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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讨论，我将集中讨论安全（se-curity）与危险（danger）、信任（trust）与风险（risk）的问题，并由此构成本书的一个实质性部分。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从总体上说，社会学的经典的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在三大社会学思想之父中，马克斯·韦伯最为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然而，即使是韦伯，也没能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
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在理论传统中，生态关系完全没有被融入社会学之中。即使是今天，如果社会学家们发现自己很难对生态问题作出系统的社会学论说，也毫不奇怪。另一个例子是政治权力的强化行使，这在极权主义事例中尤为明显。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才有的事情，虽然有时偶尔也能听到它在现代的回声，如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的统治时所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despotism）似乎主要是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屠犹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而不是被取代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与传统的专制不同，但它的结果却更为恐怖。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接在一起，这种权力的结合形式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恰当的例子。涂尔干和韦伯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种种恐怖事件，尽管涂尔干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去世了。战争冲突幻灭了涂尔干曾提出的期望，即工业主义将自然地促成一个和平而有序的工业秩序，战争也表明这种秩序不可能被融进他所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基础的知识框架之中。韦伯比马克思或涂尔干更关心军事力量在既往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也没有详尽阐述军事在现代的重要性，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到了理性化和官僚制上。没有任何经典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
当然，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从事著述的各位社会思想家们，也不可能预见到核武器的发明。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追溯到现代工业起源的早期。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同以前时代的军事主义的特征相比较，新产生的现代性秩序将主要是和平。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是人们所面临的核武器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实际上可以说，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的任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本世纪到目前为止，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算进去，也是如此。
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当然，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体”终结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比断定“历史无前景”更复杂。我们不得不对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作出制度性的分析，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补正经典社会学的某些局限，这些局限直到今天仍然继续影响着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