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许知远

他主动解释自己胖了，吃激素吃的，然后是病情，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肺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斑点……他语气淡定，带着一点点戏谑，像是在说另一个人。

我与阿乙不熟悉。在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声誉初起时，我对于阅读同代作家毫无兴趣。在三里屯的一家楼下是按摩店的媒体公司，我们曾是短暂的同事。我们分属不同的楼层，又都很少上班，或许只在电梯里匆匆打过一次照面。他的消息偶有所闻，因写作长篇小说而住院，不无殉道之感。

直到两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他，不是小说，而是关于北岛的散文。我几乎立刻被他文字的凝练与情感的真挚所打动。然后我找来他的几本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春天在哪里》、《鸟，看见我了》，还有一本日记体的随感《寡人》。连续一周，我沉浸在阿乙的世界中，怀着赞叹，并有一丝嫉妒。

我嫉妒他节制的叙述风格，他的县城经验，他对自身焦虑的巨大坦诚。尽管带有对不同作家的模仿痕迹，但他仍构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于更崇高情感的孜孜追求，无比期待他的文字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这种虔诚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相当罕见，我们普遍深陷于被现世承认的诱惑里。

一直到2010年凭《那晚十点》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前，阿乙都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外省文学青年。他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在这座沉闷的县城，他有一个沉闷的名字“艾国柱”，一段沉闷的青春，以及一场绵延的、毫无结果的单恋。他考入了南昌一所警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个乡村，登记户口、排解邻里纠纷、协助刑警调查命案，更多的时刻，是陷入绝望的等待，他想逃离致命的平庸与匮乏。通过一点点送礼的小手段，还有他自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写作兴趣，他调到了县城（后来还被借调去组织部），撰写领导讲话、刑侦通讯。

在短暂的兴奋后，更深刻的绝望到来了，恰如他在日后的一篇小说中描述的：“二十来岁的科员变成三十来岁的副主任，三十来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来岁的主任，四十来岁的主任变成五十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感谢正在兴起的互联网，他用哥哥的一台旧电脑，在突然冒出的各种BBS中，成了一名活跃的发帖者，以“阿乙”之名专门写作体育评论。他的命运因此改变，通过投送简历，他获得了去郑州一家报纸担任编辑的机会，一场逃离正式展开。他先是从乡村逃至县城，然后逃到另一个省份，接着上海、广州，直到北京。他也要逃离逼仄的文化氛围，从《读者》、柏杨、李敖的杂文，逃离到加缪、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也是在这逃离中，那沉闷的县城经验变得鲜活、清晰起来，催生了他第一批作品，那些没有出路的命运的各种挣扎。他获得了喝彩，北岛称之为“近些年最优秀的汉语写作者之一”。

他也要逃离中国作家的普遍困境—仅仅是个说故事的人—他想掌握更普遍的智慧。这次见面时，他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他说自己这一次是对昔日经验的最后一次征用，此后他要开始寻找新的写作方式。与人们习惯性的判断不同，他不是个沉迷于荒诞与小人物命运的作家， 而是充满饥渴地在寻找意义与秩序，带有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我们谈了县城的经验，他爱的福克纳与不喜欢的路遥，对自己的不满，新的雄心。与他克制的书写不同，他的谈话密集又杂乱，充满了破碎的句子，仿佛是他的舌头跟不上激动情绪，或许这就如他自己说的，“我的脑子里就像野火在烧”。

最后的县城

《单读》：我们先从你刚写完的小说开始吧。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关于什么内容？

阿乙：从2012年8月份开始，我记得好像我当时写了一笔，然后一直到2014年11月差不多写完，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到一半的时候，整个人崩溃了，没有办法收场，住进了医院，得了一种名叫慢性进行性免疫系统的病（IgG4）。然后就吃激素，吃成了一个胖子，长胖了30斤。

住院的时候，因为老怀疑是肺癌，觉得自己会死，很悲壮地把电脑带到医院去。医生说，这种情况你也写不成啊，就强行把写作和抽烟都戒掉了。戒掉以后，就不焦躁了。这个病说白了也是因为焦躁，想功成名就，写一个长篇，像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一样，最后急火攻心。

半年以后出院，开始知道惜命，打死也不写这个小说了。过了很久，觉得无所事事，才慢慢悠悠写完。过去一写完就马上想拿出去发表，好像时间不等人，现在写完也无所谓，放在那儿，甚至不想出，找朋友编辑帮看一眼，她说有些地方不太好。她得的病比我还重，但我觉得她说得还是诚恳的。我慢慢改，基本写完了，现在要加一个附录，大概五千多字，把有些环节润色一下，一两年以后再拿出来。

《单读》：什么题材？

阿乙：不好总结。它的舞台是村镇，村子里有个霸王，喝酒喝死了，被埋了以后，因为国家的火葬政策，开棺了，结果发现他在棺材里面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提升一下寓意，就是农村消失了。我现在回到出生时的乡村，发现它只剩下一些行将就木的人还住在那儿，外面的人回家乡，一是祭祖，二是作为一具尸体（回去），把乡村变成墓场。

我有时候打盹儿或者做梦，会梦见自己出生时的乡村。那里四面环山，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水库。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的家乡也逐渐不存在了。在那之前，新农村出现了，那是最后的疯狂，建了很多水泥路，大张旗鼓，其实最后发现是大撤退。我的小说就是写，大家都成为城里人，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死了，像农村的最后一抹夕阳，象征着最后的农村。当时野心有点大，想得多，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单读》：写完这些过去的经验之后，它们在你心里更清晰，还是可以搁置了？

阿乙：基本上写完以后，就取代记忆了，避免了继续记忆或是有点记不起来的那种痛苦。现在有些事情，因为离那个年代已久，记不起来，而且我最近两年在服药，对记忆力伤害很大，强行去想过去那些没有写下来的事情，非常伤人。有些记忆就放在文字里了。记忆好像是个负担，我觉得是一个卸载的过程。

《单读》：这些年你也不断地回家，看到县城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感觉？

阿乙：县城现在从物质上来说，比大城市甚至要好。它只有几个指标不太好：一是煤气，可能还在用煤气罐，这是我比较讨厌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采暖，像在南方，采暖不像北方这么方便。但剩下的生活条件简直太好了：一是巨大的空间，你在北京住50平米，在那儿200平米都能搞得下来；还有一个是美好的天气。但我现在仍然恐惧回到县城。前两年经常做噩梦，梦见我父亲拿着一个蛇皮袋，和家人一起又把我抓回去了，塞在某个单位上班。前些日子，有人建议我回老家，在当地文化部门上个班，帮忙做推介，因为我现在写作有点名声。当时也没拒绝，后来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谬的，真要去了，心里肯定很凄凉。

而且我离开县城有一个巨大的原因，就是我在那儿买不到什么书。买书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报亭，报亭更新比较快，能买到的好东西就是《杂文选刊》、《读者》、《涉世之初》这样的杂志；二是新华书店，但也买不到文学书。我现在想，为什么县城的人比较喜欢看《环球时报》？为什么他们关心军事，关心刘少奇的冤案或是谢富治、罗瑞卿的红墙秘史？为什么杂文在县城知识分子里比较流行？柏杨、李敖、王小波他们写的东西固然很有先见，但好多年重复讲一个问题，停滞在某一个地方。我如果要获取更多的东西，在县城里肯定不行。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知识分子，写了很好的文章，办了很好的杂志，写了很好的书，但他们的东西进不了县城。这种情况下，其实只有离开。后来到北京，才能接触到这些多元化的东西。要是在县城，你不得不被凤凰传奇、汪峰所决定。我QQ、微信群里的高中同学，包括当时我认为思想上比我先进多了的人，现在跟他们聊天，非常诧异，他们转发的消息，天天咋咋呼呼，吓死人。人的意识其实是被县城的大众文化吞噬掉了。

《单读》：对北京最初是什么印象？

阿乙：对北京最开始的印象是很平常的，因为是小白领的生活，没有大的起伏。我到外面以后，往往是对县城的回忆特别多，直到这两年，县城的回忆才彻底淡去。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县城的人的性格比较单一化、脸谱化。他是一个吝啬的人，就会表现得特别吝啬，大方就特别大方。而在城市里，一个吝啬的人和一个大方的人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大家都装得比较斯文，没有大的冲突。在县城里，可以亲眼看见有人动手打人。这也跟我做警察工作有关系，有时去菜市场或者别的地方，总能看到骗局，看到那种赤裸裸的玩弄，有时候我就跟个上帝一样眼睁睁地看着。我写小说的时候喜欢化身为鸟，也是因为这个上帝视角。看着一个农民从停车场走出来，拿了钱准备去买化肥种子，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小偷，各种各样的骗子等着他，要对他动手。我就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他，自从他走下抵达县城的中巴车，他的命运就要遭受巨大的改变。

《单读》：你看到的中国作者里，谁对县城的经验处理得比较好，不管是写作还是电影，贾樟柯？

阿乙：贾樟柯那个是真好。那时候的汾阳县跟我们瑞昌县一样，都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在建设的前夜，那时的小偷完全就是那样。在理想主义的末年，有一批人还想往外跑，后面就没了，大家沉寂了下来。最后《站台》里头那个人在打盹儿，回到原来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蛮真实的。我也属于那一批往外跑的人，就是《小武》里面那种生态，它也不讲什么故事，就讲县城里暧昧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特别自私，又常年生活在一起。千万重的交错，大家都有亲戚关系，对彼此下不了狠手，又存在一种冷漠。父子之间的冷漠尤其明显，最后就是一个财产分割人而已。

《单读》：作家里面呢？

阿乙：作家，中国作家虚伪的太多了（笑）。正例子应该有，但我举不出太多来。反例就是路遥，因为他写的东西一点都不真实，都是意淫出来的，没有一笔是真的。他写县长的女儿和矿工谈恋爱，这个怎么可能，连句话可能都说不上。这个你死活想不通。我觉得路遥真的是好作家，但思想上特别落伍。中国好多作家思想落伍，庸俗。

《单读》：你喜欢福克纳吗？他处理的是美国县城，你觉得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如何？

阿乙：我喜欢福克纳。福克纳他会考虑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比较粘稠。他自己也活在南方，这种粘稠感比较真实，就像土豆泥。还有土地的气味，整个南方的气候，你能感受得到。在我们那个县城，我记得总下雨，现在回去老是没有雨。第二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市侩。

《单读》：余华和苏童也算是在处理县城的题目吧？

阿乙：余华也没有过多地处理。你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实际上处理的是一个寓言，跟南方的背景没什么关系。苏童写过一条香椿街，但他好像也没有留下一部特别经典的关于城镇的作品，像福克纳那样标记明显的作品。他反倒是写帝王将相、地主崽子写得好，写女性的东西写得好。毕飞宇也是，写女性写得好。

《单读》：你什么时候对小说家的思想性，产生了这种敏感？

阿乙：我是这么想的，写小说是避免去传递思想，但如果要传递思想，最好是传递先进一点的思想。我举个例子，苏童一定是非常有文化有水平的人，但他也会犯错。他写在一个工厂里面，刀是古巴产的，然后就发出感慨，说天下都是一样的。叶弥的《天鹅绒》里也有一段，小队长和女知青偷情，小队长说我愿意做你的卫生棉，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查尔斯王子也跟卡米拉说过，我要做你的卫生棉，然后又说，这个时候就觉得天下都是一样的。叶弥的作品我也挺喜欢，但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叫大众庸俗情感，是《读者》的那种情感在驱使他。有一些好作家的作品的标题，我一看就不想读。这些作家我都很敬重，比如迟子建老师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个小说一定是个好小说，我看完了，但这个标题有点拉拢读者。还有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到最后为了抒情，就说两个人在行欢的途中，那人不仅加快了动作，还一边想到生活会越来越好，本来写的是普通市民的悲惨生活，最后走向光明。我觉得这是情感上的庸俗。这些作者不是没有文化，也不是没考虑，也不是不能超越，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么写？我想，他们一定是在出售什么东西，类似开了一个小卖部，来了一个顾客，他是一个下里巴人，或者一个可怜人，我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他，让对方舒服，最后小说变成了这样。你想象不到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卡夫卡、福克纳、但丁会这样写。

《单读》：你担心自己掉到这个诱惑里面吗？

阿乙：我不担心。我对这东西非常警醒，我知道我有哪些东西是故意煽情，我不敢多看那里。在我的书里面受到好评的一些短文章，有些是我不喜欢的，它们牵涉到我的爷爷、父亲，牵涉到家属的情感，一大堆人向我写的这些文章致敬，我说我写的时候鬼迷心窍了，就知道今天会有人来这么表扬一下，很后悔。《寡人》里面，反响最多的就是那篇叫《子宫》的文章，写祖父的，一个下午兴之所至，写完就算了，不想用此来沾沾自喜。结果，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好，但是我知道这篇文章里一定有利用读者的地方，有向读者收税、玩弄读者的地方，煽情的东西都是玩弄读者。中国小说煽情技术还不太高，马脚太多，煽情技术是一门很高的技术，要煽到不露骨特别难。

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单读》：过去的经验差不多已经用完，下一个经验是什么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阿乙：现在其实已经在往外远征了。写这个长篇，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疯狂地征用过去的经验。因为我把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复制下来，甚至具体到公里，我都在计算，在地图里面查。而远征，就是写一些远离自己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过固定的性格或者固定的情节来推理。这个过程其实就在不停地实验，就像太空里的宇航员，出去玩一会儿，但还得找到一个新的寄宿的地方，否则就在太空里飘着，没影儿。所以我去年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但丁，还准备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想在心灵上看到一些脉络，去写一个当今时代的人，但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作为艾国柱，不足以成为一个典型，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人，或者对这个时代有重大的思索的人。我不像你，我分析自己是一个自我放逐的70后，就是把自己放逐于政府、社会之外，我对这个社会没有激情，我对改造政府、改造社会没有激情。我只是读书，读书就是吃肉，就是我的享受。

对于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经历，我都有热情。但在写这种心灵史的时候，我自己成为不了那个典型，我的典型只是情感史，谈了很多重复的恋爱，也没什么意思，构成不了但丁那种痛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以后一定会有人要写这样一个苦闷的东西：我的灵魂被谁抽走了。或是像堂吉诃德，要去跟谁挑战。如果我是一个力气比较大的作者，我一定会完成中国几十年来的心灵样本，而不是像余华那样在书写欲望上的样本。现在我还没活够，还处在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思考过程中，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苍白的、没有勇气的人。我也会在写作中尝试另外一些样本，就像当年司汤达在思考于连·索雷尔的时候，这个青年对于拿破仑的梦最后的覆灭。那时候存在从外表到内心都比较高尚的人。我一直在想，人类伟大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乎人类最高峰、民族最高峰的作品，就像《罪与罚》，我还没有在中国找到这样的样本。你看我们写这个时代，写《我是歌手》，就很荒谬。大家好像都“被去世”了一样，被割掉一样，心灵上处在一个极其盲目的状态。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写过一个杀人犯，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样本。

《单读》：它是一个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阿乙：对，你觉得这个时代有谁是有拿破仑梦的人？好像没有一个典型，没有谁为了献身去自杀、崩溃，没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去写。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写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故事，别人说我的小说结构比较强，其实就是花哨比较多，它也是处在这个无奈的过程中。

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写这种荒谬感，人的这种无可立足，整个时代一点声音都没有。简单的两个例子：一是雾霾，雾霾来了，这是会带来肺癌的东西，但大家还是继续生活。还有一个是我报考研究生，去研究生网注册，立刻收到不少“包你考中”的垃圾短信，每天平均三条。网上说一百三十万人报考，岂非一百三十万人资料全部被泄露了。这个时代的人有点像当年被赶进集中营的人，沉默地走进去。这可能又重新走到卡夫卡写作的老路上，我始终想看到一个交响乐式的向上的现代社会心灵史。路遥曾经干过这事，但那是虚假的。

《单读》：你看过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吗？他们都说那是一个完全沉闷的时代里的交响乐。

阿乙：我没看，因为我也想去写一个。我的野心是在四十多岁以后做一个集子，把以前的东西捆好，放在一边，然后潜心去做我刚才说的事，给这个时代塑造一个典型，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像空气一样感受到的人物。但到现在，它还像一张白纸，一个字都落不下去，我很羡慕前两个世纪的这些牛逼的作品。

《单读》：你的情感是19世纪的？

阿乙：嗯，人应该是向上的，人在社会里应该是蓬勃向上的，和听交响乐一样，或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这些年来，让我心灵上比较震撼的中国人是令计划，通过新闻得来的，他其实是一个平民子弟往上走的典型，包括他的陨落。虽然大家像谈论一个第三者一样谈他，但我是把他纳入到自己的肉体里来了，我觉得我就像他。我的名字叫艾国柱，我的爸爸当年也喜欢取这样的名字，中国人对自己的子女期望就是这样。家人也希望我从政，我曾经也在那个路线上走了一段时间，还到市委组织部上过班，当时如果市委副书记抽我去当秘书，我现在就走在政治的路上。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一般的鄙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也在那条路上，很可能跟他是一样的，做一样的选择。在中国一说向上，就会扭曲，到最后成了一种权力，在权力的吸附之中。

《单读》：非常巴尔扎克式的，但他把理想主义这一块给抽掉了。

阿乙：就是功利主义，所以我不会把它当成心灵史来写，但我曾经想过，把它当成一个悲剧来写。有段时间我读了很多莎士比亚，就想在中国找到一个翻船的官，令计划特别合适，特别莎士比亚。那个戏剧性的一夜，独子死亡之夜，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万念俱灰，所维护的一切没有继承人了，但他要处理这么多事情，还要继续。

《单读》：你说心灵史的经验，会想到代际的概念吗？这个对你来说重要吗？

阿乙：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写作是有这个使命感的，作家就是应该给一代人留下一个精神上的印证。有时候我会羡慕经历过“文革”的和80年代巨大变化的人，那一代人两度幻灭，这个过程极大地释放他们那种精神上积极向上的东西。90年代以后，一大批人已经彻底功利化，这种功利化可能是一个外皮，而他的内心在流血。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我是1976年生的。80年代确实充满阳光，现在则处于炎热的状态，一个比较腐烂的时代，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傻子，如果你在精神上比较亢奋，人家就觉得你是个傻子，甚至别人还没有认为你是傻子，你都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大家迅速找到了各自，互联网也帮助大家在娱乐上找到归属感。

《单读》：其实整个中国在县城化啊。

阿乙：有可能。中国现在所有的激情，我都觉得特别怪异，创业激情，马云式激情，唐岩式激情，作为商业来说是很正常的东西，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这种神话固然常有，但在中国，它已经成为唯一的东西，理想主义没有别的出口，最后都成了创业的激情。

《单读》：对于很多人来说，马云就是拿破仑。

阿乙：是。转眼间，我过去的同事，现在有些成了CEO，不是什么大的CEO，至少也是个淘宝大店主了。

《单读》：你会怎么描述他们的故事呢？

阿乙：没办法描述。我甚至觉得，现在只有新闻记者的非虚构作品是可写的。如果有一批很好的作者，他们能完成得很好，因为这比罗生门精彩多了，事件之中甚至谈论事件的每个人的居心都不同，包括受害人和所谓的弱势群体。

我在一个颁奖晚会上，曾近距离看见一个乡村教师，表演性太强了，他们知道怎样获得更大的捐款数额。主持人为了表演自己的爱，过去拥抱，又要抱，又怕自己衣服弄脏，又想亲吻，又下不了嘴，最后眼泪出来了。那东西就是很怪，从远处一看，两个人又像是真正有感情。捐助人也是一副大爷样。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大不韪，有些人确实受了损害，但他在微博上求助的时候，充满表演性。这个社会不纯粹到了极点。

欲望之内的中国

《单读》：如果你来写你们这一代人，会有什么精神遗产？

阿乙：我不知道你对70后的其他人怎么看（笑）。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遗产。

《单读》：或者你觉得这代人的经验是什么？

阿乙：一文不值的感觉特别强，我所说的一文不值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收尸。我这么说，可能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假如我们当中有谁死了，只是微博上一两天的谈资，点上两个蜡烛，大家就把他送走了。他就像一个东西，漂到下水道，没了，撼动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对别人没有痛苦，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痛苦。没有谁让我在心灵上感到巨大的沉痛，让我揪心不已，哪怕是一个罪犯，也没有出现。这个社会有像于连那样的人吗？当时的俄罗斯，好像所有青年都在探讨祖国的出路。中国的民国、晚清，也是在探讨出路。现在也有很多人探讨出路，但我总觉得好像够不上心灵这个层面，也许你能看见，但是我离这些人太远。这些年我看到在言论上阴阳怪气的人太多了，哗众取宠的人太多了。

《单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能做什么？

阿乙：作家，先写点故事再说，在目前情况下写一些好故事，至少跟西方的作家拼一拼讲故事的能力。心灵上，还得去读一读这个民族的著作，去看过去的人怎样发掘时代。我现在感觉不到那种家国一体、为了理想主义粉身碎骨的典型，或者是我个人缺乏这个总结能力。

《单读》：在西方市场的成功，对你的吸引力大吗？

阿乙：有一点吸引，我总觉得，它会慢慢实现。我的小说在2015年可能会有英语、法语、日语三个版本出来，不过我去国外，看到书店里的中国作品，感觉就像孟加拉作家的作品摆在中国一样，可有可无。但是我想，小说就是写给世界人看的，我心里的读者，不是中国人，即使国外的读者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个人，目标读者还是世界读者。有这样的决心，可能是因为我读的小说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

《单读》：对他们来说，小说最能提供的是什么东西？

阿乙：你把我难倒了（笑）。大概就是人的情感和命运，但我现在提供的都是故事。上次有个人批评我——我通过搜索看到这个批评，说我写东西手熟，我觉得他是对的，现在写故事，闭着眼睛就能编，讲来讲去还是一个故事。但情感上、心灵上的挣扎，我现在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不能永远在暗恋史、痛苦的经历中打转，我得走出来。要去考虑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典型形象在哪儿，有还是没有，是什么样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苦闷的人，一个四十多岁自杀身亡的人，或者是一个幻灭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又不像余华的李光头。这是我所说的困境，目前还没找到，也跟我自己没有去认真找有关系。

《单读》：我们谈的多是经典作家，在世作家的作品，你读吗？

阿乙：也看的，只是看的时候我都不太在乎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更倾向于看那些老作家，或者说，生死不明的作家的作品。马尔克斯刚死，昆德拉的新书《庆祝无意义》，一出来我就去买来看。新一点的作家，我不太敢去接触，因为他们接受的读者检验还不太够，你分不清楚它是好是坏，万一上当了，因为我的学历和学养都很差，有人说它是好的东西，你误以为也是好的，模仿下来，隔了几年，发现它是坏东西，那你也跟着坏了。

所以我宁可去看但丁，13世纪的作者，几个世纪的读者来考验他。你如果模仿他，或者思考一下他怎么写，为什么他被放逐以后，会让自己出现在森林里，然后一步步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包括他怎么安排结构，《神曲》是一个“33”结构，天堂、地狱和炼狱，每个有33篇，最后加一篇，凑成一百篇，结构上非常完美。每一个环节，哪个罪行受到什么惩罚，都是对位的。他是非常牛逼的作家，如果参照他，得到他的营养，就不会错。福克纳的东西好就是好，但要说路遥，年代太近了。再加上现代的作者水土流失严重。像我这样的作者，如果在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在一百名开外，可有可无的，但我现在即使不写东西，也还在一个大名单里，在新一代写作者里，好像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来，其实我没有写很多东西，也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东西。只能说现在写作的人少了，还有就是写作者互相封闭，彼此之间交流越来越少，有的人成了这个系统的熟人。

《单读》：所以成为英雄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阿乙：越来越高了。我觉得我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不写，我也不担心别人写出什么东西来，每年有那么多新作家，我从来不担心。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第二部《白鹿原》出来。我写的这个长篇，肯定也不行。我没有发现中国作家心态上有准备去写出《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大家都觉得自己责任很大，但普遍天赋不够，或者能力不足，就像那个驾驶太阳神车辇的人，他的儿子法厄同要求父亲给他驾驶一天，他就把天给烧了，他有野心，但他的力气比较弱。现在大家都是法厄同，一年不知道烧了多少纸，每年出了那么多大部头，都是把有限的才气浪费在一次准备不太充分的操作上，包括我住院的那一次写作，所以我不急，我综合考量它在我整个生命中所处的位置，还不足以让我安心去死。我以前跟叶三开玩笑，写出一个好作品，就可以去死了，绝不留恋一天。人活着，就是为了写出一个巨大的作品，让自己满意。福克纳写《押沙龙》，写到一大半的时候，跟编辑写信，说我在写的就是目前美国最伟大的作品。福克纳是一个谦虚的人，他的自信、狂妄，都是实打实的，他就是当时美国最高峰的作家。在我心目中，这一本书是世界上完成度最高的十部作品之一，他写的时候就有这个自信。

《单读》：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个雄心？

阿乙：最近才产生的，因为最近我老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写这个社会，写着写着就往欲望那边靠。我一直觉得中国小说的写作对象欲望化比较强烈，比如阎连科老师写的《炸裂志》，肯定是因为欲望才炸开的，或是像余华写《兄弟》、《第七天》，都发现中国充满着欲望。我对这个有警惕，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完全的他者，一个完全可以取笑、抨击的社会现象来写，但是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也是这样，里头的人充满欲望，好像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解释现在大多数心灵的真实，那种贪婪、自私。我文凭低，但我自恃为读书人，这不是读书人心里想要的那种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我甚至觉得那只算一个现代说书人，说说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余华就特别明显，把各种各样奇怪的新闻放进小说里。

《单读》：你怎么做到这么诚实？

阿乙：因为掩饰的代价很高。到最后，诚实的代价成本是最低的，要撒谎的话，来来回回要用很多方式，还要强迫自己记忆，很累。我这个人比较懒，没有那么多心思记那么多东西。而且讲述本身就会和事实脱节，为了达到讲述的效果，它会有变异，有时候这种变异往往还被我们自己当成真实，有时候我也会反省这个。我记得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打过擦边球，整个人就是像昆德拉说的那样，充满了“舞蹈”。你知道采访的背后是潜在的观众，为了完成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自己，会有意识地对自己进行剪裁。人到了那个话筒面前，自动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NCCjMUe/ZUn8pmOAUm/1+4rTa/ipz26lqP2ILEqviJ7XtDEhAwsORQgGyD0Sf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