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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一年的总劳动，是为它的国民提供一年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既包括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也包括用本国产品购买的外国产品。
由于产品数量与消费者数量的比例有大有小，因此在给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条件下，一国国民福利的好坏将取决于它的人口状况。
但是，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的大小会根据以下两个情况而定：一是劳动的技能、熟练程度，以及该国对劳动总体使用的态度；二是全部劳动分配于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无论该国的资源、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其年供应量是丰富还是不足，都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
一国年供给量的丰歉看似更依赖于前者而非后者。在原始未开化的渔猎社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或多或少地都会被分配于有用劳动，全力以赴地为自己、家人或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族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极其贫困，以至于常常被迫直接杀死或遗弃他们的婴儿、老人和长期患病的族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吃掉。与之对应，在文明繁荣的社会里，尽管相当部分的人根本不劳动，但他们中大部分的消费却十倍乃至百倍于劳动者。不仅如此，由于文明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巨大，几乎所有产品都供给充足，因此，即便是生活在最低层的穷苦工人，只要他勤劳而简朴，其享用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会大大多于任何一个野蛮人所能得到的。
劳动生产率改进的原因何在？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间分配的自然秩序又是什么？这构成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无论一国的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及其对劳动使用的态度处于何种状态，假设它们不变，产品的年供给量将取决于全部劳动在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本书将会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无论何时何地都取决于直接或间接雇用劳动的资本的数量。因此，本书第二篇的主题是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途径，以及因为资本使用方法的不同而导致劳动数量也不同的机制。
在当今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对劳动使用的态度都相当进步的国家里，管理和指导劳动的常规计划却各不相同。实际上，这些计划并不都有助于产出最大化。一些国家的政策偏重于激励农村产业的发展，而另一些则偏重于刺激城市产业的进步；鲜有国家能够做到公平对待所有种类产业。自从古罗马帝国衰落以来，欧洲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艺术、手工业、商业这些城市的产业，而非乡村的农业。本书的第三篇将解释引致这些政策出台的客观因素。
尽管这些计划的最初制定，很可能是出自于某些特殊阶层的私利和偏见，但他们并没有考虑或预见到，这些计划的后果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之上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夸大城市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农村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不仅对学者的观点，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将在第四篇中详尽说明这些不同的政策，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前四篇的主题，是解释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那些源泉的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中，我将努力说明：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有哪些，这些开支中的哪些应当由社会全体公众的赋税来承担，哪些应当由社会中的特定阶层或其中的部分成员来承担；第二，向全体社会公众募集那些对社会整体而言不可或缺的经费开支的不同方法，以及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缺点；第三，也是最后，导致当今几乎所有政府采取抵押部分收入借债或签订合同借债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债务对实际财富，即对每年社会劳动和土地的产出又有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