了第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阿维农少女》。由于在民族志博物馆里深受非洲雕塑的影响，毕加索竭力要把原始艺术中带角的结构和自己的立体主义观念结合起来。有意思的是，毕加索的尝试之作遇到迥然不同的反应，而且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一作品，有的甚至极为失望。只是过了好多年此画才有了“知音”。

其次是“分析立体主义”时期（1909— 1911）。这是以《桌上的面包和水果盘》（1909）为标志的。其中，画家放弃了中心透视，将形体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立体状。主要的作品有一些为友人（包括情人）所画的肖像画。

再次是“综合立体主义”或“拼贴立体主义”（1912—1913）。到了 1912年，分析立体主义的可逆性似乎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毕加索就尝试用零碎的材料拼贴静物画，然后再添加一些线条以使画面有一种完整感。这些拼贴画又进一步走向了综合的立体主义，即具有大块的、图样式的图案的绘画，《吉他》是一件典型的作品。

图 2毕加索《吉他》（1913），纸上炭笔、铅笔、墨水和蜡笔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1914年，一战爆发。艺术在人们的生活、心境的改变中也在改变。毕加索的画显得沉郁。《走江湖的丑角》（1918）是画家感受的一种恰切的写照。 1917年，他为芭蕾设计舞台美术。 1918年，他和芭蕾舞演员奥尔嘉结婚。与上流社会的交往带来了毕加索艺术风格上的变化。

在两次大战期间（ 1917— 1936），他在立体主义的创作之外，也走向了古典风的描绘，《海滩上奔跑的女性》（1922）和《恋人》（1923）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保持在艺术上的独立性，毕加索甚至尝试自己不熟悉的雕塑。他在 1927年以后的作品显出幻想的色彩，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进行极度的变形。

战争期间（ 1937—1945）最重要的作品无疑就是《格尔尼卡》。《格尔尼卡》（1937）如果是对一次大战的视觉描绘，那么完成于 1945年的《陈尸房》就是对二次大战的总结。后者正是在画家了解了有关集中营的报告后画成的。

战争之后（ 1946—1973），毕加索成为和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1949年，巴黎举行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诗人阿拉贡要求毕加索作一幅招贴画，正好后者刚刚完成一幅版画《鸽子》。当晚，毕加索的鸽子形象成为世界和平运动的象征。

毕加索晚年的作品在作一切可能的尝试的同时，拒绝被归类到任何一种范畴之中。

《人生》是蓝色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当时画家年仅 22岁。这幅画是蓝色时期尺幅最大的作品。整个画面中的蓝色基调传达出一种忧郁的情绪，令人联想起黑夜、神秘、梦幻和死亡。其中的男性形象是画家的好友，他是因为失恋而自杀的。背景隐隐约约是一种建筑物的内部。一个裸体女性紧靠着画家的朋友，后者的手无力地指着一个抱着熟睡的婴儿的女性。在两组人物之间，还有两幅上下叠着的画布，其中都只有轮廓式的描绘。上面的一幅中两个抱在一起的裸体形象绝望地看着一切；下面的画面中则是一个头靠在膝盖上的形象。此画显然具有寓言的意味。画家借此表达极为复杂的内容：一种神圣和世俗的爱情寓言？一种人生的周而复始或是责任？现代艺术家的一种生存状态……

图 3毕加索《人生》（1903），布上油画，196.5×129.2厘米，克里夫兰美术博物馆

《老吉他手》也是蓝色时期的作品。除了弥漫全画的蓝色以外，年迈的乐手瘦长的形体、无力的手、下垂的头和褴褛的衣衫都在传达沮丧的情绪。失明的乐手似乎全然沉浸在自己弹奏的音乐之中。拉长的造型和闪烁的银光令人联想起埃尔·格列柯的手笔。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为此画写过一首感人的诗篇《男人和忧郁的吉他》（1937）。

图 4毕加索《老吉他手》（1903），板上油画，123×83厘米，芝加哥美术学院博物馆

《阿维农少女》，如前所说，是一幅极为重要的作品，它由五个女性裸体形象和画面前景中的静物两部分组成。此画的题目是画家的朋友们根据巴塞罗那的红灯区的一条街的名字给取的，因而，其题目未必和画家表达的内容有太多实质性的联系。确实，此画的叙述是非常次要的。相比之下，其形式显得尤为特殊，仿佛一种画面空间中的革命。所有的裸体女性的形象都被分解成了几何构造型，带有醒目的边线和尖锐的边角。她们的脸不像古典绘画中的那样具有写实的美，而是酷似非洲的原始面具。最左边站立的女性很像埃及女王的姿态，其左腿向前迈出，右臂下垂，手紧握着。她的脸部的表现也带有埃及的特点：侧面的脸和眼睛；两个居中的形象都将手臂置于脑后，仿佛有传统绘画中的维纳斯的影子。她们的脸部特征被简化了，眼睛一上一下；至于右边一坐一站的两个女性的形象，她们的脸更像是非洲的模式。在这里，没有了传统的明暗法，而是以平涂的笔触来画，而且，鼻子就和原始面具上的那样，是拉长的、弯曲的和几何形的，宛如一种木头楔子。更为激进的是，那个坐着的形象一方面像是看着观者，另一方面又甚至转向相反的方向，这样，她的脸和背部就同时呈现在观者的眼中。毕加索放弃的是传统绘画中的单一的视点，把塞尚以来的那种多重视角推向了更加激进的地步。与此同时，透视的景深感几乎消失，背景和前景差不多就在同一平面上。至于画面中的光的处理，那也是变易不定的，被分解成多重的构成，缺乏一种稳定而又统一的定位。总之，《阿维农少女》是一幅现代主义感十足的作品。

图 5毕加索《阿维农少女》（1907），布上油画，244×234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三乐手》被认为是毕加索立体主义风格的巅峰之作，尽管它是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之后才创作的一幅作品。在这里，不仅是平面化的形体主宰了画面，而且出现了极为响亮的色彩效果。此画构成简单，但是在尺幅巨大的画面上依然显得充实而又凝重，这与画家对形体与色彩的搭配的讲究有很大的关系。画中的三个人物均出自意大利喜剧中的惯例角色——左边吹奏单簧管的皮耶罗（穿白衣、涂白脸的丑角），中间弹奏吉他、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滑稽角色和拿着乐谱、一袭黑衣的修士，他们正在演奏二重奏。一切都是几何形体的组合，包括乐手们身后的一条大狗。它的身体和在墙上的影子有分有合。同时，放在乐手前面的乐谱是多重视点的叠合的结果。尽管毕加索是用油画的手法画的，但是总的效果仿佛是剪纸的拼贴似的，在复制品中我们就分不清它究竟是画的还是拼贴出来的。

图 6毕加索《三乐手》（1921），布上油画，201×22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恋人》是画家在事业和爱情处在春风得意时所画的作品之一。在这里，画家回到了具有古典风的画法。他以朴素而又明快的处理将一种“舞台剧”似的情爱场面描绘得情意绵绵。由于画家当时热恋着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嘉，因而画面中两个依偎在一起的恋人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整个画面有一种芭蕾舞式的优雅、轻柔和完美，令人联想起拉斐尔的那些抒情意味浓郁的人物肖像画。颜色的搭配（窗外的蓝色，窗帘的粉红色，男性的一袭红衣，女性服饰的黄色、绿色和白色）既明快灿烂，又不与人物本身所传达的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情调喧宾夺主。此画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毕加索的作品之一是不难理解的。

图 7 毕加索《恋人》（1923），布上油画，130×97 厘米，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

《镜前的少女》是一幅艺术史上难有结论的作品，如何解释成了一个问题。这幅画具有超现实的变形特点。在这里，画家竭力要达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因而采用了多重的视角，左边的少女是画家的情人，一个 17岁的北欧少女。她既有正面的姿态，也有侧面的特点，同时，似乎是着衣的，似乎又是裸体的，而右边镜子中的形象却又仅仅是侧面的形象而已。而且，无论是脸容还是肤色都有很大的差异。利用镜子扩大观者的视野并非毕加索首而为之。凡·埃克、委拉斯凯兹和马奈等人都用过这一手法，但是，或许毕加索笔下的两个形象之间的形式差异意味着人的外在形体和内在真实之间的反差。也就是说，画家将立体主义的多重视角悄然转换成了心理的多重视角，外在形式和内在现实得以同时展示。此画十分平面化的装饰性有梦幻的效果，也反映着画家早期的分析立体主义的画风。

图 8毕加索《镜前的少女》（1932），布上油画，162×130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多拉·玛尔的肖像》是毕加索所画的女性肖像画中最有特色的作品之一。1936年，画家通过诗人朋友在咖啡馆里结识了来自法国西部的女摄影师多拉·玛尔（ Dora Maar，1907—1997）。画家被她的黑眼睛、黑玉般的秀发深深地迷住。而且，从小在阿根廷长大的多拉还会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更是令毕加索兴奋不已。她多少有点像罗丹的情人卡米约·克罗德尔，给了画家很多的创作灵感。这是画家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有才情的女性。她美丽优雅，同时显现出知识女性的聪明才智。当时已年届半百的毕加索确实创作了许多的素描、水彩和油画，成为两人幸福相处的见证。后来，也正是她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创作留下了完整的摄影记录。作为艺术家，她有独立的思想，画家为她画了不少的肖像。而且，与以往的具有某些情色暗示甚或直截了当的激情描绘全然不同，《多拉·玛尔的肖像》中的形象是极为迷人而又高雅的，自然地流露出艺术家对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女性的由衷欣赏。

图 9毕加索《多拉 ·玛尔的肖像》（1937），布上油画，92×65厘米，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格尔尼卡》是一幅巨大而又没有多少色彩的作品。它是毕加索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所作的大型壁画。不过，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只是要求画家完成一幅主题性的绘画，而毕加索也曾想以“画家与画室”为主题进行创作。后来一听说在格尔尼卡发生的事件，他就立即改变了构思。原来， 1937年 4月，佛朗哥竟然下令让德国雇佣空军战机对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的集会的人们进行狂轰滥炸，对当地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骇人罪行。据报道， 7000居民中有 1654人死亡， 899人受伤。古老的格尔尼卡几乎全部被毁。毕加索义愤填膺地开始了创作，首先专门尝试了 45幅草图，最后才完成了这幅画。此画一直寄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画家要求在西班牙恢复民主结束法西斯的统治时，再将此画运到西班牙，归西班牙所有。1981年，《格尔尼卡》终于回到了西班牙。

图 10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布上油画，349×777厘米，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为了与死亡和抗争的主题相一致，全画避免使用彩色，而只有从黑到白的渐变色。这样处理无疑在提升画面的新闻性质。画的右边是着火的房子和两个惊恐的女性形象，其中一个举手向上，很像是戈雅的《 1808年 5月 3日》一画中面对枪决的人的形象，另一个则向画面的中央冲去。画的左边也有两个人物，其中一个是抱着死了的小孩的女性形象，她扬着头，显得无比绝望，令人联想起圣母哀悼基督的形象，而另一个则是躺在地上的战士，他的头颅已经离体，手里却依然拿着一把剑。剑的旁边有一朵容易被忽略的小花，好像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美好现实，令人心悬不已。画面左上方是一头没有什么表情的公牛，它是弥诺陶洛斯（半人半牛怪）的形象。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古代克里特岛的独裁者，在这里喻指佛朗哥。中间是一匹痛苦悲嘶的马，依据画家自己的说明，这是人民的象征。马的身后有人从窗口伸进来一盏灯，仿佛是自由女神去拯救危难中的人们。而在马头的正上方还有一个灯，类似人眼和放射出光芒的太阳。这是目睹者抑或希望的存在？毕加索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将不同的传统母题分析立体主义和综合立体主义的风格结合在一起。立体主义对人体和脸部的变形恰好强调出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毕加索以《格尔尼卡》传达了他对一种历史性事实的个人看法，而且这一作品也成了 20世纪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时时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感悟和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1937年 10月，毕加索画出了《哭泣的女人》，这也许应该看作是《格尔尼卡》的一种“后记”。 FZrwCLx1QH+yOblgHMzOuu4dFHA6vf4asS5j3VoTOzRXObem+kVD5ZRDjGHfy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