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3

在纽约的最后三年，我摊开画册画静物，算是对物写生，画面略有点活趣了。此前十多年几乎全靠照片与图片画画，画意僵滞。世纪初回国，适得受聘清华美院，开班授课，遂了写生的愿，其时，整整十八年不曾对着活人画画了。手生、拘谨，开初几件人体画尺幅甚至小于电脑屏幕——初到头几年，生活与工作相随大变：招生连番受阻，和体制的无效交涉，每天必到的教学，媒体邀约渐多，写作量逐年增加，兼以一年两次回纽约看望母亲，画画，完全变成业余，唯一的创作《国学研究院》是趁春节放假画成的。其间，《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音乐笔记》，先后出版了，日后收入《退步集》的长短杂稿，也在这几年写成。每出一书，我都像目击自己的堕落，真是破罐子破摔，索性少画，以至不画。唯2003年“非典”时期，妙极了，停课罢业，偷闲画了几幅人体画。待秋初开学，带学生去北郊二道沟小村十余日，实现夙愿，与知青时代相遇了。算算1981年留校后末一次“下生活”，竟有二十三年没再画过农民，头一幅开画时，战战兢兢，要是给当年的我瞧见了，必定嗤之以鼻。现在选出的几件是末尾几天所画，与我青年时代的乡村写生一比，实在可怜。但我仍然感动自喜：能在画室里画人体，多么幸福，能在村子里画农民，尤其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