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金融危机余波尚存，中国居民的“钱袋子”问题依然引人关注。2010年1月12日，国际投行瑞信发布的“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称，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自2004年以来，至少增长了50%。此报告一出，立刻引发部分市民的强烈质疑，大呼家庭收入“被增长”。一份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披露，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职工工资报酬所占GDP比重降低了12%。从大多数市民的实际感受，以及相关机构的调查来看，近年来，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相对缓慢，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忧。

一、最长的工作时间VS最低的工资收入

现在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中国居然成为了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另外一个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民工荒”又出现了。你能搞得清楚吗？一个奢侈品的消费大国，2009年它的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只有29%，按照这个数据看的话，中国其实是个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

为什么消费力严重不足呢？因为中国人太贫穷。我举个例子，把各个国家的薪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然后来作个比较（见图1-1）。这个比例欧美最高，平均是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很可惜我们没有详细的非洲数据，应该是20%以下，但是我没把握。那么你认为中国会和谁比较接近？欧美？南美？东南亚？中东？还是非洲？根据我在讲课的时候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听众都认为我们的比例应该和非洲差不多。

笑死我了！如果读者也认为我们这个比例和非洲一样的话，那只能说你有点乐观了。读者猜一下我们的比例是多少？我告诉你，只有8%，是全世界最低的！但以前我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这个比例甚至还高达18%，但是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就跌到了12%，到2009年却只剩8%了。

那么人均工资呢（见图1-2）？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金。我们比泰国还差，泰国还接近2美金呢，我们才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

虽然我们的工资水平不行，在全世界垫底，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的，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见图1-3），我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竟然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跟我们比差远了，它们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日本稍高是1758小时，巴西、阿根廷仅次于我们，分别是1841小时和1903小时。你看我们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多么勤劳的民族，多么可怜的民族！

二、“被增长”的财富速度：跑不过的CPI，也跑不过GDP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GDP在大幅上升，但是居民储蓄的上升却非常缓慢。如果储蓄是一个财富衡量指标的话，那我们这几年的GDP尽管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但却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财富的增长速度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读者可以问问自己，我对我的收入满意吗？我的收入能够应付我的生活支出吗？大家基本上都会说，收入总是跟不上支出的步伐，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我们的收入既跑不过GDP（见图1-4），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收入竟然也跑不过CPI。在相同的起跑线之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了。

茅于轼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这是什么原因？包括咱们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首长去非洲考察工作，给非洲的几个国家题词，按照咱们的惯例，领导们题词都会说：“勤劳、勇敢的中非人民友谊长青，友谊万岁！”看到这个，非洲领导人就不干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勤劳，我们非洲人不勤劳，我们只勇敢。看到没有？非洲人民可不认为你说他们勤劳，是在称赞他们的。

想想看，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又出现“民工荒”，99%的企业缺工人。后来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因为订单增多了，而是因为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近10年，东莞的工资基本上都是770～900元月薪，包吃住，1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但是这10年来的通货膨胀却在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的农民工越来越穷，我们也就成了全世界收入最低而工作时间最长的民族了。

我们的“农一代”是非常勤劳的，为了770～900块的薪水，他们愿意出来打工，因为在他们的家乡有着嗷嗷待哺的妻儿们，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可我们的“农二代”可不是这样的，他们可不想为这点小钱打工。而且“农一代”还都不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出来打工，太苦太累不说，也挣不了什么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毒瘤，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国家薪资上不去的话，储蓄也就上不去，那我们怎么增加消费呢？我们国家目前所推动的任何鼓励消费政策都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太贫穷了。对于政府来说，必须要先使老百姓富裕，才能够推得动消费。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有这种钱包的危机感，总觉得自己的支出永远要比收入多。在钱包危机感之下，中国“80后”现在面临着这个工资低、物价高的现状，就调侃自己说：“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我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是个非常幽默的民族，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这样自我解嘲，实在让人感到心疼。

三、是谁让我们如此辛苦

投行瑞信做了个报告说，2004年之后，中国家庭收入增长50%。这些外资投行，就喜欢胡说八道。你要晓得国外的投行，它写研究报告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想拉抬股价，或者要在中国干什么，怎么样写对它们有利，它们就怎么写，根本不讲事实的。这种现象在中国香港特别明显，这些投行想拉抬股价，就会说哪家公司怎么怎么好，然后大家就都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股价自然就上去了，然后投行再把股价打压下去，它们就能大赚一笔了。它们干的就是这种事，所以，它们写的，我们都不要相信。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过得很辛苦，那我们的企业家呢？我们的企业家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很多企业家都说，他们是在替劳工们打工，搞得每天晚上12点才能睡觉。我们工人不辛苦吗？工人也很辛苦，在这么差的环境下工作，还拿这么低的工资。因此企业家也好，工人也好，大家都很辛苦。但这个辛苦换来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拿到了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按照我的分析，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重大的原因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你听我说的似乎很像列宁讲的话，那是因为列宁讲的话是对的。我最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列宁的理论，而且还把部分研究心得放进了我的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里。请读者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工人拿的钱这么少？我想再请问我们的企业家，你以为你在替谁打工？你以为你现在赚的钱很多，是不是？你错了，其实你应该多赚10倍的钱才对，而不是只赚现在这么点小银子。为什么？

我们的学者经常讲，我们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所以毛利率低，而解决毛利率低的现状是要转型成高科技企业，例如芯片，它的毛利率就高达40%。我们这些学者总是瞎掰。我个人从来不反对高科技，但是请各位想一想，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毛利率为什么低？真的是因为它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吗？我只能告诉你四个字——胡说八道。就以东莞的玩具为例吧，我们中国的玩具业毛利率接近零，但是再看看美国的玩具公司，例如美泰，它的毛利率是多少？在2007年它们的毛利率超过了40%，和芯片是一样的。美泰不做制造的，它掌控了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的产业链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因此美泰就掌控了销售的定价权，玩具卖多少钱，它说了算。它给我们每一个玩具1毛钱的利润。如果你的工厂只能赚1毛钱，那你能给我们工人多少薪水呢？肯定很低。具体点讲，每制造一个玩具，我们只能赚1毛钱利润，而美泰可以赚3.6美金。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工人一年可以赚4万美金，而我们的工人一年就只有2000美金，这就是差别。

我再请读者思考一下我们工厂的生产成本，还是以玩具工厂为例，你要不要购买塑胶粒呢？当然要。塑胶粒是什么东西？化工产品。而全世界化工产品的价格又是谁控制的？华尔街。因此在你购买原材料的时候会发现，你又没有定价权，价格又被掌控在别人手里。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而言，我们刚好卡在中间——购买原材料的价格是华尔街控制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又被美泰这样的公司控制着。我给美泰取了个名字，叫做“产业资本”，我给华尔街也取了个名字，叫做“金融资本”。我们的制造业真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金融资本好比是狼，产业资本好比是虎，具体点说，就是购买原材料时，是金融资本在控制着我们的价格；我们销售时，是产业资本控制着我们的价格，我们就这样被夹在了中间，它们一起把我们剥削得干干净净。

其实话又说回来，它们为什么把制造放在中国？因为制造有个特性——“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它们才不愿意要这种烂东西。所以，它们就把除制造外其他产业链的环节全部控制在手上。所以我很怀疑30年前，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欧美各国就已经定好了一个战略，那就是透过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控制原材料和销售的定价权，然后把制造放在中国，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工。到最后再透过这两端，把我们吸得干干净净。因此中国越改革，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制造，欧美就越富裕。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和其他国家相比，比如印度，我们同样是被剥削的人民，可我们怎么比他们还差呢？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业政策搞偏了。我们把社会大量资源拿去修桥铺路了，所以我们的GDP才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代表我们的经济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长，真正拉动GDP的是钢筋水泥。比如说在2008年，消费就只占35%，2009年变成了29%；钢筋水泥2008年是57%，2009年倒变成了67%。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说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能够用来消费的资源都被我们拿来搞钢筋水泥了。我就以华东某省为例，政府规定让农民把宅基地拆掉，然后到政府规划的土地上盖房子，一栋房子大概需要10万块，农民就把仅有的10万块储蓄拿去盖房子了。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你消耗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钢筋水泥，你增加了GDP，那我问你，我们的农民接下来几年怎么办？要知道，农民这10万块的储蓄本来可以拿去做生意赚点钱的，本来可以消费，拉动其他生产的，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生产性资源，可以替老百姓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很不幸，这些宝贵的生产资源都被我们拿来做钢筋水泥了，钢筋水泥越多，老百姓就越穷。

四、我们能给贫穷者什么希望

我们前面几个话题说的，已经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感受了，再看看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你就会感觉更可怜。我们看看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贵州农民家庭的生活账单，账单上有一句话：“既然有盐，还要酱油干啥？”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到底有多难吗？此外，包括社科院和很多其他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也让我们非常担忧。它们说，一方面是我们80%以上家庭的收入没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当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入低迷，且贫富分化严重，我很担心这些穷苦的人民会失去向上进取的希望，或者说他们开始绝望了。柏拉图曾经探讨理想国的社会等级分流，柏拉图有个金银铜论，说城邦的管理者、守卫者、手工业者就好比是金、银、铜，这三者是不可流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贤孔圣人尽管也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阶层，但他还说了一个尊贤的理念，这个理念是说要让那些贤达、有才能的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跃升到社会的上流等级。但这个理念在现在好像很难推动了，因为我们人为地设立了很多瓶颈、很多障碍。举例说吧，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在慢慢加速，还会延续很多年，原因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流进城市的话，他们该怎么生存呢？说个现实的例子，一个打工者的月收入一般是1000块钱，租房子需要200多，一些物业管理费包括有线电视费、水电费什么的大概要300多，吃饭一个月可能要200多，那还剩得下什么吗？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我请问你，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给这些人工作，然后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拉动消费。可问题是，我们的工资这么低，他们怎么生活呢？

延伸阅读

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我们先看一个惯常的错误理解：租金管制可以预防通货膨胀。这一观点可以这么解释：因为租金进入并深深影响着生活费用，租金的增长将迅速导致工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工资，因此将使当前的生产成本增加，商品现行价格增长。

通常，经济学意义上任何商品的短缺都将引起其价格的上涨。这就迫使公众节省对这一商品的使用，同时使私有企业增加其供给变得有利可图。假如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后果是使穷人遭受到困难，那么缓解这一困难的一个简洁而又更加公平的方式，就是依赖一般财政收入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而租金管制这一替代政策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房东作为一个阶层，而不是社会整体，却要去对社会上很大比例的房客进行补贴。另外，当租金被广泛认为会有一个急剧的上涨时，租金管制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劳动力的变动，这将阻碍私人企业在工人阶级住房方面的投资，也会使现存受管制房屋的存量急剧下降。

我们没有讨论对穷人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可行性。我的观点是这种直接补贴的方法所产生的成本将远远少于我们所熟知的租金管制体系产生的费用，更为确定的是，它将受到较少的社会抵触，也无需建立处于租金限制法之下僵硬的法律机器。

作为政治问题，大家很可能认为租金限制法律相对来说更容易制定，也更具有吸引力，能够普遍地被大部分选民当作帮助穷人的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当经济学家或者任何科学家根据“政策可行性”去推进或者证明这一政策合理性的时候，结果将是令人郁闷的。学者的工作是为公众指出并尽可能清楚的预见可以被选择的替代性政策的主要影响。如果这一工作被公正的做出来，那么将有效地把更受欢迎的经济结果告知相关公众，而假如有更加温和的措施被提出来用于处理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种方法的使用将增加更为明智的替代性经济政策最终流行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英］E.J. 米香（E.J. Mishan）的《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aWG+s7PUf9XM+a5U9fnIcnbQBKIgOdxzYfHY3Uwip6+EMjRZTSgqAlkX9giTu8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