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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早期的一个步骤就是向教会发起攻击，源自大革命的种种激情中，最先点燃和最后熄灭的便是反宗教狂热。当人们迫不得已接受奴役以便获得安宁时，对自由的热情便也不再，但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同宗教权威的斗争。拿破仑能阻止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天性，却怎么也无法抑制其反基督教倾向，甚至在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对上帝的蛮横无理来弥补他们在政治权力中最不起眼的官员面前奴颜婢膝的罪过。他们抛弃了大革命学说中所有更自由、更崇高、更自豪的东西，却还在为自己不敬神从而对大革命精神始终不渝为荣。
然而，今天，人们很容易相信宗教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的一个插曲，是大革命面貌中一个显著而短暂的特征，是先于大革命、为大革命作准备的那些思想、激情、特殊事件的瞬间产物，而不是大革命自身的天性。
将18世纪的哲学视为大革命的主要起因之一是有理可循的，因为这一哲学确实具有深刻的反宗教性。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到，其理论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又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了与社会地位和民法、政治法之准则相关的所有新的（或复苏的）观点，例如相信人生来平等，（而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是不平等的根源，需加以废除）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上，制度统一化……所有这些学说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也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它们是大革命种种业绩当中，从时间上来说，更为重要、持久且真实的。
第二部分则包含了18世纪哲学家对宗教的某种狂怒情绪；他们攻击教士、教阶制度、授职、教义，而且为了更彻底地将这些推翻，他们还想摧毁基督教的根基。但是，由于这一部分哲学产生于这场大革命试图消灭的各种现象中，因而它将随着这些现象的消亡而逐渐消失，并湮没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中。为了使大家完全理解我的思想，我仍需再做补充（只补充一点，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中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激起了18世纪哲学家的强烈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企图掌管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有产者、领主、什一税征收者、管理者；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创建的新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这个必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强势的地位。
请注意，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一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且日益明确：随着大革命政治使命的加强，其反宗教的使命便消亡了。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所有旧的政治制度被进一步摧毁，随着大革命尤其憎恨的种种力量、权势、阶级被永久地消灭，随着旧的政治制度所激发的仇恨（作为其失败的最后标志）被削弱，随着教士进一步脱离了本应与之一同垮台的一切事物，人们逐渐发现教会的威信在大家的思想中复兴并愈发巩固。
不要以为这种情形只在法国才有，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几乎都复苏了。
认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对立，则是犯了一个大错。在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是与民主社会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甚至有不少东西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此外，历史的经验证明，宗教本能最具生命力的根基始终深入人民心中。那些已经消亡的宗教在人民心中都拥有各自的墓碑，而那些倾向于使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得到承认的各种制度，结果却把人类的精神必然且永久地推向了不信教，这真是件怪事。
刚才就宗教权利所说的这些话，我会在论及社会权利之时再度重申。
大革命同时推翻了直到那时还维持着社会等级且给人施加种种限制的所有制度和习俗，人们因此以为，大革命的成果在于推翻的不仅是某个社会秩序，而且是一切社会秩序，摧毁的不仅是某个政府，而且是社会权力，进而，人们会认为，大革命的天性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然而我敢说，这还只是表面现象。
大革命爆发后不到一年，米拉波在给国王的私信中写道：“请您将新状况与旧制度比较一下，就会感到安慰且心中充满希望。显然，国民议会的部分法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律），对君主政府是有利的。取消高等法院和三级议会，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这些难道都无足轻重吗？只构建一个公民阶级的想法会使黎世留感到高兴，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有利于行使权力。专制政府的几任统治者为维护王权所做的一切，都不及大革命的这一年所做的多。”这就是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对这场大革命的理解。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改变旧政府，还要废除古老的社会结构，因此，必须向所有既定的权利发起进攻，毁灭所有公认的权势，破除传统，改革风俗和习惯。并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那些使人们养成惟命是从习惯的思想从人类头脑中清除。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特性正由此产生。
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些残余，你就会发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此政权将过去散布在众多次要权力、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之中，就像散落在整个社会中的所有权威和势力都吸引到它身边并化成一个统一体。自罗马帝国覆灭后，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新政权是从大革命制造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大革命创建的政府更加脆弱，这确是事实，但它比自己推翻的任何政府都要强大得多。出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对此，将另作阐述。
透过已被半数摧毁的古老政体的尘埃，米拉波隐约看见了这个简单、规整、宏伟的结构。这个物体虽然庞大，但在那时还未被民众所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今天，它尤其为公爵们所关注。他们赞赏且羡慕地打量着它，其中既包括革命者，甚至还包括那些对革命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的。他们都试图在各自的领地取消赋税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将各个阶层的人聚合在一起，使社会阶级平等化，他们用官员替代贵族，用统一的法规取代地方特权，用一个行政机构代替多种多样的权力机构。他们竭尽所能，致力于革命事业。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有时就会借用大革命的手段和口号。还能看到他们在必要的时候鼓动穷人反抗富人，平民反抗贵族，农民反抗领主。大革命既是他们的瘟神又是他们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