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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立浦特的国民，当地的学术、法律、习俗和儿童教育。
·格列佛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格列佛为某位贵妇辩护。
虽说我打算用专著具体描述这个国家，但不妨先给好奇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居民通常身高十五厘米，各种动植物也是同样的比例。例如，最高大的骏马和公牛有十到十三厘米高，绵羊差不多四厘米，鹅有我们的麻雀那么大，以此类推。最小的动物我基本看不见。但大自然赋予了小人相应的视力，近处看得见，远处看不清。我曾兴致盎然地欣赏厨师给只有苍蝇大的云雀拔毛，小姑娘拿细得看不清的线穿小得看不见的针。这足以证明他们视力很棒，看近物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那里最高的树是皇家园林里的，大约有两米高，我得握住拳头，胳膊往上伸直，才能跟它们一样高。蔬菜也是同样的比例，读者不妨自己想象。
他们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各门学科都非常发达，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他们的书写方法很特别，既不是像欧洲人那样从左往右，或像阿拉伯人那样从右往左，也不是像中国人那样从上往下，或像卡斯卡根人那样从下往上，而是像英国女士那样从一个角写到斜对角。
他们的死者下葬是头朝下脚朝上的，因为他们认为死者会在一万一千个月后复活，在此期间地球（他们认为是平的）会上下翻转，这样死者复活的时候就会正过来了。该国学者也认为这很荒唐，但为了沿袭传统，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下来。
该国有些法律和风俗很奇特，要不是跟亲爱的祖国英格兰恰好相反，我真想为它们辩解几句。如果祖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就好了！首先要说的一条法律和告密者有关。所有叛国罪均处以死刑，但如果被告能在庭上自证清白，原告就会立即名誉扫地并被处死，财产或土地被判给无辜的被告，补偿其误时、遇险、坐牢、诉讼的费用。如果原告财产不够，则由皇家出资补足。陛下还将对被告予以恩赐，向全城宣告此人无罪释放。
他们将欺诈视为比偷窃更严重的罪行，骗子基本都会被处死。他们认为，只要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再有点常识，财物就不会被偷走，但老实人对奸诈小人是防不胜防的。因为有那么多买进卖出和信用交易，很容易滋生欺诈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诚实的商家就会吃亏，骗子无赖反而能获利。有一次，我在陛下面前为一个卷走主人钱财的仆人求情，他本是奉命去收款的，后来却携款潜逃了。我说，这不过是背叛主人的信任，不妨酌情轻罚。陛下觉得我简直不可理喻，竟为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辩护。我无言以对，只好含糊地说，各个国家风俗不同。不得不承认，我当时惭愧极了。
尽管奖赏和惩罚通常被视为政府运作的两大要素，但我从未见过比利立浦特执行得更彻底的地方。只要有人能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在七十三个月里一直奉公守法，就能得到奖赏。专项基金会根据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拨出相应额度的奖金。此人还会获得“守法者”的称号，但这个称号不是世袭的。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法律没有奖赏只有惩罚，他们都觉得是政策的一大缺陷。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法庭上的正义女神有六只眼，前面两只，后面两只，左右各一只，代表考虑周全，右手拿着一袋金子，袋口敞开，左手握着一柄宝剑，剑未出鞘，表示更青睐奖赏，而不是惩罚。
在任用人才方面，他们更注重品德而非能力。他们相信，既然人类需要政府管理，那么普通人就足以胜任。上天原本并不打算把管理公共事务弄得神秘兮兮的，似乎只有不世出的天才弄得懂。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真诚、公正、节制的美德，只要把这些充分调动起来，加上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意图，就足以担任国家公仆了。当然，有些需要学识的官职除外。没有向善之心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绝不能获得一官半职。正人君子即使因为无知犯了错，也不像存心贪腐的小人那样，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那些小人的才华都用在营私舞弊和遮掩丑事上了。
同样，没有信仰的人不能担任公职。他们认为，国王宣称自己是上天的代言人，手下的官员却不认可这一权威，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读者需要注意一下，在谈到他们的法律时，我指的是最初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腐化堕落后的制度。人类堕落的本性导致制度逐渐被腐化侵蚀。那些走大绳夺官位、跳木棍争宠幸的卑劣行为，最初是由当今国王的祖父引入，后来随着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跟我们在书里读到的某些国家一样，忘恩负义在他们那里也是死罪一条。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对自己的恩人都能狠下毒手的人，对没有恩情的人还不知会做出什么事呢。忘恩负义的家伙是人类公敌，不配活在世上。
关于父母和儿女的责任，他们的看法也与我们不同。由于男女结合符合自然法则，目的是传宗接代，他们也需要这么做。跟其他动物一样，男女结合是天性使然，爱护子女也是出于同样的自然法则。他们并不认为，父母生下儿女，就得对儿女负责。生儿育女被视为不幸的意外，不但对儿女毫无益处，也不是夫妻在两相欢好时想要的结果。根据一系列类似的推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儿女的教育不该由父母负责。
每个城镇都设有公立学校，当孩子长到二十个月，能够接受教育时，除了村民和劳工，所有父母都应该将儿女送进学校。学校分为很多种，适合不同地位、不同性别的学生。经验丰富的教师会根据孩子的阶层、能力和偏好，帮助他为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会先说说男校，再说说女校。
只收贵族子弟的男校不但有严肃博学的教师，下面还有若干助教。孩子们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始终被灌输荣誉、正义、勇敢、谦逊、宽容、虔诚、爱国等原则，除了吃饭睡觉和两小时的锻炼身体，随时都有事情要做。他们四岁前有人帮忙穿衣，但无论地位多高，四岁后都得自己动手。学校里也有女仆，但都是五十来岁，只做最卑贱的活儿。孩子不得跟仆人说话，只许成群结队玩耍，旁边总有教师或助教陪着，免得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早早染上冥顽不灵的恶习。父母一年只许探望两次孩子，每次一小时。他们可以在见面和告别时亲吻孩子，但一直有教师在旁边监视，禁止轻声耳语或亲密举动，也不许带玩具、糖果之类的礼物。
每家每户都得缴纳子女的教育和娱乐费用，否则会有朝廷官吏上门征收。
接收普通绅士、商人、生意人、手艺人子弟的学校管理方式相同。只不过商人子弟年满十一岁就要出去当学徒，贵族子弟则要在学校待到十五岁，相当于我们的二十一岁，不过最后三年管得比较松。
在女校里，出身高贵的女孩受的教育跟男孩差不多。她们有举止端庄的女仆帮忙穿衣，但每次都有教师或助教在场，直到她们年满五岁，能自己穿衣为止。如果女仆被发现给女孩们讲鬼故事或蠢故事，或者玩我们侍女常玩的愚蠢把戏，就会被当众抽三鞭子，囚禁一年，然后流放到国内最偏僻的地方。女孩和男孩一样不愿被看成懦夫和呆子，看不起一切不够整洁、有伤风化的打扮。男女受的教育没什么区别，只是女生做的事对体力没那么大要求。她们会学做家务，研究的范围也稍窄一些。达官贵人都相信，女人不可能青春常驻，而做妻子的应该识大体、讲道理，堪为人生伴侣。在他们那里，女孩年满十二岁就可以结婚了，父母或监护人会对教师千恩万谢，把女儿领回家。女生依依惜别时往往泪眼婆娑。
在低等女校里，女生会学习各种符合自己性别和阶层的活计。要当学徒的女孩七岁就会离校，其余的则会在学校里待到十一岁。
有孩子在上学的穷苦人家，除了每年缴纳低得不能再低的学费，还得从每月赚到的钱里拨出一部分交给学校，作为孩子的财产。也就是说，父母的开销是受法律限制的。他们认为，人们为了一己私欲将孩子带到世上，却把教育孩子的重任交给公众，实在是不公平。名门望族会给每个孩子准备一笔适当的财产，以基金的形式按照公平原则加以管理。
村民和劳工把孩子养在家里，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耕地种田，所以教育不怎么需要公众费心。年老多病的人由医院照顾，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乞讨这种事。
我在利立浦特度过了九个月零十三天，好奇的读者也许想知道具体是怎么生活的，下面就来简单说一说。我天生动手能力强，加上有迫切的需要，就去皇家园林砍了棵最大的树，做成一套舒服的桌椅。国王雇了两百名女裁缝给我做衬衫。她们用能找到的最结实、最粗糙的亚麻布做桌布和床单，但就算把好几层缝在一起，还是比我们最上等的细麻布还轻柔。他们的亚麻布通常一匹有七个半厘米宽，九十厘米长。我躺在地上，等女裁缝过来量尺寸。她们一个站在我脖子边上，一个站在小腿边上，分别扯住两头，让绳子绷直，第三个人拿两厘米半长的小尺子量出绳长。接着，她们又量了我的右手大拇指，其他地方都不用量了。按照数学公式，绕大拇指一圈的长度乘以二就是绕手腕一圈的长度，脖围和腰围也可以同理推算出来。我把一件旧衬衫铺在地上给她们当模板，结果做出的新衬衫非常合身。还有三百名裁缝师傅被雇来给我做外套，但他们量尺寸的方法很不一样。我跪在地上，让他们往脖子上架梯子。一个人爬上来，从领子那里放下重垂线，让它垂到地上，这样就量出了外套的长度。腰围和臂长则是我自己量的。外套是在我住的屋子里缝的，因为裁缝家放不下这么大的衣服。新外套看起来就像英国仕女缝的拼布作品，只不过颜色没有那么五彩斑斓罢了。
有三百位厨师给我做吃的，每餐两道菜。他们和家人一起住在我附近的小茅屋里。我托起二十名侍者放到桌上，剩下一百多人在桌下干活，有些端着肉菜，有些扛着酒桶。侍者们巧妙地用绳子把酒菜吊上桌，就像欧洲人用桶打水一样。他们的一盘肉刚好够我吃一口，一桶酒刚好够喝一口。他们的羊肉没我们的好，但牛肉味道棒极了。我吃过一块超大的西冷牛排，足足咬了三大口，不过这种情况很罕见。我会连骨头带肉一起吞下去，就像在家啃云雀腿一样，把仆人们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烤鹅和烤火鸡我通常是一口一只，味道比我们的好多了。至于其他小型禽类，我一叉子下去就能挑起二三十只。
国王听闻此事，竟提出带王后和小公主、小王子过来“共享用餐之乐”（他的原话如此）。王室成员大驾光临之后，我把他们的小椅子放在桌上，正对着我的餐盘。他们纷纷就座，周围全是侍卫。财政大臣弗利纳普拄着白色手杖站在一边，时不时酸溜溜地瞥我一眼。为了给祖国争光，加上想让王室成员大吃一惊，我没有理会他，反而吃得比平常还要多。我私下里觉得，陛下这次来访正好给了弗利纳普在主子面前陷害我的机会。这位大臣一向暗中跟我作对，表面却装得亲亲热热的，跟他阴郁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禀告陛下，目前财政吃紧，不得不削减支出。当前国库券已贬值近一成，而我一个人就花掉了一百五十多万“斯伯鲁格”（他们最大的金币，跟我们缝在衣服上的小亮片差不多大），建议陛下尽快把我送走。
为了一位贵夫人的名节着想，我在此不得不说上几句。纯粹是因为我，她才蒙受了不白之冤。财政大臣对妻子起了疑心，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因为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他，他夫人对我颇有好感。宫里人议论纷纷，说她秘密造访我的住处。我必须郑重声明，这纯粹是毫无根据的造谣。我们之间只有友谊，并无暧昧。她确实经常来做客，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跟宫里其他的贵妇没什么两样，而且马车里通常还坐着三个人，一般是姐妹、女儿和好友。我身边的仆人也能作证，从来没有神秘人物的马车停在门口。只要仆人通报有客到访，我就会赶到门口迎接，行礼致意，然后小心翼翼地连车带马托起来（如果拉车的是六匹马，车夫通常会卸下四匹，只留两匹），放在桌面上。为了防止出现事故，我在桌边安了一圈十三厘米高的活动围栏。桌上通常同时有四驾马车，里面坐满了人。我坐在椅子上，低下头，脸冲着他们。我跟一驾马车里的人聊天时，其他几驾马车会在桌上兜风。我们在这样的交谈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午后时光。但我敢保证，财政大臣和那两个告密者科鲁斯特尔和德鲁洛（对，我就是要指名道姓，看他们能怎么样）根本拿不出证据，证明有人来偷偷拜访过我。当然，陛下派来的特使里德瑞沙不算，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如果只有我自己的名誉受损，不是事关一位贵夫人的名节，我才懒得啰嗦这么多呢。当时我是“纳达克”，相当于英国的公爵，财政大臣只是“格鲁姆格鲁姆”，相当于侯爵，但我还是对他客客气气，凡事忍让。这些谣言是后来偶然得知的，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由于这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财政大臣一度对夫人态度很差，对我更糟。尽管最后真相大白，他跟夫人重归于好，我却失去了他的信任。由于圣上对他宠幸有加，也对我兴趣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