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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段德敏

作为一本小册子,《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卢梭最早的政治著作,它包含了卢梭整体政治思想的主要要素。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打开了卢梭政治思考的大门。理解卢梭的政治思想最好从本书开始。

卢梭的思想通常以激进著称,但这种激进在他早年或许与他对一鸣惊人的渴望有一定关系。1750年,法国第戎科学院以“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为题征文,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一文应征,断然给征文题目以否定的答案,结果获得了第一名,声名大噪。1754年,第戎科学院再次征文,题目是“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它是否为自然法所许可?”卢梭又以否定的答案提交了论文。卢梭的百科全书派的朋友狄德罗曾记载,最初是他建议卢梭以否定的角度应征科学院的征文,以“显得更具原创性,从而赢得大奖”。有论者推测,卢梭当时应该是接受了狄德罗的建议,但当他开始沿着这个方向思考时,发现这正是他自己所相信的。当然,这篇论文并没有像前一篇那样获得大奖。卢梭自己对此也有所预料,他在后来的《忏悔录》中写道:“这篇东西,在全欧洲恐怕只能找到很少数的读者能够理解,而这些读者中恐怕更没有一个人愿意谈论它。……我早就料到一定得不了奖,因为我深知科学院的奖金决不是为我这样的文章而设立的。”对这篇文章的反对声或许以卢梭在思想上的宿敌伏尔泰发表的观点最为典型。伏尔泰挖苦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显然,伏尔泰是在讽刺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褒扬和对文明社会的贬抑。

尽管伏尔泰的嘲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它仍戏剧化地反映了卢梭和当时围绕在王公贵族身边的那批启蒙学者之间的极大距离。后者相信理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人的自由和平等;而前者则正好相反,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恰恰伴随着纯朴感情的消失和道德的堕落。更为重要的是,人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也许我们可以从与孟德斯鸠的对比中窥出卢梭思想激进色彩之一斑。孟德斯鸠出生的时间比卢梭略早,他们的个人背景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是具有很高地位的贵族,而后者则是出身底层的平民。但在政治思想上,二者同样都诉诸“自由”。孟德斯鸠认为欧洲君主国家的贵族传统是其能保持自由的关键原因,贵族的“荣誉”实际上是对君主权力的规范,贵族的独立地位保证了权力之间的分立和制衡,从而也保证了君主国的自由和法治。可以说,在孟德斯鸠看来,贵族传统才是欧洲国家自由的源泉,也是欧洲温和的君主国区别于东方专制国家的最主要因素。

然而,在卢梭那里,这一切都极其荒谬。卢梭拒绝将贵族制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在卢梭的笔下,孟德斯鸠式的贵族的“荣誉”和令人尊敬的独立性都是“不平等”的表现,都是人类虚妄、骄奢、淫逸、道德堕落的象征。在卢梭看来,难以想象,当一部人依赖另一部分人,当人人都渴望攀附权贵从而有机会统治别人时,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正如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结尾所说:“不管我们如何对不平等进行定义,以下这些显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领导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众则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饥挨饿。”卢梭明确地表明孟德斯鸠所赞扬的“荣誉”是违反自然的,或是“不自然的”(unnatural)。这一极具批判性的视角始终左右着卢梭的政治思考。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家大都离不开对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描述。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完备的状态,都需要人类运用理性建立政府来补足这种不完备性。而在卢梭这里,则完全相反。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则是从自然状态的堕落。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基督教中上帝的伊甸园相差甚远。卢梭是在用一种类似人类学的方法描述人类心灵的进化史,用卢梭的研究专家茱迪斯·斯珂拉(Judith N.Shklar)的话说,他是在为每一个人立传,每一个人自然地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他们事实上和现在却是什么样子。霍布斯说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与每个人为敌,追求对别人的统治是所有人本能的冲动,但对卢梭来说,这却是社会状态中的人的典型特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绝不会有支配他人的冲动,人们有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需要用武力保护自身的存在,但支配别人的欲望却是在社会中发展而来。

当然,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目的是引出他对不平等的理解。卢梭的自然状态中的人大致处在野蛮人或者野兽的状态,但他把它当作社会状态中的人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实际上放弃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平等,因为有人天生更强壮、更聪明。而卢梭所要说的不平等主要指的是“精神和政治意义的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如野兽一般老死不相往来,至多在异性之间的交媾和照顾幼儿方面有一些交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几乎没有交往的。卢梭说,“难以想像在原始状态中,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甚于一只猴子或一匹狼需要它们的同类”。既然人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往,便也不会形成“意见”(opinion)。在自然状态中,人们顶多有看到同类遭受痛苦时所天然具有的同情心,但他们绝不会产生谁比谁更漂亮、谁比谁更有风度这样的“意见”。以公众评价为内容的“意见”只有在社会状态中、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交往以及互相需要中产生。

在卢梭看来,正是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品评的“意见”奠定了社会状态中不平等的基础。在卢梭的自然状态里,人们本能的“自爱”仅限于自我保存,它并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也与别人的意见无关。然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其具有完善自己的能力,人不可能永远如野兽一般生活。当人们结成一定的群体,开始某种交往时,一种新的“自爱”便在人们的脑中产生了。前一种“自爱”(amour de soi)是一种简单的生理意义的自我关爱,而后一种“自爱”(amour propre)则涉及精神和政治,它是一种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赞美和尊重的自爱。卢梭说:“人们一开始相互品评,尊重的观念一在他们心灵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每个人都试图高别人一等,卢梭认为这是人们在进入社会状态中发展出的心性。也正是这种发展导致了人类一步步走向了不平等的深渊,因为既然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那么人们必然需要某种稳定的秩序、某种道德观念来分配被尊重的权利,从而进一步使不平等固定化。

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制的产生是关键的一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私有制大加挞伐,但他并不像马克思那样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批判私有制的剥削本质。对卢梭来说,私有制的存在为政治统治准备了条件。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谁应该统治、谁应该被统治的争执中,财富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卢梭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中,也正是财富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确定了谁更值得被尊重,与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力相比,更有钱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自然状态中的人往往满足口腹之欲便可,而社会状态中的人则奋力追求远超出自己需求的财富,最终不过是为了使自己高人一等。从而,在财富多寡的分殊中产生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之一。卢梭说:


谁第一个将土地圈起来,胆敢说“这是我的”,并且能够找到一些十分天真的人相信他,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者。假如这时有人拔掉木桩,填平沟壑,并且向他的同类大声呼吁:“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你们就全完了!”那么,人类可以避免多少罪恶、战争、谋杀、苦难和暴行啊!


“穷人”和“富人”实际上是带有品评性质的意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本没有穷和富的观念,即使某人恰好拥有比别人多得多的食物,这也丝毫不会改变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状态中,人们却热衷于用这穷和富的分化来判断一个人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尊重。在文明社会,人们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财富则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和安全的标准。

然而,财富远远不能确定稳定的秩序。很快,卢梭说:“在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权之间产生了无休止的冲突,最终只能以战斗和杀戮收场。”人类文明在这里才走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想统治、支配别人。也正是在这里,卢梭所要讨论的不平等的含义才显现出来。卢梭说,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很可能夺走另一个人采摘的果实,将他杀死的猎物或居住的洞穴据为己有;但是,如何能做到让一个人服从于他人呢?在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能产生什么样的奴役关系?”不平等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对卢梭来说,这实际上是人们接受一个主人的过程。战争的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需要一个评判是非的人,需要一个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使人们服从。然而,人们接受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实质上是富人用来进行统治的工具,那些动听的格言、高雅的艺术和繁缛的礼节不过是套在人们身上的锁链上的花环。

卢梭在这里要描述并不是阶级的压迫,而是普遍的人心的堕落。人们从自然状态中走出,获取了更多的能力,文明和艺术获得进步,但人们失去了原初的纯真和平等。在社会状态中,人们却愿意拥有一个主人,“所有的人都奔跑着迎向枷锁,认为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自由”。《社会契约论》中的名句“人生来自由,却无处不身同奴隶”,并不是对有产者的控诉,而主要是对人心的失望。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打破枷锁的人不过是为了回过头来把枷锁套在别人头上,这个枷锁并不是套在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头上,而是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事实上,有趣的是,尽管卢梭不遗余力地描述不平等的产生,但他对下层阶级的反抗事实上并不感兴趣。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卢梭看来,反抗的结果很可能是为社会确立一个新的主人。卢梭所要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主人或者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的社会。显然,这一社会是以自然状态为参照的。

需要指出的是,卢梭也并不是要人们回到自然状态。卢梭并没有贬低人完善自己的能力,他批评的是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失去本来具有的纯朴感情,成为别人的意见的奴隶。事实上,人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回到自然状态。卢梭时刻以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作对比,主要是在用自然状态的镜子照出文明社会的诸般丑恶和不堪。他在告诉人们,那些看起来牢不可破的传统和等级都是与自然相悖的产物,它们“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天然基础”。人心的变化是一个微妙的过程,人们本应可以保持自己那份纯真,从而也可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在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却微笑着迎接他们的枷锁。

在《爱弥儿》中,卢梭以儿童教育的视角探讨如何保持人自然的独立性和纯朴感情,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则以一个共和国为例,讨论在政治社会中如何维持人的自由和平等。显然,这些讨论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都能找到它们的雏形。“将人们从自然状态引向社会状态的道路已经被遗忘和迷失”,卢梭要寻找的是如何在社会状态中维持人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平等。写于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无疑是这一探讨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这样的评论结束:“不管我们如何对不平等进行定义,以下这些显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领导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众则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饥挨饿。”而《社会契约论》则以这样的宣示开头:“当一国人民被迫服从并且服从的时候,挺好;一旦他能够摆脱桎梏并且那么做了,那就更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核心诉求。不能回到自然状态做自己的主人,则努力在政治社会中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人们通过契约建立的共和国中,每个人都将自身置于公意的指导之下,而“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在公意的指导下,没有人是别人的主人或奴隶,“精神的和政治的”平等是衡量人们是否自由的标准。卢梭以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和当代的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将它们理想化,从而构想在社会状态中实现这种平等的可能性。公意既不是神意也不是具体个人的意志,它是全体公民相结合而构成的意志。公意的抽象性保证了参与到公意中的人们之间的平等性,只要是公意在统治,那么就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在统治,从而人与人间的从属关系也就不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所分析的不平等,既不是指经济或阶级关系上的不平等,也与底层人民起来反抗的所谓“民主”相去甚远。卢梭的思想所循的是一条西方共和主义的线索。本书开宗明义所给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主要指的是权力上的依赖关系。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因而也就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状态中,人们难以摆脱的正是这种依赖关系,总会有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的区别。在卢梭看来,虽然困难,社会状态中的人们并不是没有摆脱不平等噩梦的可能。尽管相对于自然状态来说,文明的进步与人类不平等的发展直接相关,但文明本身并不一定是人类的诅咒。人类可以而且应该在社会状态追求平等,人类社会不一定只有一个不平等的命运。 IjGiZkcupcKGVQxRiGe0B50Hy7brhaZrpzIIIGrrJSsZn9VcgIhv3EOMXjcptOB/



致日内瓦共和国

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

我深信,只有品德高尚的公民才有权向他的祖国表达敬意,并且得到祖国的认可。三十年来,我努力工作,以期能够有资格公开地向你们致意,这个幸运的机会部分地补偿了我力所未逮之事,我认为在这里我可以听从鼓舞了我的热忱之心,而非依据我应当获得该许可的权利。有幸出生于你们之中的我,如何能够在对自然赋予人类的平等和人类建立的不平等进行思考之时,却没有考虑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是以何种深沉的智慧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以最接近自然法,以及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致力于维持公共秩序和保障个人幸福的呢?在寻求由常理所决定的关于政府建构的最佳准则之时,我震惊地发现,所有这些准则都在你们的政府里付诸实施。因此,即便我没有生在你们的国家里,我也自认为不可避免地要将这幅人类社会的图画献给所有人民之中,我认为是拥有政府的最大优势,并且最有效地预防了其弊端的人民。

假如要我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的话,那么我会选择一个其疆域以人的才能范围为限的国家,也就是说,以得到良好治理的可能性为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足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没有人被迫将自己承担的职能委任给他人。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个人彼此相见相识,罪恶的阴谋和谦逊的美德都不能逃脱公众的目光和评判;这种彼此相见相识的美好习惯,将对祖国的热爱变成了对公民的热爱,而非对土地的热爱。

我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拥有唯一的共同利益的国家,从而国家机器所有的运作都永远只倾向于公共幸福。要做到这一点,除非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会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审慎而适度的民主政府之下。

我希望自己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完全服从于法律,从而不论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这种可敬的束缚。即便是那些最为自傲的人,也会乖巧地接受这种有益而温和的束缚,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不受任何其他束缚的。

因此,我希望国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称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这个国家之外的人也不能迫使国家承认其超越法律的权威。因为不论一个政府的体制如何,假如其中有且仅有一个人不服从法律,那么所有其他人必然会受其摆布。 [注一] 假如存在一个本国领袖和一个外国领袖 ,那么不论他们之间的权力如何分配,这两者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我绝对不会希望居住在一个新建的共和国之中,不管它的法律多么优越。因为我担心别样建构的政府在当时可能并不适宜,或是这个政府不适合新公民,或是公民不适合这个新政府;我担心国家几乎刚诞生就有动摇和灭亡的倾向,因为自由正如那些美味的食物或醇酒,适合滋养和增强习惯于它们的强壮体质,却会压垮、破坏和迷醉那些根本不适合它们的虚弱体质。人民一旦习惯于某些主人,就再也不能摆脱他们。如果他们试图摆脱这种束缚,那么他们会因为将自由视作与之相反的过度放纵而更加远离自由。他们的革命几乎总是将他们托付给一些只会加重他们的枷锁的蛊惑者。罗马人民,这个所有自由人民的楷模,本身在脱离塔奎尼乌斯王朝的压迫之后根本没有自治能力。他们因塔奎尼乌斯王朝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奴役和屈辱的劳动而变得堕落,因此首先需要以极大的智慧照顾和管理一批愚蠢的群氓,从而令这些在暴政之下变得神经质,或者确切地说变得愚蠢的人,渐渐地习惯有益身心的自由气息,逐步地获得朴素的习俗和英勇的气概,令他们最终成为所有民族之中最为可敬的民族。因此,我想要寻找一个幸福而宁静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它的陈腐可以说是消失在了蒙昧时代,它所经受的伤害只适于表达并且巩固其居民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个国家里,公民长期地习惯于一种明智的独立,从而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无愧于这份自由。

我会希望为自己选择这样一个祖国,它因一种幸运的虚弱而远离了征服的狂热,又因一种更为幸运的地理位置而免除了自身被他国征服的恐惧:一个位于几个民族之间的自由城市 ,其中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兴趣侵略它,同时每个国家又都注意防止其他民族侵略它。简而言之,一个不会引起邻国野心,并且能够在必要时适当地依靠邻国救援的共和国。因此,身处如此幸运的地位,除了自身,它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它的公民进行军事训练是为了保持战斗热情和英勇气概,而非出于自我防卫的必要。这种英勇气概十分适合自由,同时又培养了对自由的爱好。

我会寻找一个全体公民共享立法权的国家,因为有谁能比他们更清楚在何种条件下公民适合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但是,我不会同意类似于罗马人的那种全民表决,因为在这种表决中,国家首脑以及与国家的存续最息息相关的人被排除在了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决议之外;并且在这种表决中,通过一种荒谬的混乱逻辑,行政官被剥夺了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谋求私利、构思不良的计划以及最终祸害了雅典人的危险革新,我希望任何人都无权随心所欲地提议新的法律;这项权利只属于行政官,甚至行政官也应当极其审慎地行使这项权利;在人民这方面,同意这些法律必须慎之又慎,而法律的颁布也须十分庄重;我希望在政体遭到动摇之前,人们还有时间确信,法律正是因其古老而变得神圣可敬;人民很快就会鄙视那些天天变化的法律,而那些习惯于以做得更好为借口却忽略了古老习俗的人,通常会为了纠正小弊端而引入更大的弊端。

我尤其会避开这样的共和国,因其必然治理得十分糟糕:在这个共和国里,人民认为能够摆脱他们的行政官,或者只留给他们不确定的权力,从而轻率地自己负责民政管理以及法律的执行。刚刚脱离自然状态的最初政府,其粗糙的政体应当就是这样的,这也是导致雅典共和国衰亡的弊端之一。

但是我会选择这样的共和国:那里的百姓满足于批准法律以及根据首领的汇报共同决定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设立受到尊重的层级机关,细心地区分层级机关的不同权限范围,每年选举最有能力、最廉正的同胞来管理司法和治理国家;因而在这样的国家里,行政官的品德也证明了人民的智慧,两者互为荣耀,相得益彰,以至于即便万一有致命的误会来扰乱公共和谐,这个甚至是盲目而谬误的年代依然会烙印上节制、互相尊重以及对于法律的共同尊敬的证明;而这些是真诚而永久的和解的表征和保证。

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这些就是我在为自己选择的祖国中所寻求的优点。假如上帝再在其上添加一种令人欢喜的处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天底下最美妙的风景,那么我只想在这个幸运的国度里享受这些福利,与我的同胞在温馨的社会里平静地生活,以他们为榜样,对他们仁慈、友爱,实践一切优良品德,死后留下一个善良、诚实而品德高尚的公民的美誉,这样就可以让我达到圆满的幸福了。

尽管我的运气不佳或者说是开窍得太迟,沦落到在他乡终结衰败而颓废的生涯,徒然地痛惜莽撞的青年时代从我这里夺走的安宁和平静,但是我至少还会在内心怀有这些在自己的国家无用武之地的情感。满怀对远方的同胞温柔、无私的热爱之情,我会由衷地向他们致以类似以下的这段言辞:

我亲爱的同胞们,或者确切地说我的兄弟们,既然血缘关系以及法律几乎将我们所有的人结合到一起,我感到愉快的是,想到你们,我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你们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可能你们之中没有人比我这个失去这些福利的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价值。我越是对你们的政治和公民状况进行思考,就越是难以想象人类事物的本质能够允许拥有比这更好的境遇。在一切其他的政府之中,当涉及确保国家的最大福祉之时,一切总是局限于空想的计划,至多也只是限于单纯的可能性。而你们,你们的幸福完全是现成的,只需要享受它就可以了,你们只需要满足于这种幸福就可以变得非常幸福。两个世纪以来,你们的英勇和智慧令你们依靠武力获取或恢复的主权得以保存,这种主权最终得到全面而普遍的认可。一些体面的条约确定了你们的国界,确保了你们的权利,巩固了你们的安宁。你们的政体是杰出的,因为它由最崇高的理性所决定,并且得到一些友好而可敬的强国的保障。你们的国家是安宁的,因为你们无需恐惧战争或是征服者;除了你们自己制定,并且由你们自己选定的廉正的行政官来执行的贤明法律之外,你们根本没有其他的主人;你们既没有足够富裕到因奢侈逸乐而软弱无力,在虚幻的安逸中失去对于真正的幸福以及稳重的品性的趣味,也没有贫穷到需要工业为你们获取更多外来援助的地步;这种珍贵的自由在大国之中只能通过令人咋舌的赋税加以维持,而你们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保存它。

为了本国公民的幸福以及为各族人民提供榜样,但愿这一建构得如此明智而完美的共和国永世长存!这是你们唯一要许下的愿望,也是你们唯一需要操心的事情。自此,唯一需要你们去做的,不是造就你们的幸福,你们的祖先已经免除了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而是借助于妥善运用这种幸福的智慧,令这种幸福得以持久。你们的存续取决于你们永久的团结、对法律的遵从,以及对法律执行者的尊重。假如你们之中还有一丝乖戾或怀疑的萌芽,赶紧消灭它,正如消灭一颗不幸的种子,它迟早会造成你们的不幸和国家的灭亡。我恳请你们全部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倾听良心隐秘的声音。你们之中有谁见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你们的行政机构更加廉正、更加开明、更加可敬的机构?难道这个机构所有的成员没有在节制、淳朴的风尚方面,在对法律的尊重和最真诚的和睦相处方面为你们作出榜样吗?因此,毫无保留地给予如此英明的首领有益的信任吧,这是理性应当给予德性的信任;想想他们是你们所选择的,而他们也证实了这种选择的正确性;这些你们庄重地任命的人所应得的荣誉也必然会落到你们头上。你们之中没有人会愚昧到不知道,在法律的效力及其捍卫者的权威消失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安全和自由。因此,你们除了带着合理的自信,由衷地做根据真正的利益和职责,为了情理而一直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呢?对维持政体漠不关心是罪恶且有害的,但愿这种态度永远不会令你们在必要时忽视你们之中最为博学而热忱的人的真知灼见,也希望公正、节制、最可敬的坚强的品质继续支配着你们的全部活动,向全世界展示你们作为一个珍惜自身荣耀和自由的、自信而谦逊的民族的典范。请特别注意:永远不要听取那些用心险恶的说辞和满怀敌意的言论,因为它们的隐藏动机通常比这种动机支配下的行动更加危险,这也是我最后的忠告。一听到优秀而忠实的守门犬的叫声,全家都会苏醒过来并且保持警戒状态,因为这只守门犬只有在盗贼靠近时才大声吠叫。但是,人们痛恨那些不断扰乱公共安宁的令人腻烦的吵吵闹闹的狗,它们持续而不合时宜的警告使人们甚至在必要时也不予听信了。

还有你们,慷慨而十分尊敬的大人们,自由人民高尚而可敬的行政官们,请允许我单独向你们致以敬意。假如说世界上存在一种地位,能够使处于这个地位的人享有盛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应当是由才能和德性所造就的地位,是你们当之无愧的地位,是你们的同胞将你们提至其上的地位。他们自身的功绩又为你们的功绩增添了新的光彩。你们由一些有能力管理其他人的人遴选出来,用以管理他们自身,因此,我认为你们高于其他的行政官,因为一国自由的人民,尤其是你们有幸管理的这国人民,因其自身的智慧和理性而高于其他国家的民众。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它在我心里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迹,也将永存我心。我总是怀着最温柔的感情回忆一个品德高尚的公民 ,他赐予了我生命,经常用对你们的敬重之情熏陶童年时代的我。我依然能够看到他依靠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用最崇高的真理滋养自己的灵魂。我看到在他面前,塔西佗 、普鲁塔克 和格劳秀斯 的著作与他的职业工具混杂在一起;我看到在他的身边,他心爱的儿子接收着来自最好的父亲的温柔训诫,却鲜有成效。但是,即便疯狂的青年时代的误入歧途让我在某个时期遗忘了如此睿智的教导,最终我依然幸福地体会到,无论一个人如何倾向于恶习,真心投入的教育很难永远地失落。

慷慨而十分尊敬的大人们,出生在你们所治理的国家之中的公民,甚至是普通的居民便是如此,那些有文化的、有见识的人也是如此,虽然在其他国家里,人们对这些被称为工人和民众的人怀有卑劣而错误的观念。我很快乐地承认这一点,那就是我的父亲在他的同胞之中绝不出类拔萃,他只不过是跟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像他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最正直的人都会寻求,保持跟他的交往,甚至从中获益匪浅。我没有权利,并且感谢上天,也没有必要跟你们谈论这种品质的人可能期待从你们那里获得的尊重,他们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自然权利和因出身而享有的权利方面,都与你们是平等的;他们之所以居于你们之下,是出于他们的意愿,出于他们应当并且已经给予你们的功绩的偏爱。反过来,你们也应当对他们的偏爱怀有某种感激之情。我十分满意地得知,你们多么仁慈而屈尊地对他们缓和了适合法律执行者的庄严,而对于他们应当给予你们的服从和尊敬,你们报以了如此之多的尊重和关怀。这是一种充满正义和智慧的行为,它能够让应当被忘却的对不幸事件的记忆愈行愈远,从而永不再现;正因为这个公正而勇敢的民族将他们的责任视作一种乐趣,自然而然地喜欢尊重你们,并且最热衷于维护自身权利的人也是最倾向于尊重你们的权利的人,因此你们的这种行为显得更加明智。

文明社会的首领喜欢社会的荣耀和幸福,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假如那些自认为是一个更加神圣而崇高的祖国的行政官,或者确切地说,自认为是其主人的人,表现出对于养育他们的尘世间的祖国的热爱,那么这对于人类的安宁来说就太非同凡响了。我很高兴有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十分罕见的例外,能够将这些法律许可的神圣教条的受托人、虔信者置于我们的最佳公民的行列之中。这些可敬的心灵的牧师,因为他们总是身先士卒地实践福音的准则,因此,他们敏捷而悦耳的口才使得这些准则更加深入人心。众所周知,布道这项伟大的艺术在日内瓦培养得多么成功!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言行不一的行为太过习以为常,因此,几乎没有人知道基督教的精神、习俗的神圣性、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态度在我们的行政机构中占据了何种统治地位。神学家和文人团体完美结合在一起,或许只有日内瓦才能做出如此大有裨益的榜样。我将国家得以永久安宁的希望大部分寄托于他们为世人所公认的明智和节制之上,寄托于他们对于国家繁荣昌盛的热忱之上。我惊喜而心怀敬意地注意到,他们是如此厌恶那些野蛮的圣人 的丑恶准则,而这种圣人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为了维护所谓的上帝的权利,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圣人称自己的生命永远受尊重,从而更加不惜牺牲人类的生命。

我如何能够忘记共和国中那珍贵的半数人,她们造就了另一半人的幸福,她们的温柔和智慧维持了共和国的和平以及善良风俗。可爱而品德高尚的女性公民们,你们将永远主导着我们的命运,这就是你们女性的命运。当你们只为了国家的荣耀和公共的幸福,才展示仅在婚姻关系中运用的贞洁的权威时,我们是多么幸福!斯巴达的女性就是这样实施统治的,而你们也应当在日内瓦实施这样的统治。哪个粗野的男人能够抵御温柔的妻子口中发出的体面而理性的声音?看到你们简单纯朴的装扮因你们自身的光彩而似乎更加衬托出你们的美,谁不鄙视虚浮的奢华?是你们一直通过自身亲切而纯洁的权威,本着婉言相劝的精神,维护了这个国家对法律的热爱以及公民之间的和睦;通过幸福的婚姻使不合的家庭重归于好,尤其是,通过你们温柔而具有说服力的教导和谦逊而优雅的交谈,纠正我们的年轻人在其他国家沾染的不良癖好。这些年轻人本可以从其他国家无数有用的事物中得益,但是他们只是从堕落的女子那里学来幼稚的语气和可笑的神情,带回对那种我所不了解的所谓荣华的倾慕,而这种荣华不过是对奴役的一文不值的补偿罢了,永远都不值得用庄严的自由来交换。因此,保持你们原来的样子吧,你们是道德的圣洁的保卫者,也是和平的甜蜜纽带,继续时时维护心灵和自然的权利,促进职责的履行和德性的培养吧。

我深信,将公民共同的幸福和共和国荣耀的希望寄托于这样的保证之上,完全顺应现实情况。我承认,尽管有了所有这些优点,共和国并不会发出令大多数眼睛迷乱的光芒,而对于这种光芒幼稚而有害的迷恋则是幸福和自由最致命的敌人。让放荡的年青人到别处去寻求肤浅的乐趣,而后痛悔不已吧!让所谓的有品位的人到其他地方欣赏富丽堂皇的宫殿、华丽的车马随从、气派的家具摆设、豪华盛大的演出,以及一切穷奢极欲的生活吧!在日内瓦,人们能够欣赏的只有人,但是,日内瓦人组成的画面具有它深刻的价值,意图欣赏这幅画面的人一点也不亚于欣赏其他东西的人。

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请以同样的善意接受我恭敬地对你们共同的繁荣昌盛所表示的关注吧。假如我不幸在内心情感的大肆吐露中犯了某种过分激动的冒失之罪,请你们原谅我作为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温柔的爱国之情,原谅这个人强烈而合理的热忱,因为只有看到你们全都幸福,才是他自己最大的幸福。

慷慨、尊敬、至高无上的大人们,我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你们十分卑微而顺从的仆人和同胞 让——雅克·卢梭

1754年6月12日于尚贝里 IEFW/afJqTC7qG5KuRXP26c7IkOKxs9t2sjUeoWRucPzdwnd3vB/Y3MNmKRiQK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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