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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臣正名
闫肖锋： 郎教授说未富先懒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要给人奋斗的空间和可能，或者是跳板，这个跳板对“农二代”来说太残酷了，太稀缺了。我看到过《中国青年报》前年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农二代”去城里打工的目的跟“农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一代”就是为了挣点钱，回家盖房子，养家糊口。“农二代”打工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能；第二个是长见识，以便以后在城市里能够生存。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农二代”他的生活的理想，已经跟城里人的“富二代”或者“城二代”完全一样了。因为他看的电视连续剧，看的鼓动人消费的广告，看的好莱坞大片，玩的游戏，都已经完全跟城里人一样了。
王牧笛： 而且这些“农二代”跟“农一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觉得在农村没有出路了。
闫肖锋： 所以你要不给他一个变成城里人，或者是变成一个体面的现代人的可能的话，那么他们要不然就心灰意冷，要不然就会出现极端行为——去抢、去偷。
王牧笛： 1991年深圳有一场工厂大火，当时死了68个打工妹，有一个湖北籍的女工劫后余生，最后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这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还是渴望做人。她把城市当作一个做人的空间，农村在她看来不是希望的田野。进城后尽管说乡间的篱笆变成了城市的保险门，乡里那些宽厚的长者换成了城市里这些凶巴巴的警察、城管，但是他们还觉得城市里给了他们一个做人的空间。这个很奇怪，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可以给他们发个大的奖状对吧，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城市对于农民工是经济性地接纳，社会性地排斥。
郎咸平：对于未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我们自己想想看，农民工现在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机会？
闫肖锋： 以前有过乡镇企业。
郎咸平：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些农民集资，比如说我有100块资本，你们只有5块钱的话，我就可以做企业。就凭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够做出乡镇企业，但这种以小资本积累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管理也不行，创新也不行，产品设计……什么都不行，所以经济一发展它一定被淘汰。现在，这些已经跟“富二代”观念都一样的小孩子进城打工，而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他们一辈子做工人，而且还是城市里面比较层次低的工人。那我问你，当他们对于前途绝望的时候会干什么？
王牧笛： 所以现在有媒体说“农二代”概念的提出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试探，是最后一次在试探，就是问你这个主流社会真的打算让我们“贫一代”、“贫二代”、“农一代”、“农二代”，这么贫下去吗？
郎咸平：如果是呢，如果没有给他们机会呢？那我问你他们的机会在哪里？
王牧笛： 我们盘点一下农民的几条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像他们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农二代”是没兴趣的，而且现在中国的人均耕地可能就相当于美国人家后院那么大小。还有一个进城里打零工，二三十年，心酸屈辱，羊肠小路。第三条路——乡镇企业，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在说，乡镇企业占了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郎咸平：那是以前。
闫肖锋： 三分天下有其一。
王牧笛： 你看各个省市的第一村、第一乡，都是乡镇企业办得比较好的，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都办得比较好。到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
郎咸平：这种刚刚开始的原始积累，它是靠资本，就是因为他们资本比附近的农民都要多，所以他就有优势。比如说他开个杂货店，他资本多，他进货就比较便宜，他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不再有优势了，那他下一步是什么？
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是单打独斗的，他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的结果必定是弱势群体。而3、4亿人进入城市当弱势群体，那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之后，而他们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有成就，那社会矛盾就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3、4亿人你不给他希望的结果，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而且我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城市给他们什么机会了。当然不是说城市故意不给他，而是这些年来，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加上金融海啸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城市里面想接纳这批人的企业主也是面临相当大的困境，他自己都面临困境了，如何照顾这些农民工。所以今天制造业危机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的冲击使得农民工现在进入城市，已经不是说有没有辉煌前途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找一个稳定的职业。
王牧笛： 而且现在看起来城市似乎也没有为农民工准备一个融入计划。
闫肖锋： 刚才说到乡镇企业，我再补充一句，乡镇企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它的政策就是离土不离乡，它能够很低成本地发展，当然这种低成本也包含了对环境的污染。
郎咸平：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农民剥削等等问题。它在这个基础之上用资本积累起来的乡镇企业，这是不可能长久的。
闫肖锋： 但是现在产能过剩这个大背景下，拾遗补缺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本来应该城市里的这些企业，包括这些国营的也好，或者高科技的也好，应该把“龙头”舞起来，然后把“龙尾”这部分带起来。现在是“龙头”没有舞起来，跟农民去争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制造业，那乡镇企业肯定就没有出路了。
郎咸平：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的水平，它的管理机能会稍好，资本规模更大，因此淘汰了乡镇企业。你把农民工又一个机会也给抹杀掉了，然后你自己还是产能过剩，所以你让农民工更没有希望。所以“农二代”的问题是非常复杂，如何能够从根源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认为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不是去再建高速公路，而是把这么多钱拿来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解决产能过剩，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农民工问题自然解决。
王牧笛： 其实我们探讨农民工和“农二代”的问题是在一个框架之下，这个框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二元对立，就是城市跟农村的二元对立。在这个框架之下，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工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反过来这些已经建好的、繁荣的城市，却亏待了这些农民工。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叫《充满活力的年轻引擎》，指出这些农民工推动了中国史诗般的繁荣。
闫肖锋： 说得好。其实中国现在说现代化、高科技、信息化、国际化，归根结底你都绕不过中国农民问题，你说得再漂亮，这个根基你不解决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杂志社去年做了一个专题叫《都是农民》，实际上说的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建国之初，中国城镇化的比例是10%，10个里面9个都是农民，最高的北京也就是才14%，那现在的北京人是哪里来的？
王牧笛： 往上数三代我们都是农民。
闫肖锋： 所以你不能说先进城的这批人占好了位置，后来的人就不让进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能在这里停留，停留的话，当成小贩、当成盲流把你赶走，这个是最大的一种亏待。去年不是改革开放30年吗，大家盘点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个人物、30件大事，但是我们觉得大家都谈漏了一个群体，所以我们《新周刊》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就给农民工颁了一个奖状。他们应该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者，我们把这个遗漏了，这是要补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