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 域

现在让我们来谈社会系统的脱域（disembeding）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社会学家们常常用“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来讨论由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transformation）。根据这种观点，从小规模的社会系统向农业文明的转变，然后再走向现代社会的运动，可以被看成是社会的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对这种立场也有各种异议，因为其倾向于进化论的视角，却完全没有注意社会系统分析中的“边界问题”，而且它总是依赖于功能主义者提出的观念。 而且，对目前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对时—空伸延问题它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论述。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对理解社会系统如何将时间和空间托架出来的现象并不很适用。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

我想区分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第一种我称之为象征标志（symbol-ic tok ens）的产生，第二种我称为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

所谓象征标志，我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有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在这里我将集中讨论货币符号。

在社会学中，货币的性质曾经被广泛地讨论过，并且，它显然构成了经济学永恒的关注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货币被称之为“多才多艺的妓女”，她是这样一种交换工具，不论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用非个人的标准去代替它们。货币允许任何东西之间的交换，而不管用于交换的商品是否与所交换的商品具有实际同等的质量。马克思对货币的批评性论述预示了后来他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作的区别。由于货币所具有的“纯粹商品”的作用，交换价值的一般化成为可能。

然而，乔治·齐美尔对货币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论述是最为深远和最为丰富的。 我将很快回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自己对货币作为一种脱域机制的讨论中，将引用齐美尔的论述。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与货币的社会特性相关联的内容也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和更晚近的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著作的一部分。帕森斯在这方面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者。根据他的观点，货币是现代社会中诸种“流通手段”之一，其他的流通手段包括权力和语言。尽管帕森斯和卢曼的讨论与我在后面将要表述的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但是我还是不接受他们分析的主要框架。无论是权力还是语言都不能等同于货币或其他脱域机制。权力和语言的运用是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的固有特征，而不是特殊的社会形式。

货币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经济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然而，凯恩斯的文章也许提供了最好的起点。凯恩斯强调的主要点之一，是货币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他在著作中对货币所作的严格分析，将他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区分开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正如利昂·沃尔拉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不存在的”。 凯恩斯首先区分了作为帐目的货币和狭义的货币本身。 在货币的早期形式中，它是由债务来界定的。“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于是标志着由以物易物向货币经济过渡迈出的第一步。当在交易结算中债务的回收能够通过商品来替代时，一种基本的变化就产生了。任何一家银行都能开出这种对“债务的自然偿还券”，而且它也代表了所谓“银票”（bank money）。银票在其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以前，是对私人债务的认可。这种向货币的变动包含有国家的干预，而国家是货币价值的担保者。只有国家（这里指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能够把私人债务交易变为标准的支付形式，换言之，只有国家能使债务和债权在数量不定的交易中处于平衡状态。

在高级形式中，货币首先是根据债务和债权来加以定义的，它们与遍布各处的多向交换相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凯恩斯把货币和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货币以一种延缓的方式，在产品不可能直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说，货币是支托出时间，因此也是将交易从具体的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的手段。更准确地说，根据较早引入的术语，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齐美尔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货币的空间含义，他指出：

货币的作用同个人与其财产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关联……只有一个企业的利润能够以一种轻而易举地的方式被转移到任何地方，它通过财产与其所有者在空间上彼此分离，来保证它们处于一种高度独立状态，换言之，即自我流动能力……货币跨越空间的威力能够使所有者和他的财产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各行其是，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所有者和财产直接粘连在一起的时期，那时的经济契约仍然是一种带有个人性质的事务。

同任何一种存在货币的前现代文明相比较，现代货币经济中的脱域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前现代最发达的货币体系中——如在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中，最大的进展也没有超出凯恩斯所做的以实物形态露面的商品货币。而今天，“货币本身”已经独立于它所代表的商品，如同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一样，以纯信息的形式显现出来。把货币看成是一种流通手段，就如帕森斯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作为硬币或纸钞，货币确实流通着，但是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大量的金钱交易并不采取这种形式。森西尼指出，那种认为货币“流通”着，并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流动物”的老观念，在实际上是误导性的。 如果货币（比如说，像水一样）确实流动着，那它的流通就直接是以时间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速率越大，为满足单位时间内同等量流动物所需要的流道就越小。就货币而论，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交易所要求的总量将与它流通的速度成正比。但是如果认为一百镑的支付可以由五十镑或十镑来完成则纯粹是废话。作为一种流通物，货币并非与时间（或更准确地说，与时间—空间）相关，而恰恰是通过连接当时与日后、在场与缺场而将时间托架出来的手段。用萨耶尔的话来说，“资产不能够如交换工具一样运作，除非它同时也是从一种所有权向另一种所有权转移以完成某种交易的工具。”

货币是与现代性密切相连的脱域机制的一个实例。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发达的货币经济对现代制度特性的实质性作用。然而，“货币”当然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象征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对从总体上现代经济活动之脱域是极其关键的。例如，现代社会最具特色的脱域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包括货币市场）的扩张，从其早期形式向现代国际性规模的发展。“货币”是这些脱域形式卷入的空间伸延的整体部分所不可缺的。正如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它对现代经济活动中的财产所有制及其可让渡性也是关键性的。

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符号的人都依赖这样一种假设：那些他或她从未谋面的人也承认这些货币的价值。但是这里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作具体交易的人。在稍后的论述中我将谈到信任的一般特性。现在，当把我们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货币这个例子上，我们就会注意到，齐美尔对存在于货币和信任之间的纽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分析。像凯恩斯一样，他把货币交易中的信任与“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

齐美尔将对货币的信任与对随之而来的许多交易活动的“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区别开来。如果一个农场主对某块土地是否能像过去的年份一样，在来年也会有收成吃不准，她或者他就将不会耕种这块土地。货币信任包含着比计算将来可能发生事件的可靠性更多的东西。齐美尔说，信任存在于我们“相信”某个人或某个原则之时：“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我们对某存在物的观念和该存在物本身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切的联系与吻合，某种我们关于它的观念与它本身的确切的一致性，一种对它的确信或在自我意识中对这种观念的无抵制，这一观念也可能依赖于种种具体的原因，但是它们却无法解释它。” 简言之，信任是“信念”的一种形式，在其中对可能出现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心表现为对某事物的信奉，而不只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正如我在后面将对其作详细的说明那样，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信任模式，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专家系统的性质。我所说的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 绝大多数非专业外行仅以不定期的间断方式去咨询律师、建筑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但是融专业知识于其中的这些体系却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方面面。仅仅坐在家中，我就已经被卷进了我所依赖的一种或一系列专家系统之中。我对登楼入宅并不特别担心，虽然我知道，原则上说房屋结构也可能倒塌。我几乎不了解建筑师和建筑工人设计和建筑房屋时使用的知识法规，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对他们所干的工作表示“信赖”（faith）。虽然我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能力，但是与其说是信赖他们，还不如说是更信赖他们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是某种通常我自己不可能详尽地验证的专业知识。

我走出家门，坐上一辆汽车，我就进入了一系列完全充斥着专门知识的环境之中，包括汽车的设计和制造，高速公路，交叉路口，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知识。人人都知道驾驶汽车是一种有危险的活动，承担着发生事故的风险。当我选择驾车外出时，我就接受了这种风险，但是我信赖上面所说的专业系列，它们将尽可能保证将事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点。我对于汽车的运行原理知之甚少，而且如果汽车出了故障，也只能干一些极其简单的修理工作。对道路建设的技术，路面的维护，或者是帮助控制交通活动的计算机等等，我的知识也都极为有限。当我把汽车停在机场然后登上飞机，我就进入了又一个专家系统，对这个系统，我自己的技术知识仅仅停留在最有限和最初级的阶段。

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因为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两种类型的脱域机制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而且它们也促进了这种脱域。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以同样的方式脱域，即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社会系统的“延伸”，是通过应用于估算技术知识的测试的非人格性质以及用来控制其形式的公众批评来实现的，而这种公众批评正是技术性知识产品存在的基础。

需要重复指出的是，对那些外行人士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不依赖于完全参与进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也就是“信赖”。当然这一命题不应被过分地简单化。毫无疑问，可以常常从外行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心中看到齐美尔所谓的“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在以经验为基础的“信赖”中也有实用的成分，而这种经验是指系统通常都会像它们所预期的那样运行。而且，除了专业协会外，经常还有一些用来保护专家系统消费者的机构：如颁发机械许可证书，监督飞机按标准制造的机构，诸如此类。可是，这些都没有改变一点，即所有的脱域机制都蕴含着一种信任态度。现在让我来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信任概念，以及信任怎样在一般意义上与时—空伸延相联系。 UulcuOOSTeDnidCiNAf4Z8uQ6CURFDs7BAvXyic44MHq6gOvZkk/mgtCLWhjG+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