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5

2004年秋，递交辞职书。我知道，立刻走人，走不了的：也在那年秋天，我从体制的窄缝里头一次招到几位研究生，总得带他们毕了业，才能脱身。翌年，《退步集》出版，媒体就此围拢来，访谈、稿约，连接不断，对体制的怒气憋了好几年，我乘势破口大骂，从此被舆论弄成一位老愤青，简直几近疯汉。疯了就疯了吧，现在看这两年零碎时间画的画，似乎并未精神失常——2005年寒假缩在团结湖教工宿舍里，临窗无聊，忽然手痒，画了几幅画册静物。这幅《唐太宗与王原祁》是我头一次“写生”书帖，也是头一次以油画描摹青绿山水，捏着极小的笔，点点戳戳，瞧着半边画面渐渐葱茏起来，一时以为我就是王原祁。几幅女人体的尺寸也敢画得比较大了，不自量力学着委拉斯开兹，握着软笔在肉体的边缘部分来回扫动。在我画过的类别中，我不知道还有比人体画更为艰难的作业，肖像和所谓创作，容易得多。可惜，要么我没时间，要么模特没空，每幅画顶多画两三个下午，终于没有画完。没画完的画，照例不该展出而刊印的，但诸位可以看见这位疯汉在舆论喧哗的间隙，偷偷画画——2005年5月，第二次带学生去到乡下画农民。落宿的院子有个水龙头，黄昏洗完笔，夜里在板床边书写议论鲁迅的《笑谈大先生》，回到北京，就应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事先的约，走去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