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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母亲。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一直小心地避免谈论她，绝不是故意卖关子。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不愿意提及我的母亲。个人的痛苦乃至于多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羞耻感，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谈论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而村子里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在说起我母亲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闪烁其词。各种戏谑、推诿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相反，这些说法将那个真相层层包裹起来，越包越紧。不过，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那天他所讲的故事是《水浒传》，还是《聊斋志异》，抑或是《小五义》，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打起了瞌睡，伏在天井的一张小矮桌上睡了过去。不用说，我很快就做起梦来。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她的面容看上去也很不真切，影影绰绰的。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在井中和池塘里所看见的倒影——每当我就要看清她的面容时，一阵风来，吹起一片涟漪，她的形象就在无声无息中变得扭曲、破碎，最终消迹于无形。
我从小矮桌边上醒过来，身上汗津津的。我能够记住的，就是母亲那甜美、虚幻而又破碎的幻影。当时，村子里的小孩都走光了。天井的地上落满了花瓣，春风吹拂着池塘边的青草，午后的村庄安静极了。一个外村来的拾荒老妪，背着一个破竹篓，手拿一根竹钳，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正朝村子里走来。
唐文宽的老婆王曼卿见我独自抽泣，一个人呆坐在桌边不走，就去灶下热了一碗红枣汤，端过来，放在我面前。一开始，她没有搭理我，也坐在桌边，皱眉，叹气，掉眼泪。后来，她悄悄地移身到我坐着的板凳上，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轻轻地将我搂在怀里，用一种我听到过的人世间最令人心醉的声音轻轻对我说：
“是不是梦见了妈妈？”
我能感觉到她的泪珠掉在我脖子里——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我喝完了那碗枣汤，抬起头，看着妓女王曼卿那张好看的脸——它被浓密的乌发遮住了一半，心里偷偷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在我漫长而纷乱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以王曼卿的形象来记忆母亲的。每当我半夜醒来，置身于阁楼的黑暗中，我就会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对母亲说：妈妈，妈妈呀，你究竟去了哪里？你会不会像老福奶奶说的那样，到了春天，当河边的野蔷薇全都开了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出现在风渠岸的春风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王曼卿那俏丽而娴静的面容。有时候，当我无缘无故地走到唐文宽家中，他们夫妇俩茫然不解地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才猛然惊醒：我频繁造访他们家，其实就是为了多看王曼卿一眼。
那天中午，王曼卿把碗收走之后，被更生的老婆叫去打牌了。独臂的老菩萨笑嘻嘻地来到跟前，在我的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对我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鬼话。见我不搭理他，唐文宽就指了指门外的树林，对我说：
“你看见那个在树林中捡破烂的女人了吗？”
我点点头。
“她就是你妈妈。你看她穿得破破烂烂，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旁人啊。她其实一点都不穷，家里有的是钱。她是在装。每到春天，她就会化装成一个拾垃圾的，悄悄地到村子里来，为的是看你一眼。她的家住在江对过的高桥。他们家隔壁有一个油条铺子，有一个麻花铺子。他们住的那条街就叫糕饼街。他们家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金雀子飞到油条铺子里叼油条，银雀子专门去叼麻花。他们家的油条麻花从来吃不完。她就是你妈妈。你走到她跟前，叫她一声妈妈，你看她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也不要紧。你一步不落地撵着她就行。她到东，你到东。她到西，你到西。一直跟着她，回高桥。将来你们家的麻花油条要是吃不完，别忘了捎两根回来给我……”
在老菩萨唐文宽一再怂恿下，我迟疑不决地走到了屋外，来到了村头的树林里。当时，那个老妪正在垃圾堆里翻拣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像什么碎纸片啦，生了锈的铁钉子啦，玻璃瓶子啦，牙膏壳啦，诸如此类。我就蹲在草坑边望着她。
她看上去五十出头，头上包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汗酸味。见我在不住地打量她，老妪就朝我笑了笑，露出了一口稀疏的大黄牙。面对这样一个老人，你大概可以想见，“妈妈”这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的吧。不过，我还是按照唐文宽的吩咐，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当她走到燕塘与菱塘之间的石桥边时，她见我仍然跟着她，就突然冲我吱哇乱叫起来，一边叫，一边胡乱比划。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老妪原来是个哑巴。她的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从她挥舞手中竹钳的动作来判断，她明显是希望我不要再跟着她，赶紧回家。
我又跟着她走了一段。老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她不由分说，举起了手中的竹钳，朝我猛跑过来，装出要打我的样子，想把我吓回去。我只得返身往回跑。等到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又不远不近地跟上了她。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就像老菩萨所预料的一样。她拿我毫无办法。
最后，我们走到了窑头赵村前堆放砖瓦的场院边，我听见了身后远远传来的父亲的叫喊声。父亲没有沿着小路走，而是从麦地和棉花地里斜插过来。他跑到我身边，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肩头，慢慢往回走。
这时候，我看见村头的池塘边已经聚集起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虽然隔着很远，可我还是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我们回到燕塘边，那伙人就像过节一样，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与父亲打趣。说什么的都有。我看见老菩萨唐文宽也在其中。不过，他倒是没有说笑，只是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做鬼脸。父亲嘿嘿地跟着他们笑了几声，这才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别人的话可以听，老菩萨的话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个人老没正经。”
虽说那天在全村人跟前出了丑，可这件事，我倒没怎么往心里去。当天晚上在吃饭时，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关于我母亲的事，我也许应该认真地与父亲谈一谈了。可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一个人板着脸，闷闷地吃饭。最后他这样对我说：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丽娟偷了生产队的香瓜，被她妈妈打成什么样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礼平把洋钉钉在了牛屁股里，被婶子吊在猪圈里打得嗷嗷叫？小英不肯去寻猪草，被她妈妈一脚踢在心门口，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可我打过你吗？一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有妈妈在，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我们两个人，不是挺好嘛？自由自在，什么都不缺。”
第二天，龙英把我叫到他们家中，让我对着一只陶钵撒尿。我在撒尿的时候，她儿子小满褪下裤子，也凑过来撒尿，被他母亲一把推开了。龙英的丈夫牛皋病得快要死了。她要用童子尿做药引。趁着她心情好，我就向她打听我妈妈的事。龙英先是一愣，然后就纵声大笑起来。她一定是想起昨天的事来了，立刻撇下我，走到她丈夫的躺椅前，把昨天我跟哑巴去高桥的事说了一遍。牛皋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还是一只眼睁着，朝我哑哑地笑。等到他们笑够了，龙英就对我说：
“你妈呀，跑了，没了，飞了，上天了，没影了！”
说完，她把我粗鲁地往门外一推，顺手就把门关上了。
我细细琢磨着龙英的话，有些担心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在村里胡乱逛了一通，就去了老福奶奶家。我一提起母亲，老福就撩起围腰来擦眼泪。她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天主，你知道你这条小命是谁给捡回来的吗？你那个妈呀，简直不算个人！孩子还没断奶，她怎能下这个狠心。那一年，你还不满周岁，不吃不喝，小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看就没气啦！你爸爸已经去桑树林里替你挖了一个小坑。要不是我把你抢过来，当晚就给埋啦！我把你抱在手上，撬开牙齿，一点点地往你嘴里灌米汤，灌菜汁。折腾了一个多月，算是白捡一条命。快别提你妈啦，就是做了官太太又怎么样？狗屎啊！我一点都不稀罕。”
听老福奶奶这么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不管怎么说，我母亲还活着，心里总算还有点安慰。
有一年，我记得也是春天，我和婶子在桑树林里采桑叶。婶子的嘴唇紫黑紫黑的，全是桑葚汁。她拨开茂密的桑叶，摘下又大又肥的黑桑葚往嘴里送。
“你爸爸这个人，心术不正。”婶子打了个呃逆，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颗桑葚，对我说，“他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又是个算命的，谁能跟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他出去算命是假，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轧姘头是真。换成我是你妈，也不会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人都有个命，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算。运气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捏在手里攥出水来，它还是要从你指缝里溜走的。你妈算是交上好运了。那年村里选农会主任，严政委多大的官？人家在台上讲话，她不过是一个童养媳，却偏要插嘴插舌，与人家没大没小，直上直下。那天她要站起来发言，我一下没拉住她，这下可好，跌跤捡了个金元宝，被送到县里学习去了，后来就入了党，回乡当起了妇女主任。有一次，你父亲在给人算命的时候，老不正经地摸人家黄花闺女的奶子，那户人家倒不含糊，找来三四十个亲眷，黑压压一片打上门来，你说这事怎么弄？你妈就狠了狠心，与他离了婚。再后来，她就傍上了一个大官，从此远走高飞，音信全无。别再惦记她了。妈不在，还有婶子呢。往后凡事不论大小，都由婶子给你做主，替你出头。村上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家宝宝，你只要跟婶子说一句，我一巴掌把他脑袋打得缩到屁眼里去！”
梅芳提到我母亲，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嗔怒与轻蔑。她甚至不屑于提我母亲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梅芳在台上作报告，曾公开这样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干革命是假，爱慕虚荣、投机取巧、贪图荣华富贵是真。这些人呐，不让出头强出头，临了虚晃一枪，这不，进了城，摇身一变，喝！当起了官太太。黄鹤一去不回头，白云千朵空悠悠。”
我父亲脸一红，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坐在他旁边的小木匠赵宝明有些不忿，悄悄地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对我小声嘀咕道：“你妈妈要是知道梅芳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只要勾一勾小指头，就够她喝一壶的啦！”
仔细琢磨一下宝明的话，似乎母亲后来嫁给的这个人，官不是一般的大。
在所有那些对母亲的议论中，也许同彬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他的“情报”直接来自于师娘冯金宝。有一天中午，同彬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们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有情况，十万火急”，就拉着我往阁楼上爬。我们坐在阁楼的窗前，放下竹帘，他这才喘息未定地对我说：
“你妈妈姓章，立早章，叫章珠。平时在村里，大家都管她叫珠子。她老家在江北的兴隆镇。家里穷，很小就被卖到江南，给南徐巷的一户人家当养女。跟你爸爸成亲后，忽然就时来运转，被调去了县里。七弄八弄，就入了党。后来跟一个什么部队副司令认识了，两人搅在了一块。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合肥，现在据说在湖北的襄樊。上街买菜都由警卫员帮着拎篮子。坐在马桶上拉屎，也有警卫员拿着一叠草纸在一旁蹲着。这都是老太婆亲口对我说的，错不了。你也别巴望着你娘能回来了，回不来啦！”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
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村里忽然传出消息，村西的牛皋要死了。村里人像走马灯似的从龙英家进进出出。我和堂哥礼平到他们家看热闹，正巧撞见魏家墩的郭济仁，让人扶着，颤颤巍巍地打门里出来。郭济仁是我们当地最有名的郎中，九十多岁了，诊费高得吓人。这些年，因年老行动不便，他极少外出给人诊病。礼平说：“郭济仁一出场，就说明老牛皋十有八九是不中用了。我赌他今天晚上就会翘辫子。”
礼平的话大概是不错的。我看见龙英和几个邻居已经在门口张罗着搭灵棚了。
老牛皋双目紧闭，悄无声息地躺在屋里的一扇门板上，头冲着门，脸上灰黄灰黄的，像是打了一层蜡。老鸭子和新珍正要帮他换寿衣，马老大手里拿着一缕丝棉，凑在他鼻子前试了试，又趴在他胸口听了听，对众人道：“莫慌莫慌，还有口气呢。喉咙里‘窟噜窟噜’地响，还听得见痰音，再等等吧。”
当天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打着算盘。当他第二次催促我上楼睡觉时，我怀着一丝恐惧和即将有大事发生的期待，问他老牛皋今夜会不会翘辫子。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道：
“放心吧，他死不了。”
随后，他用一根针挑了挑灯芯，又加了一句：“虽说一直是病病歪歪的，可他命硬，不妨事。我看他比村子里一多半的人都要活得长。”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天一早，我和礼平到龙英家门口晃了晃，发现门前的灵棚已被人拆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两天，老牛皋就在龙英的搀扶下，到外面来晒太阳了。半个月之后，牛皋已经能够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出来转悠了。他在燕塘的水码头边遇见了正在放虾网的赵锡光，就有些得意地对他说了句俏皮话：“我倒是想早点死，可人家阎王爷嫌我在阳间的罪还没遭够，不收啊！你说咋办呢？那就活着吧。”
赵先生接话道：“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劝你还是离水塘远一点。要不然，一个跟头栽到水里，你看阎王爷收不收？”
一天下午，我正要去赵先生家温课，正巧遇上父亲从仓库回来。他身上有一股“六六六”药粉的味道。“今天别去温课了。”父亲没来由地对我扔下这句话，把手里的一串钥匙丢在桌上，走到灶台前，揭开颈罐的盖子，舀了一勺水，直着脖子喝了下去，抹了抹嘴，示意我在桌边坐下。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赵先生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父亲与赵先生一向不睦，可也没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只是彼此之间有些冷淡罢了。我揣测父亲的心思，迎合他的好恶，说了赵锡光一大堆坏话之后，又说了他几句好话。父亲听了，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倒也没说什么。他的话问得如此突兀，我还以为他与赵先生有了什么龃龉，但他的提问很快就转移到村中的其他人身上：赵德正，高定邦、高定国兄弟，红头聋子朱金顺，老福奶奶，木匠赵宝明，更生，小武松夫妇，长生和新珍，包括奄奄待毙的老牛皋。我逐一对他们的为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包括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父亲听了我的话，满意地点了点头，夸奖我“小小年纪，就已懂得一分为二，很不简单”。我有点飘飘然，但心里总觉得哪儿有点不踏实。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严肃地跟我谈起这个奇怪的话题。最后，父亲做了这样一个总结（我不能保证这里记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的原话，但大意就是如此）：
“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越详细越好，越客观越好。照我看来，一个人好，也不是说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好，没有任何缺点；一个人坏，也不是说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坏，一无是处。好和坏，除了天生禀赋之外，也与周围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好和坏，不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的。但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好和坏，却可以在某些关键的场合，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说，了解人，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我希望你牢牢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将来若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换了一个新环境，我劝你在两年之内不要与任何人交朋友。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老实说，父亲的这一番话已经明显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所以，我只能坦率地告诉他，我不知道。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你将来到了一个新地方，立足未稳，一团雾水，如果冒失地与人交朋友，等于是一头就扎进了本来与你无关的是非之中。这一点非常要紧。先观察两年再说嘛！等人和事都有了清晰的眉目之后再说嘛！懂不懂？”
父亲见我还是摇头，表情就略微有些失落。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换个话题。
“那么，我来问你，梅芳这个人，你到底怎么看她？”
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容易多了。我不假思索地告诉父亲，若要从世界上选出一个我最恨的人，这个人正是梅芳。父亲一听我这么说，就笑了起来：
“我以前也听你这么说她。她究竟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你为何这么恨她？”
我想了半天，告诉父亲，她倒也没得罪过我，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我就是恨她。如果我手里有一把枪的话，我恨不得朝着她的肚子连开二十枪。”
父亲立刻就不笑了，皱着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会，这样对我说：“你看，你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把人家恨到这种程度。这很荒唐。这好比说，你还没真正开始与她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某种个人的喜好和偏见，仅仅因为道听途说，就预先在心里造出了一个凶狠的敌人，这很愚蠢。你不能老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一个人。要学会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比如说，梅芳这个人，如果从她的立场出发，那么她所做的所有的事，说的所有的话，都有她的道理。依我说，梅芳这个人并不坏。况且，人是会变的。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躺到棺材盖子上，你就不能把人看扁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就像俗话说的，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在那天下午的谈话中，父亲还问了问我对村里的那些小伙伴的看法。说到同彬，父亲认为这个人虽说有些夸夸其谈、信口开河，可他对人很热情，心地干净，这就很难得。“你看他的眼睛，又亮又清对不对？表面有些流里流气，这没什么。你跟他要好，我很放心。你可以把他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结交。”
说到我的堂哥礼平，父亲的话多少有点让我吃惊：“这是一个狠角色。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这个人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离他远点，但也不要轻易得罪他。”
接下来，父亲问我，倘若要从村里所有的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位最善良、办事最公正、同时又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你会选谁呢？你好好想一下再说，不用马上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是用不着思考的，答案早就明摆在那儿。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村里的每一个小孩，他们的回答大概跟我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个人就是孩子王、说书人、口里没有一句正经话的老菩萨唐文宽。
“你难道已经忘了高桥哑巴那件事了吗？”父亲笑着提醒我。
虽说那年老菩萨的玩笑开得有些大，让我在全村人跟前丢了脸，可我从未在心里责怪过他。我们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愚弄，被他欺骗。他的肚子里装着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他的脑子里有着永远也使不完的鬼点子，他的嘴巴里藏着永远也说不完的俏皮话。他在村东的那个带天井小院的房子，是我们整个童年最稳定的快乐之源。
父亲见我在言谈中流露出对老菩萨毫无保留的崇敬，大概是不愿意扫我的兴，没有马上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我听人说，他老爱跟你们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是这样吗？你能不能跟我学学，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鬼话？”
“他的话要能学，那才怪呢！”我立刻就大笑起来，“那种话，我们从来就没听人说过，只有他一个人会说。他说一次，我们就笑一次。他若说上两次，我们就笑上两次。说三次，我们就笑三次。最后，保管被他逗得昏过去。有一次，同彬踩着高跷打他门前经过，看见他把那些发黄的故事书，从一个旧皮箱里一本本拿出来，放到板凳上去晒。同彬说：‘老菩萨，你能再把那些鬼话跟我说一遍吗？这次我保证不笑。’老菩萨马上就一本正经地说起鬼话来，笑得同彬当时就从高跷上摔下来了。”
父亲仍然一脸疑惑。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眼睛渐渐地沁出一缕幽眇，“这个人来历不明，行动有些可疑。我相信，他本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而且极其聪明，他的好脾气和疯疯癫癫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这一点，我有十足的把握。这个人来到我们村，也有十几年了吧，我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他，可实在有些捉摸不透。你们去他家听说书当然没问题，凡事还是留个心眼比较好。另外，他那婆娘王曼卿，也不是省油的灯，没事别总往他们家跑。”
最后，我也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记得，那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夕阳从西边的窗格中照射进来，在木桌上投下了四条平行的斑条，也照亮了父亲那在桌上不安敲动着的手指。
我问他，春琴姐姐嫁到我们村，已经快两年了，为什么她每次看见我，眼光总是恨恨的？她从来也不搭理我，就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听完了我的话，几乎立刻就站起身来（这是表明谈话结束的明确信号），像往常一样，他含糊其辞地搪塞说：
“有些事，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
春琴跟德正结婚后，她妈妈四儿也带着春生时常来村里走动。春生有时候也会一个人来，给姐姐捎来家里的菱角、豇豆和花生什么的。他比以前更瘦，脸也更黄了。每次他走，春琴都要把他一直送到大队蘑菇房的墙根下，才抹着眼泪一个人往回返。每次听到村里有人议论说“那孩子恐怕也活不长”时，我的心里就会猛然一紧。心里想，春琴他们一家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春琴的妈妈与师娘冯金宝是亲戚，所以每次她来探望女儿，总要在师娘家坐上半天。大概是因为我父亲替她女儿算过命、做过媒的缘故，她有时也会到我们家坐坐。每次她来，差不多都是傍晚时分。她和父亲坐在灶下，往往说不了几句话，院子外就会传来春琴的叫喊声。春琴好像不太愿意她母亲来我们家，当然，她更不允许她妈在我们家吃饭。她自己也从不跨进我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老福奶奶家猪圈边上，远远地喊上两声。春琴一喊，她妈就算已经端起了饭碗，也会立刻放下，对我父亲无奈地笑笑，说：“我们家这个丫头，脾气有些倔。上辈子不是王熙凤，就是王宝钏，如今嫁了人，连我也不敢招惹她。”
不过，春琴对我的冷漠和敌视并没能维持多久，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