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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规矩”和“坏成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规矩”和“成法”的“守”与“坏”都要视情而定，守时当守，坏时当坏。当原则和规矩需要坚守时，即便是皇帝老儿在前，也不可让步，即便是丢官坐牢杀头也不可动摇，这便是人格的魅力，良知的所在！但当原则和规矩阻碍了事物的发展，危及百姓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生死存亡时，再大的原则和规矩也要以后者为重，为后者让道。
褚遂良是唐初的大书法家，与虞世南、欧阳询等比肩齐名，不仅如此，他还是造诣颇深的史学家，现存二十四史中《隋书》的“志”，即有相当部分出自他的笔下。
唐贞观年间，褚遂良先任起居郎，后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好理解，就是给皇帝提建议、规劝皇帝过失的官，起居郎是干什么的？唐人杜佑的《通典》解释说，这种官职的工作是专门记录和编写皇帝的《起居注》的。何为《起居注》？《起居注》就是皇帝日常言行的实录，它定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即南北朝时期实行汉化改革的那位著名的鲜卑族皇帝），孝文帝当时为留下自己生活、工作的历史，特设起居注官以司其职，他要求起居注官在皇帝“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并且要“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也就是要秉笔直书，无所隐瞒。开明的孝文帝还自我约束，认为起居注官所笔录的皇帝言行，属于“密为记注”，是为后人准备的，因而当朝皇帝是不能阅览的。这就是后代“人君不观起居注”的规矩形成的缘起，这个规矩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专制皇权的统驭之下，史官们被留下了一点相对独立的记史求真的空间，使皇权在为所欲为时有所忌惮、收敛，从而为历史的鉴戒作用保留了一些真实的素材。
唐朝沿袭并发展了这项制度，它规定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赏；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这就表明唐代的起居注不仅按时间顺序记述皇帝的言行，更记载国家的政务，其成果最终是为纂修国史提供资料。自然地，它也沿袭了北朝以来“人君不观起居注”的传统。
但虽为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却是曾有过打破这一传统规矩的想法的。
一天，他对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记录的内容（君王）能够看吗？”
褚遂良立马感觉不对，忙应答说：“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好坏都记，是希望君主不敢做错事，没听说君王自己能随便拿去看的！”
李世民并不罢休，他还想了解起居注到底记了他的一些什么内容，于是又问道：“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记下来了吗？”
褚遂良很认真地说：“我的职责是做好记载的事，（你的不好的言行）我不敢不记下。”
黄门侍郎刘洎正站在旁边，他听了褚遂良的话后对李世民说：“皇上，（你的不好的言行）即使褚遂良不记下，天下人也都会记得的。”
听到这里，李世民似有所悟，连连点头说：“是啊，的确如此！”
本来，这大唐江山都是李家的，照一般人看来，他李世民要看一看自己的起居注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一班溜须拍马之徒只怕逢迎巴结都嫌没有机会，更何况是皇上主动提出来的？！是的，起居注有“君王不阅”的规矩，但规矩还不是人定的？怎么就不可以对顶头上司、手握生杀荣枯大权的皇上网开一面呢？哪怕只是偶尔为之！
但唐太宗碰到的是褚遂良这样一个不肯变通的硬脖子，他不仅坚守规矩，对皇上好的坏的言行，不管今后是否对皇上有利，统统据实直书，而且坚守规矩，不让君王阅览所记实录。表面看来，是他不明世故，不知权变，只是一味坚守起居注的传统规矩，实则他所坚持的是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与底线和社会的良知与道德，正是因为他的坚守，所以唐太宗才有了一些多为善、少作恶的敬畏！社会才有了刚直不阿的正气和守其所守的职业操守！
话又说回来，褚遂良之所以能够守住规矩，除了他的原则性之外，唐太宗的宽容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褚遂良之前，史官因坚持原则而与君王发生冲突，最终被君王下令入狱，甚至被处死、株连亲友的也屡见不鲜：吴国太史令韦昭因写的史书不符合君王孙皓之意，遭到昏君孙皓的惨杀；北魏史官崔浩因写了孝文帝曾祖魏太武帝家的丑事，最后崔家一百八十多人都遭到杀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褚遂良并非不知，但他就是软硬不吃，不稍让步，更可贵的是，在硬脖子褚遂良面前，丢了面子的李世民非但没有动怒，以言语威胁，以坐牢杀头对待，反而坦诚相告，“的确如此！”这是暴君昏王所做不到的，也是一般小肚鸡肠之人所难以做到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唐“贞观之治”的出现是君臣有所坚守、有所包容所造就的共同繁荣。
这样说来，是否只有坚守规矩才可称扬，而打破规矩就该谴责呢？如果不是，那什么情况下又可以打破规矩呢？
宋神宗熙宁元年初（公元1068年春），黄河流域连续发生十余次大地震，接着又发生大洪水，致使流民如蚁，汹汹然向冀州逃来。冀州太守窦卞眼见流民饥寒交迫，路有饿殍，十分着急，遂下令打开常平仓，拿出粮食拯济灾民。
看仓的官员说：“太守，朝廷有规定，擅自开仓是要获罪的！”
窦卞回答说：“是的，我也知道这个规定，可是等到向上请求得到批准后再发粮，灾民只怕都饿死完了。如果获罪，我宁可舍我一身去救活几万人。”就这样，常平仓被打开了，灾民获救了。事后他将此事禀奏皇上，皇上鉴于事起危急，终于认可了他的做法。
按说，窦卞这一次是“坏成法”，败了规矩。朝廷明文规定，常平仓作为战略储备库，开仓放粮时须奏请中央批准，否则擅动国库，是有杀头之罪的。可窦卞“明知故犯”，“先斩后奏”后，不仅没治罪，反而得到了皇上恩准。这个中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窦卞这个规矩破得好。何以见得？
其一，他之所为是为了数万百姓的性命，体现的是民本情怀。
在饥民蜂聚、嗷嗷待哺的情况下，在事起紧急、奏请批准延误时日的情况下，及时开仓济民，即可挽救数万人的生命，反之坐等上级批复，只会困以待毙，眼睁睁地看着流民成批死亡！这时候，真假爱民，立马可判。《老子》中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窦卞说出的“我宁可舍我一身，救活数万人”，即是这种“善救人”的民本行为。这种行为既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实践，也是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当然为皇上所准许。
其二，他之所为并没有拘泥条条框框，墨守成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当机立断，果敢处置，体现的是处事的灵活性。
确实，规矩是重要的，也是严厉的，不可随意破坏，但在饥民遍野、群情激愤的现实面前，在吃饭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的现实面前，不开仓济民，要么看着饥民活活饿死，要么任其起来铤而走险，暴力抢粮，相信这两者都是口喊“仁政”的统治者所不愿见到的。那么在奏报允准已经来不及的情况下，最实际，也是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主动开仓，散粮济民，从而救民于水火，置一地于平安。虽然此举先斩后奏，败坏了成法，破坏了规矩，但和实际功效比起来，其作用却是明显而巨大的！
其三，他之所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体现的是置个人祸福荣辱于度外的担当精神。开仓或不开仓的结果大不一样，前者的后果，要么是掉官帽，要么是掉脑袋，后者则可安然无事，官照做，俸照拿。两相比较，轻重自明，但窦卞明知后果严重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过人胆识、全局观念，更是一种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牺牲精神，这也是他品格高贵而可钦可敬的魅力所在。
由此可见，“守规矩”和“坏成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规矩”和“成法”的“守”与“坏”都要视情况而决定，守时当守，坏时当坏。当原则和规矩需要坚守时，即便是皇帝老儿在前，也不可让步，即便是丢官坐牢杀头也不可动摇，这便是人格的闪光处，社会良知的所在！但当原则和规矩阻碍了事物的发展，危及百姓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生死存亡时，再大的原则和规矩也要以后者为重，为后者让道，这就需要决策者的公心、胆识和民本情怀作依凭。而借“坏成法”以谋私利者，则是与此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个问题，在此不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