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我自己

观众：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

郎咸平：我的父亲和母亲曾在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读书，父亲读的是经济系，母亲读的是化工系。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我的父亲随即加入国民党刘安祺将军率领的26军，他一参军即被授予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26军从青岛撤退，大概有二三十万山东人撤退到台湾，所以在那里山东人特别多。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那时，母亲还怀着我的哥哥，父亲花了两块大洋给母亲在船上买了一个床位，供她睡觉。在台湾的基隆，他们下了船，因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亲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他身无分文，就到部队里去报到了。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台湾，始终没有脱离部队。

观众：郎教授，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郎咸平：我的母亲到台湾后，一直在学校里教书。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后全家又搬到桃园，她在桃园生下了我，那时是1956年。母亲怀我的时候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孩子养不大，12岁必死，没有可能闯过这一关。”母亲不信这些，坚持不堕胎，最后生下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们的身体都好，就我的身体不好，我那时几乎天天生病。小时候，我最容易扁桃体发炎，父母大概要一个星期带我去3次医院打抗生素、吃药，因此养大我很费力。我小时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岁，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岁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大概能赚3 000台币，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亲赚的钱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父亲到了台湾以后，就进入了蒋经国创办的政治作战学校（即政工干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随后在部队里一直当政工（辅导员）。在台湾，政工比指挥官低一级。父亲在空军里一直处于政工的位置，他随着部队到处驻防。1958年，父亲跟随部队调到马祖，那时我才2岁。根据父亲的说法，国民党当时得到情报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马祖而不是金门。蒋介石紧张坏了，不断地去马祖召集军官训话。当时，父亲是防空炮兵团的中校政战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蒋介石到了他们部队告诉这些军官说“共匪”要打过来了，这是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他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仗没开打，解放军就转攻金门去了。

因为母亲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里教化学。台湾地区初中、高中、大学升学都要考化学，所以对升学补习班的师资需求极为强烈，而且好老师也不多。母亲在台湾地区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整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讲课。她一个星期最多教过76小时的课，为了养家，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亲是当兵的，所以钱赚得很少。父亲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母亲也很辛苦，于是希望退下来，去高中当军训教官，因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稳定，赚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但当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样不好，一个男人做教官没有升迁的机会，她还是鼓励父亲留在部队。不过还好，父亲在部队很受长官的赏识，所以前期一直很顺利，他在42岁时，就已升至空军少将了，当时在台湾地区算是相当的快了。他那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领导，这就为日后的提前退休种下了主因。我还记得我在上初中时，父亲很骄傲地跟我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从来没带着你们的母亲到别人家去磕过头、送过礼……”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很伟大，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加重了别人对他的敌视。

父亲升到少将以后，就接任空军防空炮兵政委职务，然后又调去空军供应司令部担任政委，最后又调到“空军总部”当第二政委，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0年，这也算是做到头了。因为空军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飞行员干的，这是台湾地区空军的传统。一般搞政工的，出来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由于后期不受空军第一政委的赏识，因此，父亲在52岁时就退休了。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因此，退下来后做起了生意，但也没赚到什么钱。母亲并不支持父亲做生意，但没办法，这么年轻的男人，才52岁就待在家里做什么呢？而且，父亲做国民党的将官时，都是前呼后拥的。我还记得父亲做到少将以后，冰箱里、客厅的橱柜里到处都堆满了他喜欢的XO洋酒、555香烟、黄鱼、鲥鱼等等，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这和大陆的情况似乎有点儿相似。我还记得父亲喜欢吃鲥鱼，他的一些部下还派人到渔船上替他找鲥鱼，这也可以说是比较腐败的。但在52岁时，他突然退下来，就再也没人理会他了，父亲的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亲长时间待在部队里，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母亲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里教书，没有时间陪我。那时，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读大学，他们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来也是晚上十一二点钟，那时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学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也都只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始终不明白当初为何不出去和别人玩耍，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跟姐姐相处得糟透了，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姐姐只要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她喜欢看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关系不错，他经常帮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来。哥哥说我这个人小时候古怪，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母亲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她哭过。父亲说母亲的头发特别硬，头发硬的人性格坚强。父亲还说母亲的眼泪是金豆，从来没在他的面前掉过。母亲比较节俭，我们家的剩菜、剩饭她都会吃下去。母亲炒菜的技术很差，父亲对此埋怨了一辈子。而且母亲也不是一个细心体贴、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亲大3岁，也比父亲高，而且母亲学问又高，又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事业型女强人。坏脾气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母亲对父亲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儿子就从来不明白爷爷有何魅力能这么吸引奶奶。1999年，我的儿子看到我父亲20多岁时的照片，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帅呀！”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奶奶那么爱爷爷了。算命的曾对我说，我母亲跟父亲是上辈子的孽缘，上辈子她欠父亲的，所以这辈子得还。有时候，他们吵架时，父亲还会很气愤地说：“上辈子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了好不好。”

观众：郎教授，你当初在学校一定是个优等生吧，能否回忆一下你的中小学求学时代？

郎咸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差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做特别的辅导。记得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让我做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念初中。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得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有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

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的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学习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观众：郎教授，你当时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郎咸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候，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根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向我借过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观众：郎教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郎咸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模拟考试时，在1 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没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模拟考试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模拟考试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考试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了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 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得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观众：郎教授，你内心有没有反抗过以前所受的待遇？

郎咸平：我当时感到很无奈，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成绩其实也不算太差，在30～40名之间，属于中下等。我们班上还有很多40名以后的同学，但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去“放牛班”。于是，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去“放牛班”，而他们不用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没有补习，而那些40名以后的同学大部分都去老师家补习了。那时，我非常难过，因为整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无能为力的，更谈不上反抗了，差学生还有什么资格反抗呢？

观众：郎教授，谈谈你高中以后的经历好吗？

郎咸平：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到成功中学。由于我母亲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我可以到“建国”中学借读，于是，我便从第三志愿跳到了第一志愿。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杨义贤老师让我上讲台去平衡化学方程式，我做不出来，杨义贤老师说：“你看你这个不肖之子，你母亲是教化学的，你都不会。”

台湾地区的高中到高二分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就是学习理工医农，社会组就是学习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学社会组。当时，我高一的英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到了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当时26个班，有2个班属于社会组，那里基本上是接收了高一被淘汰下来的所有残兵败将。到了高三分得更细——甲（理工）、乙（文）、丙（医农）、丁（法商）四组，我念的是丁组。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样，没有初中以前的那种压抑与不顺。虽然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但还是进了类似“放牛班”的社会组。社会组的同学有相当比例的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但基于初中时的经验，我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时不用功念书，主要是心有旁骛。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的。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的嫡传弟子，也是个老拳师，功夫极高。我虽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当时我很厉害，班上包括混混，没有几个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时，我简直得意极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的闹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一下子冲出来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血战一场。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周围有上百人围观，我感到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们班上的混混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地叫我“西门町之虎”。

当时，我们社会组大部分同学的水平还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会组还是最后几名，怎么念就是不开窍。到了高三，我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还是一直没什么开窍的感觉。最后，很勉强地挂了车尾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一个相当差的学校。

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高二时学习的一篇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前一晚写的《与妻书》，这篇文章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时，是不是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魄力，我记得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曾说过类似的话，说他准备给自己预备一口棺材云云。在中国搞监管和法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和决心，就绝对难以做出这样的牺牲。就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张庭宾和柳剑能曾问我最佩服哪一个历史人物时，我回答：“我最佩服林觉民。”他们听了很震惊，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他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我当时看那篇文章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和理想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妻弃子呢？他死了，他的太太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但是，他非常地执著，他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当时，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太感动，由于自己的水平不高反而觉得他很傻。但这个“傻人”在我的脑子里面活了将近30年，每当想起中国的监管与法治时，我一定会想起林觉民。没有这种烈士，就无法推动改革的行进。我也坚信，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永远的和平和永久的繁荣富强，法治是不可少的，但推动法治的力量却在于林觉民式的牺牲。林觉民在牺牲前，仍然念念不忘他的遗腹子，如果将来生的是男孩，他希望这个男孩能做学者。我替他感谢老天爷对他的厚爱，老天爷终于成全了他最后的这个愿望——他的遗腹子林瑕蕃担任了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这和我大一时的境遇有关。我们经济系有一门课程叫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门课程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个学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我就想走快捷途径，作弊抄邻桌同学的试卷，结果运气不好，被教该课程的王文清老师抓到了，最后得了个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来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两三点，我当时就有那么一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很多解不开的题在解开时会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我的平均成绩竟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接下来的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从此以后，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学生，而我自己当然也不客气地以大牌学生自居。从那时起，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尤其是历史、政治、军事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由于自己是大牌学生，因此和老师的关系也处得相当好，因为老师都比较喜欢好学生。到了大二时，石齐平老师和我聊天（他目前担任凤凰卫视财经节目的评论员），他指出中国人念主流经济学很困难，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外国人的对手，只有念两种经济学学科，才可以有机会和外国人对抗，第一是中国经济史，第二是数理经济学。我的另外一位老师罗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经济学领域跟外国人对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写的，中国人只是点缀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生教科书中，绝对看不到引用中国人写的学术文章。

当时，听了石老师的话以后，我也就不敢痴心妄想地学习主流经济学了，我想钻研数理经济学，因此我在大学时，辅修了很多数学课。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数学水平不是太高，主要也是东海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另外，我对念中国经济史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念中国经济史就得先念日文，因为日本学者收集中国经济史的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完整。但在大学时期，学校根本没有开设日文课程，因此这又形成了一个阻碍。我的数学未达理想水平，日文也没有机会好好学，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了，罗台雄老师的悲观看法似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经济系的系主任是马凯教授，他大概是台湾地区极少数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怀疑我未来的学术成就。

在大学时，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曾经几次写信给一些很有名的经济学大师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尔我也会接获回信。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当大师以后，学生给我写信，我一定会回复。现在，很多学生给我写信，我都会尽量抽空给他们回信，以偿我当初的夙愿。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做演讲时，很多学生围着我，问的都是比较浅的问题，我丝毫不介意，我还很鼓励同学们多问问题。有些好心的教师怕我为难，连忙阻止同学发问，我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我年轻时问的问题有水平多了。当我离开时，围着我的学生非常依依不舍，我和每个人握了手并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鼓励，学生非常高兴，觉得深受鼓舞。那里的同事问我为何对学生这么好，我说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曾因为大教授的那么一点点关怀而大受感动，甚或终生都想以经济学为追求的目标。我记的，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William Baumol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A person with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就是“像你这样有激情的人，一定会研究出经济学需要的新概念”。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深受感动。William Baumol后来成了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应该是台湾地区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摇篮。台湾地区的政界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法律系，而财经界人物则大部分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届“建国”中学社会组可以说是独霸经济学家黄金榜，有好几个同学目前都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高雄市财税局长、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计量经济学泰斗管中闵等等。父亲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学历，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亲的反应也稍微太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在初中时干什么。

我在“国立”台湾大学的指导老师——陈昭南教授，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国际金融大师蒙戴尔（Mundell，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他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因而没有留在美国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中国台湾地区发展。我亲眼见过他在台湾地区筚路蓝缕地开拓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职。由于他想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因此要求该所买打印纸，该所竟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海外发表论文，所以不用麻烦了。逼的陈老师不得不自己买打印纸，尔后自己打印。投稿过后几个星期，陈老师每天在送信时间一到时，就坐在楼梯上等邮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绝信，在海外投稿实在太难了。陈老师最为学生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来不气馁，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经过大约20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替自己，也替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陈老师在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使自己成为了货币学中“两种货币没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导人。而“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最终成为“国立”台湾大学最引以为傲的学系。我认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术水平在亚洲地区也是可以拔得头筹的。

陈老师本人不善与人交往，而且又喜欢喝酒，因此他的成就越大则越易遭到同僚的借故攻击。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台湾地区一直没有办法主导经济学界的主因。我的高中同学，“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在台湾地区经济学术界是相当有成就的。他在海外主流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人口学的论文——例如《长子继承权的问题》——他认为长子继承权可以保持土地的完整性，而不至于因为土地过于细分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这种成就相当了不起。但我认为也是因为陈老师以往的努力才让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能够接受学术泰斗的领导，否则朱敬一将不得不相当辛苦地自行开拓一个新局面。我觉得由陈昭南开始到朱敬一的成就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共勉。

我有好几个博士生后来回到了“国立”台湾大学商学院任教，但他们中却从来没有出过如同陈昭南般的大师级的人物，因此学术地位难以建立，也无法像经济系一样形成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这是相当可惜的。教授不太关心发表论文，反而常常在外忙着赚钱，也忙着排挤同事。这里很多大学教授特别善于利用假“民主”来排斥聘用优秀的同事。台湾地区的大学大概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学，不论任何事情均是每人一票，这样不做研究的同事就可以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聘用有潜质的同事。因此，台湾地区大部分大学的学术水平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到了研究所的第二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到社会上锻炼自己，我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目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时报报业集团的总裁。当时，是他把我介绍到报社当金融记者的。当记者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如此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很早就看到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我当时碰到一个很是令我欣赏的、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周启騋。他曾在美国银行做外汇业务，后来被调到中国台湾地区“交通银行”担任业务部经理，最后被调到“中央”银行担任外汇局局长。由于台湾地区当时已是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外资银行炒作得非常厉害。类似的事情在如今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常常碰到，例如第一波士顿银行和瑞银华宝操控中国移动事件。当周启騋出掌“中央”银行外汇局时，即雷厉风行地打击外商的外汇炒作而使外资银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外资银行为了清除周启騋，联络了当时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金克和，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罗致罪行将他撤换下来。我为何要花此篇幅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相当多的外资银行联合要求港币和美元脱钩。我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还没有如同周启騋这类的人才，因此根本没有脱钩的条件，否则如何应付外商的炒作。而且我们一定要小心外资银行图谋我海外汇市市场的种种不法企图，应以周启騋事件为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结婚了，而后按规定服义务兵役。当时，由于我是硕士，所以无条件当两年少尉财务官（部队叫我们预备军官）。但我得先在步兵学校接受基本训练。在步兵学校受训时，大伙的士气极为低落，因为几乎没有人想浪费两年的时间去当兵。大部分军官在受训时都在“摸鱼”——“摸鱼”是台湾地区部队的专有名词，表示混的意思。而且步兵学校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部分的人都感染上了皮肤病。我当时得了三种皮肤病——湿疹、疥疮和痤疮，该病一直拖到退伍之后才完全康复。

步兵学校三个月的受训结束之后，我转到陆军财务学校接受专业训练。一般拿到硕士学位的军官可以在训练结束后，参加考试留在陆军财务学校当教官，教金融课。我们当时有7个人参加考试，我的学历是最高的——“国立”台湾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学历高，口齿伶俐，条理清晰。但到最后他们却录用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就是不录用我。部队首长告诉我，是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所以不能要我。没办法，我就只有随着大伙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去哪个部队了（台湾地区军官分发部队采用的是抽签的办法）。当时，部队有两个签王，其中之一就是马祖岛，也就是最差的签，大伙有1%的机会可以抽到这个签王。等我下手一抓就抓到了第一个签王，真是倒霉。全体军官此时一致鼓掌，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第一个签王。

当时的马祖岛很危险，当我乘坐着运输舰从基隆港出发到马祖岛时，有四只驱逐舰护航，看起来挺威风。但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这四只驱逐舰就走了。我们所有的军官都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海军的回答令我们全体愕然——这是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默契，双方军舰不过海峡中线。当运输舰到达马祖岛时，解放军的机帆船就在200公尺以外，监视着我们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解放军海军的模样。我在1980年11月抵达马祖岛。马祖岛比金门岛还差，没水没电，我们住在寒冷潮湿的山洞里。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这么倒霉。甚至到了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又回到了马祖岛。

当时，我在马祖担任财务官，所以需要和各部队接触，以发放大伙的薪水，因此，我看到和听到的可靠消息特别多。国民党部队与解放军时有交锋，我本人就亲眼见到了几次。当时，国民党防空雷达很落后，锁不住飞机，防空火炮没有什么大用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观——所有的高射炮全部放在海边打解放军的鱼雷快艇。每当开炮轰击解放军的快艇时，对岸都会有不同形式的信号弹打向天空以指挥调度快艇，甚是壮观。

我记得在1981年年初，解放军机帆船和一些民间渔船在马祖岛外海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炮兵开火警告，但几只船却越靠越近。我们的士兵紧张坏了，不小心扣下了机关枪扳机，结果射死了一个人，但不知道这人是解放军还是渔民。第二天不得了，上千只机帆船和渔船将马祖岛团团围住，时间长达三天，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被围的事件起码不下10次。当时，我身边随时佩带着手枪，以保护自己，晚上睡觉时也是枪不离身。

当时，马祖的军医院是三级野战医院，因此不能动大手术，而且也不能输血，因为那里没有冷藏设备。到了必须输血的时候，就叫一个连的士兵排队献血，甚是恐怖。我们前一期的一位预备军官打球摔伤而导致脾脏破裂，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在马祖。

我们在马祖可以进行体育运动，但是却不能打篮球，除非指挥官特批。因为前一年，有一个陆军上尉连长——林正义（后来改名林毅夫）——抱着篮球由小金门游泳到对岸投奔大陆。从此以后，前线各部队对于官兵的思想工作抓得特别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每个星期四的早上，都要上政治课，以强化官兵的思想。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时，我在背英文单词，被指挥官抓了个正着，我还被罚写悔过书——也就是进行所谓的自我检讨。

林毅夫在大陆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担任世界银行顾问，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个位子从来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位子，还不全是他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但我认为是政府选择了他，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还是因为林毅夫确实是国际顶尖级的学者，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我还读过，水平确实是一流的。

我和林毅夫曾谈及当时他投奔大陆之事。根据他的说法，他计算的海洋潮汐时间非常准确。当退潮时，他就下海游到小金门和对岸之间的一个小沙丘上休息，等涨潮时，他再利用潮流游到对岸。而且他怕牵连到他的直属长官，因此选择了前后任长官交接时才开始行动，因此按照“连坐法”的规定，前后任长官均不用对此事负责任。我当时很好奇地问他到底是何原因让他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投奔大陆。他的回答是他本人是在一份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感情的驱使下，才决定如此做的，他愿意冒险去追求这个理想。这种两岸统一的想法对于在台湾地区的外省人而言是比较普遍的，但对于像林毅夫这样的本省人而言却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姑且不要对林毅夫这个行为做道德或政治上的评判，他的勇气就实在让人佩服。因为如果当时被抓到的话，按照我在前线的经验来判断，那就毫无疑问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两岸的军事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面对大陆的海岸线哨兵，如果站岗士兵睡觉的话都可能会被判处死缓，何况是“投敌分子”。

如果林毅夫不投奔大陆，那他肯定会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要职，因为他当时是从台湾的第一名校——“国立”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参军的。当时报纸杂志把他捧为“弃笔从戎的反共样板”而做了大幅的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他都会感到非常地佩服和尊敬。很多读者可能还不知道林毅夫在投奔大陆之前，担任过小金门陆军马山连连长。在前线待过的军人，可能都知道马山连就是所谓的尖刀连。因此，该连军官的选拔尤其重要。“不红不专”的军官绝不可能担任该连的任何职务。因此，我们常开玩笑地说，林毅夫投奔大陆对于国民党“反共决心”打击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林毅夫本人也真可谓是一个传奇了，他到了大陆以后，不留在部队里反而去了北大，进而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之后回国，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现在，林毅夫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更是两岸来往的中介站，台湾地区来的（包括民进党）客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今天的金马前线已经几乎完全撤军了，已经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气氛了。而且大陆和台湾的交往密度更是与日俱增。因此，想到林毅夫的决定，我不禁会想是不是他比我们都更有前瞻性呢？

当时，马祖地区的前敌指挥官是陆军中将赵万富将军。我们这一期预备军官退伍时，赵司令还来此训过话。我觉得当时的对话非常有趣，特写下以娱读者。赵司令是个比较土的光头胖老粗。我们都不太理解这样的粗人怎能做前敌指挥官。最后，连江县主任秘书私下告诉我（马祖属于福建省连江县，因此国民党特地在马祖设立连江县县政府。国民党当时还设立了福建省主席的编制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死守马祖，像我们这种头脑灵活的预备军官是没有死守的可能的。我们预备军官几乎一半担任连指导员而另一半担任排长职务，其他空海军及后勤只是极少数。因此，预备军官才是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官。赵司令很想了解底层官兵政治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因此，要求我们用坦率而不怕秋后算账的心态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必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军官举手。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可能可以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连队指导员基本上都缓缓地举起了手。

他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绝无可能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真正带兵的排长都举起了手。

当时，并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训练得不好。我参观过很多次我们步兵连的刺枪和徒手搏击的演练，我觉得水平相当高，不但动作整齐划一，而且精力旺盛，非常具有震撼力。只是私下里大伙对当兵一事都非常地反感。因为是义务兵役，我们都是被强迫而来前线，没有人真的愿意来当兵。所以我们这些预备军官和所有的士兵都没有为国民党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心。我们只想平安退伍，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小日子，而绝对不想和解放军对着干。

我必须承认，赵万富将军本人是一贯秉持着“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信念的军人，因此，他对于“反共”的政治思想比任何人的都要强烈。而且以他的水平而言，能坐到如此高的职位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他对于“皇恩浩荡”而急求回报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在马祖前敌指挥官任内与解放军经常对抗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环境的。但赵将军几年以后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上将指挥官却仍沿用这种心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最后，他在金门指挥官任内因炮击大陆商船而被撤职。

观众：郎教授，那你是不是退伍以后就直接离开台湾去海外了呢？

郎咸平：当兵退伍以后并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湾和太太儿子过小日子。退伍以后，我在向陈昭南老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申请工作的同时，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申请工作。但两位老师都认为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所以都拒绝了我。最后，是因为我和于宗先老师的一番对话让我决定待在台湾的。于老师认为我的学术水平有限，特别劝告我，学术研究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他认为我最好考虑去公营银行或外资银行做事比较适合。他告诉我当学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李志文一样，执著、聪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这样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后在沃顿商学院会计系做过三年访问学者，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他也算和我有点师生关系。李教授后来转赴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经常到大陆，主要在北京清华大学义务任教。

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惜，我的银行求职意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银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湾待下去了。

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缘故，于是我又回去当记者了，整天跑新闻。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跑新闻实在太忙，我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就只有随便考了。托福我考了550分，在台湾地区算很差的了。GRE考了1 640分，总分是2 400分，也是相当差的了。我当时向好几所学校要申请表，芝加哥大学寄来了一页黄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写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绩，而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寄申请表给我。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要求我先证明我有实力申请该校，否则他们不想浪费申请表。最后，我只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的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是大名鼎鼎。现在，大家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0 000美金的学费，我依稀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亲对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湾和现在大陆的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亲把它卖了20 000美金，准备给我留学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亲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母亲长了心眼儿没有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留学呢。

观众：郎教授，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学生们都实在不能想象你以那么差的托福和GRE成绩竟然也可以进沃顿，那么你在沃顿是否一帆风顺呢？

郎咸平：我想当时为何沃顿会收我，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当时，真正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经济系，而想读金融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金融系，商业经济系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系，没有多少人申请，所以机会自然比较多。而且当时沃顿的政策是国际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国学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我为何会转读金融系，那又是一个巧合了。当时商业经济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考微积分资格考试，我立刻就慌了手脚，因为我早就忘记了微积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听，看看哪一个系不考微积分。最后，终于找到了金融系。该系要求太严格，有一半的学生在第一个星期就自动退学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于是就收了我。如果我当时直接申请金融系的话，那么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于零而是等于零，因为每一个申请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国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那就别提有多难了。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际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教授Ando，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提出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得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永久所得。因此，你虽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还是会向银行借钱买房子或买车子，你的消费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这个借贷的行为就是该学说的有力证据。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大家根本没有可能在一个学期内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大家问他为何教得这样差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过《美丽心灵》（The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就是里面那个有神经病的纳什（Nash）扬弃了博弈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海耶克（Hayek）为代表。弗里德曼最脍炙人口的理论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完全得力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海耶克最为人所称道的理论即是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将人民带入到一条悲惨的道路上，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替人民创造财富。他们两位的理论为何那么受重视，我认为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有关。美国政府希望能透过学术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海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很可惜，这些信我当时都没有保留，所以只能凭记忆摘录下来。

但是纳什的博弈论却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如果有五位男人想同时追求五位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一位，那么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告诉剩下的四位女人，她们不是这些男人的首选。如果只有一位男人胜出，那么当那四位失败的男人再去追求那四位女人的时候，这四位女人肯定不会理会这四位男人的。因为这四位女人肯定因为自己不是首选而生气。因此，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造成一位男人的成功与四位男人的失败。但由于这五位男人，人人都没有把握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这五位男人绝对不敢追求这个漂亮女人，而会去追求另外四位女人。到最后，反而是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要。这就是自由竞争的下场——最好的会先被淘汰。

但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博弈论，之前，我简直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我对宏观经济学也是消化不良，两门课考下来，成绩都是C。到最后，我这个人品行不错，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改了个B-，让我留了下来，因为在那里，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时，我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学费一直从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个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课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而在他27岁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做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班的同学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的就是老师——Andy Lo，他20岁出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由于这门课的数学推导相当艰难，不是普通的微积分，而是不确定微积分（stochastic 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学天天开夜车解数学题以应付该课的数学推导。Lo看我们的水平不行，特别讲了一个故事以鼓励我们。

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博士生，成绩相当差。他修课的平均成绩未达标准并且已经准备走人了，除非现在修的这门课可以拿A才能弥补一切。到了期末考试时，这位老兄连开了几天夜车看书到半夜，希望可以拿个A。但由于读书读得太晚了，早上起来时已经10点了，而考试早在9点就已经开始了。他骑着单车赶到教室已是10点30分。任课老师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了，还是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到图书馆里去答题吧。考卷上有两道题，黑板上也有两道题，你把这些题目抄下来就赶快去图书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学生将考卷交给老师，然后大醉一场。因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道题和考卷上的半道题。他心里想，就算他答的全对也不过是40分而已，离A远着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赶早上的火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他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叫他立刻赶到系主任办公室。他吓坏了，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赶到学校，他忐忑不安地进了办公室，那里有系主任、任课老师和一位大师级的讲座教授并坐着等着他。这位学生坐下后，系主任开口问他：“黑板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很害怕地点了点头，他担心会不会因为答得太差，学校要他赔偿学费。三个教授轮番问他问题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后，终于确认了。系主任说：“斯坦福大学决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学位，并聘请你为终身制教授。”这位同学吓坏了，在5 分钟后，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话：“为什么？”系主任告诉他，黑板上的那道题他答出来了，而那正是爱因斯坦答不出来的题目。Lo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我们全班同学一起摇摇头，Lo说，“他就是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读完了，同时还得通过四次非常困难的学科资格考试。考完试以后，即被授予金融学硕士学位。这四次考试中最难的就是第一次，因为要考宏观经济学跟微观经济学。我当时是全班第一名考过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全班8个小时内无人提早离场，个个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老师只要我们回答一个字而已。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我到了沃顿后，碰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马学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赴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他不记得初中那一点琐事了。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但一两个学期以后，他就不读了，听说是考试没过关。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消失了。据同系的学弟梁定澎（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的说法，马学勇这一生太顺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打击，因此轻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总把读书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枷锁。老美就轻松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无所谓。我们可能认为马学勇无法承受打击而退学，说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样觉得念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并不是他本人想不开，而是我们局外人在替他想不开而已。

观众：郎教授，我们很好奇，你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也这么富有传奇性呢？

郎咸平：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的，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子。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很勉强地把论文在半年之内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我一心一意想回台湾发展，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当时，我向“国立”台湾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林煜宗申请工作。由于我以前不是那里的学生，因此，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我随后又托了一些人说情，包括杜兰大学的李志文教授。他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恼羞成怒，大骂为我说情的人。但我又不想去其他学校，所以只有留在美国了。我在美国成了名以后，反而和林煜宗的关系不错。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他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不要我而已。

我的论文题目是《管理者自身利益对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经验检验》。完成这篇论文后，我的指导教授在1987年去世。我将两人联名的论文发表在1988年的Journal of Finance上。

观众：郎教授，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10余年，能不能谈谈你对中文大学的感情。

郎咸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将近14年，而且先后经历了4任校长。第一任校长高琨是“光纤之父”，他在1994年聘任我为正教授。读者可能对英国的教授评级系统不太了解，我做个简单的说明。在英国系统之下，拿到博士学位后就从讲师（Lecturer）开始任职，也就是和我国的助理教授同级。再上去就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从讲师升到高级讲师是一大关口，大概只有30%的讲师可以升到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英文是Reader。平均大概只有15%的高级讲师可以升到正教授。正教授再上去就是讲座教授（Professor）。担任讲座教授必须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者，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文大学教授有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教授和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2000年以后，香港各大学的英国系统的教授评级制度也顺应时代潮流和美国接轨了。讲师和高级讲师改成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副教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和讲座教授。

1997年，高琨校长退休后由医学院院长、心脏科权威专家李国章教授接任。我是李国章校长提升的第一批讲座教授中的一位，当时42岁，在中文大学也算是比较快的。教授做到讲座教授也就算到头了，因此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了。

以香港7个大学而言，中文大学教授的提升在以往是最慢的，也没什么特殊的道理好讲，就是比较拖。我们有好几位同事不耐久等纷纷转往他校，反而一下子就提升了。

李国章校长在2002年突然决定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之邀担任教育局长一职。李国章校长是香港名门之后，他家一门数杰。哥哥李国宝是东亚银行董事长，兄弟李国能是大法官，叔叔李福善曾和董建华竞争特首一职。《华尔街日报》特派员秦家聪，据说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收集李氏家族的族谱，并出版了一本有关李氏家族的畅销书。香港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是采取了“商人治港”的理念，李校长从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这6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政绩让人觉得商人从政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为什么这么多精英聚在一起以后反而形成了大家的无能。

金耀基校长接任了李国章校长的位子。金校长著作等身，我在念东海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一本书——《剑桥语丝》。书中记载了他在剑桥游学时的点点滴滴。那时读完金校长的书后，就非常希望能去剑桥大学留学。激动之余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剑桥的招生部，索要一份学校的简介。一个月之后，终于盼到了回函，内容很含蓄，告诉我没有被录取的可能，因此除非我付钱买，否则它们不想浪费邮票和印刷费寄学校简介给我。我在2003年年底碰到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剑桥大学讲座教授莫里斯（英文名是James Mirlees，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张维迎教授在牛津大学的指导老师），我还和他开玩笑谈及此事，大家哄堂大笑。大陆的学子可能还不知道，莫里斯现在已经辞掉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而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同时担任一所新的晨兴书院的院长职务。中大的书院和学院不同，学院就是大陆的管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等等，而书院有点儿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书院，这些书院是学生住宿的地方，当然每个教授也分配到了不同的书院，其目的就是增加和学生的互动，我是属于崇基书院的教授，我也经常参加学院的活动，比如演讲等等。中大原先有四所书院——崇基、逸夫、联合、新亚，2010年将增加善衡和晨兴，在这之后还有敬文、伍宜孙、合声等三个书院在筹划中。

金耀基校长已于2004年退休，在金校长之后就是现任的刘遵义校长，他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在美国学术界卓有成就，目前担任校长期间，刘校长非常重视和大陆学界、政界的往来，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毕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14年的时间，我对这所学校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目前唯一的职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我没有在其他学校、企业或政府担任任何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