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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革命现象在前现代是史无前例的，这绝非必然之事。诚然，许多人都会同意，对新事物的渴望与相信创新性本身可欲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乃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典型特征。将这种现代社会的情绪等同于所谓的革命精神，的确司空见惯。不过，如果我们通过革命精神来理解那种实际上是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精神，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现代的创新性渴求必须与革命精神仔细加以区分。从心理上说，立国的体验与相信一个新故事即将在历史中展开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将会使人们变得“保守”而不是“革命”，使人们热衷于维护既定事务和维持稳定，而不是为新事物、新发展和新观念开辟道路。而且，从历史上看，第一批革命者，即那些不仅缔造了一场革命而且将革命引上政治舞台的人，根本就不热衷于新事物，也根本不热衷于一种“新秩序的时代”。这种对创新性的无动于衷，仍然回荡在“革命”这个相对古老的术语中。这个词是慢慢地才获得了新意义的。事实上，这个词的用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行动者这方不抱期望，也无企图，对于任何史无前例的事物，他们并不比同时代的旁观者更有准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一个新纪元的巨大感伤，只有在达到一种无路可退的境地之后，才会涌现出来。雅不欲陷入如此境地的美国革命的行动者，就如同之前法国大革命的行动者一样，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几近一致的术语，道出了无休止的变动，而我们就从中发现了这种感伤。
“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众所周知，这并非人力影响所能及，故而是不可抗拒的，它肯定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相反，这个词明确表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它是波利比乌斯
νακ
κλωσι完美的拉丁文翻译。
νακ
κλωσι也是一个起源于天文学的词，作为一种隐喻用于政治领域。如果用于地球上的人类事务，它就仅仅意味着，极少数为人所知的政府形式，以永恒轮回的方式，在有生有死的凡人中周而复始，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像使天体在宇宙中遵循预定轨道运动的力量一样。没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动者拥有并为之着迷的观念，离“革命”一词的原义更远的了。换言之，他们以为，在宣告一个旧秩序必然死亡，迎接一个新世界诞生的过程中，自己是一名当局者
。
如果那些现代革命事件如教科书的定义一般轮廓分明，那么，选择“革命”这个词就比事实上的革命更加令人大惑不解了。当该词第一次自天上降落地球，被征引来描述凡人之事时，它显然是作为一个隐喻而出现的，其含义也从一种永恒的、不可抗拒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引伸为随机运动，人类命运的沉浮，就像远古以来太阳、月亮和星辰的升起与降落一样。我们发现，“革命”一词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是在十七世纪，当时，该词的隐喻义更为接近其原义，因为它用在向某个预定点循环往复的运动身上，言外之意乃是绕回预先规定的秩序中。故而，“革命”第一次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即没用在爆发于英国克伦威尔兴建第一个革命独裁制之时，相反是用在1660年推翻残余国会之后恢复君主制之际。这个词原封不动地用于1688年，斯图亚特王室被驱逐，君权旁落于威廉和玛丽的时候。
“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通过这一事件，“革命”这一术语似是而非地发现了自己在政治和历史语言中的定位。
事实上，“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因此，对我们而言为是的一些东西恰恰为非，这不仅仅是语义学上的啧啧怪事。十七、十八世纪的革命于我们而言，揭示了一种新精神、一种现代精神，其本意却是企图复辟。诚然，英格兰内战为十八世纪革命中本质上全新的事物埋下了大量伏笔：平等派（Levellers）的出现，一个全部由下层人民组成，其激进主义与革命领袖发生冲突的党派的形成，都清晰地勾画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平等派吁求成文宪法作为“正义政府的立国之基”，而克伦威尔引进一个《政府章程》来确保护国公政体之时，则在一定程度上将之付诸实施。即便不是美国革命成就中最重要的，也至少是其中之一的那个成就，就这样被占了先。然而，事实上，这首次现代革命短命的胜利，被钦定为一场复辟，即铭于1651年之玺的“奉天承运，复吾自由”。
在本书中，更重要的是指出一个多世纪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里我们并不关心革命本身的历史，它们的过去、起源和发展历程。如果我们想了解革命是什么——它对于作为政治存在的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政治意义，它在现代史中的角色——我们必须转向那些历史性的时刻，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中，革命展现出它的全貌，具备了一种确定形态，革命开始摄人心魄，与滥用权力、暴行和剥夺自由这一切促使人们造反的东西划清了界限。换言之，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这就产生了大量混淆，尤其是对美国革命来说，它并没有吞噬自己的孩子
。因此，“复辟”的始作俑者，就是发动和完成了革命的人，他们甚至活到在事物的新秩序中掌权和任职为止。他们本想来一场复辟，挽救古典自由，却演变为一场革命。他们关于英国宪法、英国人的权利、殖民政府形式的思想和理论，则随着《独立宣言》而告终。但是，除了一些无心之失以外，导向了革命的那些活动，本身并不是革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关于殖民地的第一手资料，他后来由衷地写道：‘据我所闻，任何一个人，醉也罢，醒也罢，但逢高谈阔论之时，都从未流露过一丁点儿对独立的期盼，也从未暗示过独立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这些人究竟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其实是无法确定的。如果罔顾这些词的历史语境，将其放之四海，忘记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条、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存在要归功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只对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具有意义，那么就势必会陷入这一诘难之中。对于法国大革命而言，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不那么明朗而已。在此，也可以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
行动者正是在这两次革命的进程中明白了，复辟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从事一项全新的事业。于是，“革命”一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在此时，托马斯·潘恩却依然恪守旧时代的精神，郑重其事地提议，将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反革命”。
这一提议竟然出自一个当时最“革命”的人之口，这就一语道破了循环往复的复辟观念是如何地切中革命者的心思。潘恩只不过是想恢复“革命”一词的旧意，表达他坚信大势所趋，将使人返回“早期”，那时人们还拥有现已被暴君和征服者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他的“早期”绝非十七世纪所理解的，是假设的史前自然状态，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时期，尽管尚未加以界定。
别忘了，潘恩用“反革命”这个术语，来回应柏克对英国人权利的极力辩护；以古老的习俗和历史，来抵御人权这个新玩意儿。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潘恩感到，绝对的创新性，将是对这些权利的权威性和正当性的挑战，而不是辩护。这一点他并不比柏克逊色。毋庸赘言，从历史上看，柏克是对的，而潘恩错了。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有《人权宣言》可资借鉴。以前应承认人在上帝或诸神面前的平等，因为这种承认并非源于基督徒而是源于罗马。罗马的奴隶可以成为宗教团体的合格成员，在神法的范围内，他们与自由人拥有同样的法律地位。
但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在我们之前的一切时代看来，如同在柏克看来那样，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有趣的是，拉丁词homo，相当于“人”的意思，原意是指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就一无所有的某个人，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奴隶。
论述至此，对于我们当前的意图尤其是我们最终的努力而言——理解现代革命最难以捉摸然而又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方面，那就是革命精神——重要的是牢记，创新性、新颖性这一整套观念，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然而革命一开始这套观念就烟消云散了。犹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有人不禁要就此而争辩说，革命者落后于他们的时代，与十七世纪从事科学和哲学的人相比，他们肯定是落伍的。例如伽利略强调他们发现的“绝对创新性”；霍布斯声称政治哲学“要数拙著《论公民》最陈旧”；
笛卡尔坚称此前没有一位哲学家在哲学上取得成功。诚然，对“新大陆”的念想比比皆是，由此涌现出一种“新人”。诸如我引述的克雷夫科尔和约翰·亚当斯，还有从不计其数的不那么出色的其他作家那里，均可找到这种念想。但是，与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主张的相反，新人与新大陆一样，人们感觉都是上天的礼物，而不是人的作品。换言之，创新性那奇特的感召力，虽是现代独有，却需要花上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摆脱了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相对孤立状态，而到达政治领域。[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就是：“Tout a changé dans l'ordre physique；et tout doit changer dans l'ordre moral et politique.”（“肉体已变，道德与政治亦须改变。”）]但是，在政治领域中，事情都是关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创新性的感召力到达这一领域，就不仅要采取更激进的表达，而且还要具备一种政治领域特有的现实性。只有在十八世纪革命的进程中，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一个新开端可以是一种政治现象，可以是人业已为之或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从那时起，“新大陆”和从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就不再需要被灌输对事物新秩序的希望了。新秩序的时代不再是“上天注定”的恩赐，创新性也不再是少数人引以为豪同时又令人不寒而栗的独占品了。当“新颖性”进入集市，它就变成了一个新故事的开端。不知不觉地，新的故事，由行动着的人开始；被他们的子孙后代深化、扩展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