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纨绔子弟不该是焦点
闫肖锋： 人实际上就追求这三样东西：一个财富，一个权力，再加一个声望。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家或者是个体户，他的声望是跟他的财富正好倒置的，他的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里面是比较高的，但是他的社会声望是非常低的。我发现现在这个趋向一致了，他不但是有社会声望，有话语权，而且很多媒体愿意让这些“富一代”和“富二代”出来说话，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王牧笛： 而且你看在大众和媒体眼中“富二代”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优秀的负面新闻提供商，他们提供的负面新闻是质好量多啊。
闫肖锋： 他们是替他们的父辈挡了箭，我觉得“富二代”现在变成了仇富情绪的一个替代品，一个牺牲品。他们自己实际上并不想承担这个角色。
王牧笛：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欧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而中国到了第二代就出一个败家子。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郎咸平：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第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的问题上了，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种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很多很多，上百年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还只是停留在表面阶段——“富二代”多坏多坏，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
闫肖锋： “富一代”就是原罪、原罪、原罪。
郎咸平：“富二代”就是撞人、撞人、撞人。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于未来的财富和权力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我们事先要想办法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财富与权力结合的问题，在欧洲19世纪就出现过。当时工业非常发达，所以孕育出一大批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透过选举，把自己的亲信送入议会，开始掌控权力。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拟定出非常奇怪的法案，包括《最高工资法》，给劳工的薪水不能超过多少钱，我们现在都是《最低工资法》，你看他这种事都干。甚至控制了大英帝国四处征战，将自己的老百姓送上战场，到最后获得的利益基本上归了这些资本家。这就是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恐怖之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867年《资本论》发表之后，震撼了全世界，所以英国跟美国这些国家就开始思考了，如果这种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下一步说不定就是像马克思所讲的结局。到了1875～1890年，美国跟英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比如说1890年美国推出了《反垄断法》，他们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就是节制资本家，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藏富于民。1875年英国还通过《衡平法》让司法权回到老百姓手中。
王牧笛： 就是英美法系的那个陪审团制度。
郎咸平：对，英国跟美国就是用社会大众判案，谁定罪呢？不是法官定罪，法官就坐在旁边指挥指挥，保证一下这个程序没出错，他干这个事的，真正判案的是谁？是社会大众，陪审团找的人都是社会大众。到最后司法权力也回到社会大众，保证公平，也就是说社会大众的意见成为社会的主导。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民为本”。我并不是想呼吁我们也搞陪审团制度，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想告诉各位，陪审团也好，大众持股公司也好，它们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解决权力和财富挂钩所造成的弊端。
我相信江苏省他们也是担忧他们的民营企业出了问题之后，老百姓不能变得更富裕。所以大家这个担忧是有的，只是说非常凌乱，大家不晓得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主轴。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各位，权力是存在的，这不可怕，财富也是存在的，这也不可怕，我们也不用担心“富二代”他为非作歹，我们自有法律会对付他。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化解老百姓对它的担忧。我觉得我们目前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加在一起走向藏富于民跟以民为本，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牧笛： 这个问题欧美用了几个世纪来解决，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太短了，你像第一批的民营企业家，最远也就追溯到1978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首先没有经历过一个由富到贵的积淀，另外一个再加上“富一代”的这种合法性还在被质疑，刚才说到原罪，包括咱们之前聊到有钱人对公共产品的掠夺。
郎咸平：而且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和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那么这种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也就是我们这里一再谈到的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王牧笛： 所以说当你“富一代”的合法性没有被社会民意完全认可，“富二代”你们又飙车又炫富，那怎么能不妖魔化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