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 民众的腿短,你这门槛太高。
郎咸平:所以把民众就排挤出去了。这种在西湖边圈地现象,你知道这是犯了众怒吗?这种圈地现象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这些有钱人会遭到大家的嫉恨?请你想一想西湖边是什么样的一块土地?西湖边应该属于全体老百姓的公共产品,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在西湖边逛一逛,进这些老房子里面享受享受古典的气氛。那你发现本来属于老百姓的公共产品,被这些杭州的商人掠夺之后你就进不去了。
周 可: 公共的东西变成了私人的东西。
郎咸平:对,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仇富心理的原因。我不觉得我们老百姓会恨富人,不会的,而是什么——你抢占了公共产品,而且是用你的权力抢占了公共产品,这才激起大家的仇恨。
王牧笛: 对呀,所以说关于胡润的这个排行,首先富豪不喜欢进胡润的排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成了一个诅咒榜了,谁进去,马上税务机关查上来了,甚至黑社会都找上来了。不光富豪不喜欢这个榜,老百姓看着也来气,谁看这个榜都愤怒。
周 可: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仇富心理,我觉得它和很多其他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的万元户已经是巨富了,他们都是由个体户、个体劳动业者转型而来的。他们本来是普通人,之后国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来发展个人财富,邓小平也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早期的这些富豪一点都不招人恨。
郎咸平:大家不讨厌他的。
周 可: 而且大家很羡慕他。但是我们今天这种仇富心理有点分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大家一方面很愤怒,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都想往里面挤。
郎咸平:对。你看当初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因为你给每一个老百姓相同的起点,这个哥们儿特别努力运气又特别好,所以就成了万元户。你不会恨他的,因为给你的机会也是一样的,只是你可能不太努力或者你运气不太好,因此你没有成为万元户。只要是立足点平等大家不会恨你的。举个例子来讲,像我自己,那我自己被誉为弱势群体代言人,可是我并不穷啊。
王牧笛: 教授也越过这个门槛了吧。
郎咸平:对。
王牧笛: 别人不恨你吧。
郎咸平:对,没有人恨我。为什么没有人恨我?你发现我赚钱的模式跟农民工是一样的,他是凭劳力我是凭智力,我们都很辛苦地赚钱,而且我没有侵占到大家的公共产品。你很羡慕郎咸平吗?好啊,你也跟他走一样的路,你也去考试,考上美国最好的大学,那都是凭个人努力上去的,这就是一个起点的公平;然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教书,再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你就会走到我这一步了。那么我和农民工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凭劳力、凭智力赚钱,只是我走到这一步,我变成一个稀缺资源,但是农民工不是,为什么?因为做工跟种地大家都会,因此你不是稀缺资源,你拿的钱就比较少;我是稀缺资源,我拿的钱就比较多。但是我这个资源对你们来讲都是公平的,你也可以做到,我并没有侵占你的,因此你不会骂我,这跟那个万元户是一样的道理。
王牧笛: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恨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像奥运冠军,他拿了几百万的奖金,好像没人说什么。
郎咸平:他是凭自己努力走到这一步,你如果不高兴也可以去努力啊,只是你跑得慢,那就没办法了。
王牧笛: 包括你看袁隆平,还有美国的一些企业家,像比尔·盖茨。
郎咸平:没有人恨他,大家恨华尔街,但不会恨比尔·盖茨。
王牧笛: 之前说这个富人,你的生长机制——造富运动的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你生财无道或者说有一些歪道之外你还炫富,刚才聊了各种各样的炫富,现在任何事情一跟炫富挂上钩,网络就爆炒,而且拍砖拍得很厉害。
郎咸平:其实你想想看为什么改革初期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机会是均等的。
周 可: 我挣多少钱我爱怎么花,这是我的事。
郎咸平:大家会不会恨你?不可能嘛。
王牧笛: 而且那个时候哪有炫富,那个时候连冒富都不太可能——枪打出头鸟,都是掖着藏着谁还敢炫富啊。
郎咸平:到了后来,你发现有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侵占到公共产品了,比如我刚刚讲西湖的例子,你还炫,那当然是老百姓不能容忍的。你想想看什么是公共产品——空气、水、风景名胜、古迹、国有企业、股票市场。
王牧笛: 就是人人都应该机会均等地去占有的这些产品。
郎咸平:对,这些都是公共产品。还有比如说像教育,我透过教育的成功走到了这一步,这没有排他性,你也可以,只要你够聪明、够努力,你透过一样的教育体系也可以变成郎咸平。
周 可: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加分机制。
郎咸平:这个就有问题了。
周 可: 所以说,现在每年高考都会曝出一些加分的问题,像今年就发现有一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更改民族加分、利用各种比赛加分——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分。这种加分机制就使得本来一个很公平的考试机制,迅速变得不公平了。
郎咸平:那么你看教育这种公共产品,你运用你的权力加了分之后,它就具有排他性了,你进了北大清华,别人就进不了了,因此你就会遭大家嫉恨。如果你公平考试,我考不好就认了。
王牧笛: 听您这么一说,公共产品的侵占,就使得你的成功是我不成功的原因,你的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而且幸福感不是相对的吗?它是衡量后才能说幸福或不幸。我看范伟有个经典台词说:什么叫幸福啊?就是咱俩都饿着,只有一个肉包子,你吃了我没吃,你就比我幸福;咱俩都冷着,只有一件棉袄,你穿了我没穿,你就比我幸福。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一比较,你比我富而且你还生财无道,所以说我就恨你,就这么一个道理。
周 可: 而且你想想,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对商人这个形象,或者因商而富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评价都不高。
王牧笛: 对一部分人评价很高啊,你像这个胡雪岩,还拍过电视剧。
郎咸平:这个就是莫名其妙。
王牧笛: 红顶商人嘛。
郎咸平:还叫他“商圣”,他有什么资格当“商圣”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企业家把胡雪岩当成一个表率,当成一个模范。他是什么人呐?
王牧笛: “为官必读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郎咸平:胡雪岩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倒把、贪污腐败分子。
周 可: 利用公共产品挣钱。
郎咸平:对,他就是一个利用公共产品挣钱的人。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你把胡雪岩力捧出来之后,你已经承认了,我们所谓的“商圣”就是利用公共产品来图利自己。他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周 可: 你注意到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讲一个人怎么富的,都要强调他如何地辛苦、如何地卖力。
王牧笛: 当时叫“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周 可: 对,勤劳致富。我们现在谈到富豪时,一般不去谈这个富豪是怎么富的,而是谈这个富豪有了钱他过着多好的日子。也许他赚钱很辛苦,当然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可能很多人赚钱真的不辛苦,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但是由于我们特别强化了他消费的这一面,所以把很多本身可以正确地、平静地看待的事情,弄得没法正确看待了。
郎咸平:所以说通过胡雪岩这种例子,你会让社会形成一种氛围,那就是“原来致富要靠贪污腐败,原来致富要靠投机取巧、投机倒把,原来这才叫‘商圣’”。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这个社会怎么办?而且你看胡雪岩这个例子,已经深刻地描绘出了现在企业家群体的形态,甚至老百姓看这个书都会说:“哦,原来企业家就是这么炼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仇富心理越来越严重。
周 可: 而且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穷人仇富人的问题,其实富人也仇穷人。
郎咸平:他也看不起。
周 可: 他也讨厌穷人、恨穷人。比如说很多时候,就因为穷人的声音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会对富人他的财富增长和他的这种消费造成压力。
王牧笛: 他有一种反向歧视。
周 可: 对,这就激化两方面的矛盾,就是说贫富的一种冲突。其实穷人富人由于他们社会财富的距离拉开之后,他们交集很少,但是在中国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两方面的冲突很激烈。
郎咸平:因为公共产品把他们挂在一起了。
王牧笛: 美国也一样。我看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机构说,跟富人做邻居容易导致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富人,尤其是炫富的这种富人邻居,会对你构成压力,这个压力会导致你身体的免疫机能下降。
周 可: 所以离他远点。其实很多地产大亨也谈到过这种问题,认为就得有富人区。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和谐倒不在于有多少富人有多少穷人,而是在于这个穷人和富人之间,大家在各自的层面上,处在一种相对稳定又可以不断变化的良性关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