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自私”

郎咸平： 你刚刚讲的这个清教徒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个英文叫做WASP，翻译成中文就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后裔，就是17世纪坐“五月花”到美国去的那些清教徒。这些清教徒干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事。这些清教徒的后裔都以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当年坐“五月花”来到美国的那些人为荣。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美国没有任何的社会救助，也不能抽税，因为它还没有宪法，所以美国人的社区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帮助。这种所谓的社区文化，就是会赚钱的人拿自己的钱来帮助自己的朋友。

王牧笛： 只能是爱邻如己。

李银： 我觉得这也是有历史因素的。你看日本，日本人如果有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找公司，因为它有公司文化、社团文化。美国人有事情会找国家。但中国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会找家庭，这种小单位的意识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有关系的。

郎咸平： 对，没错，这就是因为文化跟历史的传统不同。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最早的慈善家，也是有名的宪法起草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通过大量捐款来改善自己的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为社区做义工、提供服务。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被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57%的老百姓做过义工，每周4个小时的义务劳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跟他们每年的捐款是一样多的，这多可怕。

李银： 这是慈善的一种。

郎咸平： 对，这就是整个美国文化的传承。

王牧笛： 而且这种传统之下，他们对财富的理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企业家特别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家，他们认为他们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上帝才是拥有者，他们只是代上帝来管这些财富，一旦他们管不了或者说退休了之后，就会把这些财富拿出来，让更加有能力的人来管它。

郎咸平： 巴菲特如果到中国来的话，他会发现他跟我们中国人是无法沟通的。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中国自古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们跟欧洲，还有美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自然灾难是很少的。透过这个，你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因此他必须积累大量的财富。

李银： 不单是老百姓。

郎咸平： 企业家也有不安全感，他有原罪的问题，还有外在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比较自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旦碰到灾难，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一起跑，一个村一起跑，肯定是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跑，所以说家族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家族在困难的时候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他的钱财是要留给家人的，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家人，这完全可以理解。

王牧笛：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传承下去。

郎咸平： 对。因为在碰到灾难的时候，家族几乎负担着我们整个社会所有的功能。比如说你失业了，那谁养你呢？当然是你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家族在养你。因此这种对家族的回馈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对家族回馈，使家族壮大起来，家族里的每一个人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用美国的故事来评判自己，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中国这种以小农经济、以家庭为主的系统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贡献。家庭这种互相帮助的做法解决了多少关于失业的困难啊，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家庭能这样帮助你吗？我告诉你，在美国如果你这个人失业了，你就要靠国家来救助你。

李银： 救助金。

郎咸平： 在中国是父母来救助你，兄弟姐妹救助你，这一点美国人就做不到了。

李银： 就是减轻国家负担吧。

郎咸平： 对，减轻国家负担。我们虽然不捐钱，但是到最后你发现这个系统还挺好，帮国家省了不少钱，对不对？

王牧笛： 因为家本身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可以分担很多结构性的压力。所以为什么说这次巴菲特来华，他们的慈善观到我们这里会水土不服呢，就是因为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对慈善、财富的理解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看美国这些知名的企业家在谈到自己的财富密码或者创业史的时候，都忘不了他们那个新教的因素。比如说咱们以前聊过那个 J.P. 摩根，他总结了自己的财富密码，他说他的成功得益于从小妈妈告诉他的三句话：第一句，凡事感恩；第二句，有了钱捐出去；第三句是每周日早点去教会，坐第一排。你看，他们的财富密码都跟宗教相关。但是我们还发现，美国这种全民践行的慈善观，除了有宗教因素，或者刚才教授讲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整个制度环境，比如说他们的遗产税居高不下，而如果他们捐献给了这种公益事业，捐献的那一部分可以抵税，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李银： 这是一个诱因。

郎咸平：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捐了钱之后，比如说捐给这个基金会做这件事，我可以清楚地、透明地知道这个钱就会做这件事。

李银： 对，它做成什么样儿都会公布出来。

郎咸平： 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它做的事会比你自己做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因此你愿意透过它做你想做的事。

李银： 这是因为西方有基金托管这种模式，它其实是企业化运作，有专业的人去运营这个团队。但反过来说，如果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能把这种管理模式带到中国来，这对我们倒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郎咸平： 可是管理模式不是说你个人管理，而是一个国家首先要有良好的监管制度，之后呢，你可以在基金管理方面找到一个具有信托责任的基金管理人。

李银： 有人跟我们建议，说让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过来，先去寺庙找一个大师，让他出头来募捐，效果绝对会好一点。

郎咸平： 我们这个寺庙会更有意思，如果看到巴菲特的话，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问，我们如何上市？我们少林寺前阵子不是在忙着上市吗？我实在搞不明白，你说你少林寺拿了这么多的钱，你有没有像巴菲特一样成立某某基金会，公正、透明地让你的信徒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吗？更可怕的是什么？我发现你除了到处演练你的武术之外，就是把少林寺当成一个敛财的工具。在干嘛呢？上市！少林寺都能上市？滑天下之大稽了！你看美国的教会会不会上市？怎么可能呢？

王牧笛： 有媒体评论说，你这到底是“拈花微笑”还是“末日法门”？

郎咸平： 就是。

王牧笛： 而你看现在这帮企业家，就是这40个亿万富翁，他们在做的一件事，媒体叫它“日落条款”。什么是“日落条款”？就是必须给定一个最后的期限，就是你每个富豪要说我在什么期限之前把我这个身家，是一半地捐还是 90% 地捐，你要给出一个比例。这就有一个很强的执行力。

李银： 我个人会觉得它不太像慈善了，因为慈善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是自愿捐赠的。如果用条文规定或者是强制他执行的话，味道就有点变了。

郎咸平： 比如说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你看看，有钱人也好，公司也好，影视明星也好，我们的网友逼着他们捐钱，他们捐了多少钱都要披露出来。当然很多人是假捐，还闹了一大堆事件，比如章子怡事件。

王牧笛： 章子怡事件之后，很多明星噤若寒蝉，特别害怕，捐完钱以后马上要把收据晒到网上，唯恐网友说他是诈捐。

李银： 这是慈善吗？这是一个个人形象的营销。

郎咸平： 这是一个社会给的压力，逼得你不得不捐钱。

王牧笛： 如果所有人的捐款行为都成了“被捐”，这就成了一场秀，想想看，这个秀太可怕了。

郎咸平： 我们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以家族为主的国家，中国人要保护家族，他要把这个钱留给自己的子女，这个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正常的。

李银： 可以理解。

郎咸平： 你要让小农经济的人拿出钱去帮助别人，我相信他会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乔家大院》的时候，我发现一碰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乔家就施粥，对不对？我相信碰到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会这么做的，比如说汶川地震，我们老百姓不是表现得很好吗？ L0gBKCnyc6JuX6lcyZmBEkXVSbvMCx1h5NaO60spZJfFKhd7Wpm7JwLQCJP6+t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