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此刻发表的这本书并非一部大革命史，这段历史被人过多渲染（有过很多辉煌巨著），我不想再写，本书是针对这场大革命所做的一项研究。

为了将其命运分割成两段，以一道鸿沟把之前存在的与此后希望呈现的隔开来，法国人在1789年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史上不曾有哪个民族有如此的牺牲精神。为了实现其目标，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以免把过去带进他们的新生活；他们给自己提出种种严格要求（义务），把自己塑造成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形象（使自己的形象与父辈的完全不同）；总之，他们尽其所能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我一直认为，他们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他们期望的以及外界设想的要小得多。我深信，他们保留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情感、习惯，甚至观念——他们借助这些观念来引导大革命，直到将旧制度摧毁，我还相信他们不知不觉中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建造新的社会大厦；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大革命及其成果，必须暂时忘记今天的法国，去坟墓追寻那个已经逝去的法国。这就是我打算在这里做的；但是我为此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要大。

君主政体的头几个世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都曾引发大量著述，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由此我们不仅知道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还了解在这些不同的时期政府和民族的法律、习俗、精神。时至今日，还没有人不辞劳苦地像这样认真研究18世纪。我们总以为对18世纪的法国社会已经非常了解，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表面的光芒，因为我们连那时代最著名的人物生活的细节都知晓，因为多亏了一些灵巧的或雄辩的批评家们，我们对给那个时代带来荣耀的伟大作家的作品都熟读于心。至于事情的表现方式，制度的贯彻，各阶层彼此间的准确定位，那些不为人关注的阶层的生存状态与感受，乃至舆论和风俗的本质，我们都只有一些模糊的常常是错误的想法。

我试图触及这个旧制度的核心，从年代看它离我们很近，但却被大革命的光芒遮挡了，使我们对其视而不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只是重读了18世纪出版的所有名著；对于许多不是很有名且不值得被众人所知的作品，我也进行了研究，这些作品并不是很精致，或许更好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真实情感。我认真阅读了所有公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告上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三级会议和后来的省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也给了我许多启示。我尤其充分利用了三个社会等级在1789年编制的陈情表。这些陈情表的原件长达数卷，成为法国旧社会的精神遗产，是其愿望的最高体现和最终意志的真实表达。这是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份文献。但这对我来说甚至还不够。

在公共管理已经十分强大的国家里，很少会产生思想、愿望、痛苦，也很少会出现兴趣和激情——它们迟早会暴露在政府面前。浏览政府部门的档案，我们不仅对其管理方式有一确切的概念，而且能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如果我们现在把装满内政部和各省纸箱里的所有密件交给一个外国人，他马上就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18世纪，公共管理已经很集中——你们读本书就会了解到——并且非常强大，不可思议的活跃。它资助，禁止或允许，这些活动从未间断。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承诺，有很多东西能够给予。它已经以无数方式产生影响，此影响不仅涉及国家事务的总方向，还涉及每个家庭的未来和每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不做宣传，这就使得人们不怕将自己最难以启齿的缺点展现在它面前。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剩下不多的有关公共管理的档案，或在巴黎，或在某几个外省。

在那里，如我所料，我发现旧制度极其活跃，包括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举措。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暴露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就这样我最终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的资料从未向他们公开过。

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我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的任何时期都能看到当今法国许多鲜明的特征，我惊呆了。我从中发现了无数感情——我原以为它们产生于大革命，无数习俗——我一直认为这只能源自大革命，无数习惯——我一直以为这是大革命只留给我们法国人的遗产。我处处都能碰到深深植根于这片古老土地的当今社会的根基。向1789年每接近一步，我都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促使大革命形成、诞生和扩大的那种精神。渐渐地，我发现这场大革命的全貌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显示出自己的性格和天资；这就是大革命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之初某些行动的原因，或许还有它打算长期建设的那些东西的征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废除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想恢复一部分被他们遗弃的东西。旧制度的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就这样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新出现，如同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又在不远处重新出现，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样的水流。我献给公众的这部作品旨在阐明为何这场大革命同时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酝酿，却只在法国而没有在别处爆发，为何它不可阻挡地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那个社会，最后，旧的君主政体何以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崩溃。

在我的思想里，我已着手的这部作品不应到此结束。我的意图是，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我要跟随那些法国人一起去穿越这场漫长的革命的种种变迁，不久前我还与这些法国人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旧制度下，他们本身就是由旧制度造就的。我要观察他们在各种历史事件中是如何发生变化和改变而又本质不变的，看他们不断在我们面前重现，相貌有所不同但总能辨认出。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第一阶段，那时，对平等的热爱与对自由的热爱在他们心里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只是要建立民主制度，还要创建自由制度；不但要消灭特权，还要承认权利并使之成为神圣权利。这是青春、热情、自豪的时代，充满慷慨和真诚的感情的时代，它有谬误，但会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并会在很长时间里让所有那些想腐蚀或奴役人类的坏人不得安宁。

在跟着这场大革命快速行进时，我试图证明以下几个问题：这些法国人因为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误判而最终放弃了原先的目标并在忘却自由的同时只想成为世界主人身边平等的仆役；为何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政府更强大更专制的政府会重新夺得并集中所有权力，取消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以虚幻的图像取而代之；为何把人民主权称为选举人的普选权，而选举人既不能了解真相，也不能集合起来共同选择某一种政策；为何捐税事务备受吹捧的“自由表决”制度只不过意味着被驯服得屈从而沉默的与会者毫无意义的赞成；为何在剥夺民族的自治权，使人民丧失权利的主要保障，失去思想、言论和写作的自由——即1789年所有战果中最珍贵、最崇高的东西——的同时还自诩是个拥有自由的政府。

当我觉得大革命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使命，孕育出新社会的时候，我会就此止步。我将只对这个社会进行考察；我要尽力发现它在哪些方面与之前的那个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与之不同，我们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巨大运动中失去了什么，从中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着预测一下我们的未来。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有一部分已经写出了草稿，但还不能献给读者。我有可能完成这部作品吗？谁敢保证？与民族的命运相比较，个人的命运要难以把握得多。

我希望写出的这本书不带任何偏见，但我不能肯定我写作时未带任何感情。一个法国人谈起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的时代，却无动于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承认，在研究我们的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对新社会完全漠然视之。我不但想了解病人死于什么病，而且想知道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那样试图在每个变得衰弱的器官里发现生命的法则。我的目的旨在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有教益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我们的祖先身上看到某些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却已近乎丧失的刚毅品德时，即真正的独立精神，对崇高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某个事业的信仰，我就进一步强调它。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和风俗中发现那吞噬旧社会，如今还在折磨我们的某些恶行的痕迹时，我也不忘将它们揭露出来，让人们看清这些恶行对我们造成的痛苦，从而对它们还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有更清楚的认识。

为了达到此目的，坦诚地说，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阶级，无论是舆论还是回忆录，也无论他们的身份多显赫。我这么做时常常感到歉意，但内心无愧。但愿那些因我而感到不愉快的人考虑到我真诚无私的目的而宽恕我。

一些人可能指责我在这本书中对自由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合时宜的兴趣，他们要我相信如今在法国再也没有人关心自由了。

我只恳请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注意，我对自由的热爱由来已久。二十多年以前，我在谈论另一个社会时就差不多一字不漏地写下了以下你们就要读到的内容。

在未来之茫茫黑夜中，人们已经能看到三条非常明晰的真理。第一条是，如今，所有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或许想控制它并削弱它，但并不想消灭它（使之消亡），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在所有社会中，最难长期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正是那些贵族制度已不存在或不可能继续存在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专制制度在这些社会中的恶果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有利于助长这些社会特有的种种恶行并促使它们朝着这些社会已经自然趋向的那个方向发展。

在这些社会，人们不再因为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联系而相互间发生关系，他们出于天性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总是只考虑自己，将自己封闭在公共道德遭扼杀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变得势不可挡，因为它使公民不再有任何共同情感和相互需求，不再有相互理解的必要和一致行动的机会，就这样，它用一堵墙把公民囚禁在私人生活中。人们本来就倾向于独处，专制制度则使他们彼此隔绝；人们本来就互不关心，专制制度则使他们冷若冰霜。

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时刻都感到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急不可待地向上爬。由于金钱不仅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不断易手，改变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分秒必争地拼命攒钱或赚钱。于是，不顾一切发财致富的渴望，对商业的爱好，对安逸和物质享乐的追求，这些便成为最普遍的激情。这些激情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扩散到所有阶层，甚至深入到那些向来与此无关的阶层中，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加以阻止，它们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疯狂、堕落。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说甚至就是为这些激情创造条件并使之蔓延。这些使人消沉的激情对专制制度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其想象远离公共事务，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颤抖。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隐秘地和黑暗之处，使贪婪猖行，任人以可耻的手段攫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些激情也可能会很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就占据了统治地位。

自由则相反，惟有它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恶行作斗争，使其不再沿着斜坡滑下去。的确，惟有自由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公民因其社会地位的独立性而生活在孤立状态中——从而迫使他们彼此接近。惟有自由能使人们感到温暖，每天都相聚在一起，因为公共事务的实施离不开公民的共同协商，离不开彼此信任和取悦对方。惟有自由能使他们脱离金钱崇拜的状态，摆脱个人日常琐事的烦恼，时时刻刻都意识到并感到祖国高于一切，近在咫尺。惟有自由能随时以更有活力、更崇高的激情取代对安逸的迷恋，使公民渴望做比获取财富更重要的事情。惟有自由能创造光明，让人看清人类的恶行和美德并作出判断。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是富裕的，高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你在那里能发现个人的优良品质，能见到慈祥的父亲、诚实的商人和可尊敬的业主。你甚至还会遇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人的祖国不在尘世，其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风俗中和最专制的政体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没落时期就有许多这样的基督徒。但是，在此类社会中，我敢说，你永远看不到的是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会不断地下降。

这就是我二十年前想到的和说过的。坦率地说，从那以后，这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改变那时的想法和说法。过去，当自由受到重视时，我表达了对自由的赞赏，现在，自由遭到抛弃，我对它的爱依然不变，人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吧。

但愿人们还希望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大多数反对我的人之间的分歧或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民族拥有必不可少的正确使用自由的美德，却出于天性卑躬屈膝，宁可依附某个同类人一时冲动的行为，也不遵循他亲自制定的法律，这是什么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专制者自己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想独自享用罢了，于是，他们断言除他们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有自由。由此看来，人们并非是在如何看待自由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而是在对人的尊重程度上态度迥异。所以严格说来，对专制政府表现出爱好等于对自己国家公开表示轻蔑，这两者完全是一回事。要想让我转变态度，还需时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此刻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研究之成果。有的章节很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时间。我本可以把注释放在每页下面，但数量太多。我还是喜欢选择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在卷末，并注明出自正文中的页码。里面不乏史例和证据。如果哪位读者觉得本书有必要增补更多史料，我这里有许多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