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为政者来说，倘使让情感淹没了公法，最终淹没的可能是他的自身，倘使能在公法面前打破情感关，丢掉的可能是某些或某个“损友”，收获的却是成千上万的“民心”。
人生在世，谁无私情？这私情可能是亲朋故旧之情，也可能是师友同门之情，还可能是上下隶属之情，然而，当这份私人情感与国家法律、规章或者原则发生冲突时，也就是说，当私情的一方违法、违规或者违背原则时，另一方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呢？尤其是对于手握权柄的为政者来说，是情法分明，依法行事，还是徇私枉法，法为情移？是法高于情，理胜于情，还是以情代法，以情坏法呢？这一“私”一“公”的不同态度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为政者在方圆之间做出的一种选择，实则可看出一个为政者对国家大法的敬畏程度，也可看出一个为政者的气节操守、处世原则，想来十分耐人寻味。
友情是人们私情中最易产生、也最易散布的感情，它缺乏亲情的血缘裙带关系，没有亲情的浓烈纯厚，但较亲情现实可用，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指的就是友情的实用之处。但对于一个为政者来说，倘使让友情淹没了公法，最终淹没的可能是他的自身，倘使能在公法面前打破友情关，锁牢友情链，丢掉的可能是某些或某个“损友”，收获的却是成千上万的“民心”，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东汉时的苏章是个性情耿直的人，汉安帝时曾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到朝廷担任议郎。“贤良方正”是两汉时由地方推荐选拔出的一种人才的名称，意为才能品行好，为人正直坦荡，受此称誉的人要能得到四邻八方及地方郡县官府的共同认可，颇不容易，最后能得到这一才名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万里挑一，苏章被荐为贤良方正，可见他的品行之正。
汉顺帝时，他被朝廷擢拔到冀州担任刺史。古冀州的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河北省及山东省的一部分，面积很大，苏章的职位也就等同于今天的一省之长。
按照惯例，刺史每年是要到辖境内巡察部属的，苏章到任后的第一年秋天，也循例决定要到清河郡去走一走，不料他还没到清河，就有人送来状子，上告清河郡太守贪赃枉法，那人还将郡守贪污的账目一五一十地呈给了苏章。只是这告状的人并不知道，这清河太守本是苏章的老朋友这一隐情。
苏章对此事当然高度重视，他怕老朋友因事得罪了人而遭人诬告，于是就派随从先行到清河暗访了一些知情人，核查了那位太守的情况，坐实了那位太守的犯罪证据。待到事实清楚后，苏章才来到清河，并摆下酒席，请太守来叙旧。老友相见，自是十分欢欣，两人谈到了儿时两家长辈的友谊，又谈到了在朝中为官时两人工余之暇品茗下棋时的快乐，谈到兴浓时，太守眉飞色舞地说道：“儒文（苏章字儒文）呀，您来冀州当我的上司，就是让我的头上多了一片天啊，哈哈，这样别人头上只有一片天，我的头上可有两片啦！”
苏章看他得意忘形的样子，想起两人昔日的感情，又想象他平日作威作福，贪婪龌龊的恶行，心中既生出一丝的伤感，更涌起一团为民除害的正气。他对正大快朵颐的老朋友说：“兄弟哟，今晚我和你喝酒吃肉，这是讲私人的友情啰，可明天，就别怪我以冀州刺史的身份，审查你的政务，那可得讲国法呢！”
那太守一听，立马停止了口中的咀嚼，口型张开着，双眼圆睁着，只是呆呆地望着苏章，如泥塑木雕一般，室内的空气顿时被完全凝成了一团冰坨坨。
次日，一脸严肃的苏章在郡守府衙上，当众列举了太守的桩桩罪行，最终，清河太守因贪赃数额巨大而被处了极刑。这样一来，冀州境内谁都知道苏章大公无私，各级官吏无不望风敬畏，全州境内从此多年都没发生官员贪污的事了。
恩情是私情中最易引发人们情绪的感情，所谓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等，说的就是恩人之间情感的可贵。它或者产生于困顿受济之际，或者见之于知遇提拔之时，总之与艰难困厄、人生际遇相关。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般人受人之恩是没有不感怀终生的。但对于一个为政者来说，当恩情触犯了原则底线时，倘使以恩情做交易，可能会陷恩人于深渊，倘使能抛开恩情信守原则，换来的不仅不是“忘恩负义”，可能还是“恩”、“义”双赢的结局。
还是汉顺帝时的事。那时左雄任尚书令（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考察全国各地官员时，发现冀州刺史周举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就举荐他到朝廷担任尚书，这让周举十分感激，他自然视左雄为伯乐，对左雄心存知遇之恩。
不久，左雄改任司隶校尉（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部长），掌管着全国军队将领的任命权。军队是讲服从命令的，通常情况下，将帅之间是往往掺杂着复杂的私人情感，唯此才能恩威并举，上下贯通，军令如一。左雄也不例外，他到任后，就通过人事调动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力量，这中间就包括选用原冀州刺史冯直担任将帅。冯直何许人也？他是周举的前任，曾因贪污索贿被判过刑，蹲过几年大牢，这么一个有过前科的人，现在左雄竟任用他为将帅，周举当然认为不妥。于是，他顶着“忘恩负义”的骂名，向皇帝上了奏章，弹劾左雄用人失当。
汉顺帝一直是很信任左雄的，现在见有人来告他，特别是他曾举荐过的人来告发他，自然吃惊不小。为弄清事情原委，顺帝干脆让两人在他面前对质答疑。
来到朝廷上，一听说周举告他用人不当一事，左雄的脸顿时气得成了猪肝色，他指着周举一字一顿地说道：“宣光（周举字宣光），你知道不知道，皇上让我选的是猛将，不是让我选廉吏哩！”
周举平时很尊重左雄，见面谈话时从来就是温言细语的，这次见左雄做错了事，还声高气壮地责问他，也寸步不让地回敬左雄道：“恩师，皇上让你选猛将，可是并没有让你选贪官呀！”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周举这顺手一击让左雄一下子哑口失言了。愣了一会儿，他摇头摆手道：“唉，罢了罢了，你不要叫我恩师了，我当初提拔你做了尚书，这是害我自己啊！”
周举也沉吟了一会儿，他看着左雄，诚挚地说道：“恩师，从前晋国的赵宣子任命韩厥为司马，赵宣子的马夫犯了罪，韩厥照杀不误。对此，赵宣子对大夫们说：‘你们应该祝贺我啊，你们看，我选用韩厥做司马，他能这样忠于职守！’现在呢，您不认为我周某无才，错将我提升做了朝官，我感谢您，可我不敢一味逢迎您，知您错了还掩饰您，如是这样，那可是让你丢丑蒙羞哇，唉，我真没想到您的气度和赵宣子差得那么远啊！”说罢，周举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左雄，他幡然悔悟，知道自己错了，遂上前拍着周举的肩膀说：“宣光啊，我因为曾经在冯直父亲的手下做事，又和冯直很要好，所以出于私情选他做了将帅。现在你拿这事来弹劾我，是我做得不对啊！”
坐在金鸾殿上的汉顺帝见两人坦诚相对，左雄也认了错，便下谕旨不再追查这事了，但从此以后，周举的大义，左雄的贤德，更为天下人所敬重了。
在所有的私情关系中，上下级之间的私情是最微妙，也最复杂、最难处理的感情。本来，上下级之间是工作关系，本不可夹杂着私情的，但在中国这个熟人关系社会里，如果只有“公”而无“私”的感情，这工作大约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但如果“私情”泛滥，甚至以“私”代“公”，以“私”害“公”，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那“公”也就无法“办”了，公平、公正、公信等人们一直向往与追求的目标、理想与原则，也就只是泡影而已，公平、公正、公信对人们的激励、鼓舞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和法律威严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对为政者来说，不管是上对下，还是下对上，当发现私情一旦侵害公平、公正、公信的处事原则时，能起而制止，哪怕以身殉难，最终维护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器”，天下的福祉。
北宋初年，因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批武将被解除了职权，大批文臣便走上了出将入相的道路。
文人为将在外，我暂且按下不表，在这里我只说那些为相的文人。
这些人虽然在朝中位列宰相，但不知是因为天生如此，还是受先前武将被解职的影响，反正他们大多拘泥小节，循规蹈矩，在皇帝面前从不多说一句话，唯独赵普是个例外。赵普也就是历史上传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个人，他刚毅果断，敢于直言，他的这种作风竟成了朝臣中的另类。
有一年春天，按照吏部考核的结果，一批朝臣应当提升官职，只是当吏部官员在上朝时把这些人的情况报到宋太祖那里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获批了，独有一人因太祖不喜欢他，就把他的名字给刷了下来。
在朝堂上，赵普当时以宰相身份，站在群臣之首，他见太祖不同意那人的晋升，就跪下来历数那人的勤勉能干，替那人求情。赵普说完后，赵匡胤像是没听到似的，一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见太祖不发话，赵普就不停地述说那人的优点，最后把赵匡胤惹毛了，他愤愤地丢下一句话说：“我就是不让他升官，你又怎么样？”
赵普边叩头边说道：“刑罚是用来惩处邪恶的，赏赐是用来酬谢功劳的，这是自古及今的一贯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刑赏，您怎么能凭借个人的喜怒而独断专行呢？！”
这话像一根毒刺似的蜇得赵匡胤猛地从座椅上跳了起来，他抖着手指，对匍匐在地的赵普说：“你简直是无君无父的了！”说罢，他扭头跨进内宫，把一群惊得目瞪口呆的大臣晾在了朝廷上！
赵普见形势不对，赶紧起身也走进内宫，双手垂着，立在宫门外，等待太祖出门。
这样，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傍晚，赵普一直站在宫门外，等待太祖出来，时刻准备着向他进言，但盛怒中的赵匡胤像是隐身了似的，就是没走出宫门。
皇宫内侍见宰相不吃不喝地站了一天，很是过意不去，有人搬来椅子让他坐，有人提来食盒给他吃，但赵普既不坐也不吃，硬是在那里直直地站着。
掌灯时分，内侍把赵普的情况向皇上做了奏报，火气渐消的赵匡胤颇为震惊，也大受感动，赶紧让人宣赵普进内宫，安慰了他，也同意了他的请求，那位大臣终于和其他人一样，升了官。
在这场冲突中，宋太祖赵匡胤满足的是个人的喜好，耍弄的是皇权的威风，赵普争取的是“天下的刑赏”，也是国家的公法，赵普坚持了，他以他的不屈感动了那个“唯我独尊”的君王，他胜利了，因而从某个角度来说，公法胜利了！
但如此看来，这份胜利也还得要将一半的功劳归之于赵匡胤。在两千余年的中国专制史中，这个以“不杀文人”训诫子孙的开国之君，向以宽厚在几百个帝王中而为人所知，试想一想，倘使没有他知错能改的宽厚，别说赵普站了一天，即便跪了一天，又能如何？又能打动了谁？只怕像朱温、朱棣之流，杀人了事也未可知。
可见，当私情遭遇公法时，如果公法胜利了，则一定不要忽略私情一方可能曾有的通达与忍让；如果私情泛滥了，则一定与私情一方的自我、蛮横、专擅、固执大有关系。在今日私情与公法仍在较劲的时代，我们看到的这种事例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