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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代教会中的神学争论

也许,类型的差异也曾在早期基督教会的争论中、在那些宗派和异端邪说的历史上出现过。那些与艾比翁尼特(Ebionites)相似的原初基督徒或犹太基督徒,坚持认为耶稣只拥有人性,而且只是是木匠约瑟(Joseph) 和玛利亚(Mary)的儿子。在他看来,耶稣的圣职仪式只是后来通过圣灵才获得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艾比翁尼特的观点与幻影说者(Docetists)的观点刚好相反。这种对立使得二者陷入了长期论争。大约在公元320年,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阿莱亚斯(Arius)的异端人士,在他那里,冲突又演化出了新的形式。虽然此时在教义方面的冲突已经淡化,但事实上仍对教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阿莱亚斯极力反对正统教会提出的(基督)与圣父同体这一信条。如果我们能对有关圣体同一说(homoousia)与圣体类似说 (homoiousia)之间(换句话说,也就是耶稣与上帝是完全同一还是实体相似这两者之间的对立)阿莱亚斯式的巨大争辩的历史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圣体类似说教义很明显更注重的是人的感官和可知觉的方面,这与圣体同一说教义纯粹概念的和抽象的观点截然不同。同样,我们也会清楚地知道,单一性灵论者(Monophysites,他们眼中的基督,其本质是绝对单一的)反对乔尔斯登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提出的双重性灵论信条(Dyophysite,他们承认基督具有二重性,即他的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做法再次表明,非想像的和抽象的观点与双重性灵论者自然的和感性的观点之间是对立的。

如此一来,以下事实就变得更加清晰明了:与在单一灵性论者中出现的争论完全一样,虽然阿莱亚斯运动最初的构想将教义应当言简意赅当成是主要论点,但事实是,广大的群众并没有参加到争论中去。在那个年代,群众不会对这类问题有兴趣,不管它有多深奥都不例外,他们只会受政治权力的驱使去行动,而这显然与神学观点无关。类型的差异在这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通过某些标语口号在为粗野的群众脸上贴金罢了。但无论怎样做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在那些有分歧和论争的人看来,圣体同一说与圣体类似说之间的论争都是极为严肃的,因为不管是从心理学还是历史的角度出发,都会认为这里实质上体现的是艾比翁尼特和幻影说教义的纷争:前者认为基督具有纯粹的人性,而其神性是相对的即“外显的”;而后者则刚好相反,他们主张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而肉身性是外显的。这种论争中还隐含着巨大的心理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在感官知觉中蕴含着绝对的价值,或许人类和个人并不总是以主体的形式出现在那里,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投射出来的人类感觉;而另一种立场却认为只有抽象的和超越人类之外的东西才具有主要的价值,主体即功能;这也就是说,超出人类感觉之外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在自然的客观过程中的运作,而这种主要价值同时还构成了人类感觉的事实基础。倘若以此来看待人的话,那么,我们说,前一种观点忽视了功能,更偏重于功能-情结;而后一种观点则忽视了人这个必不可少的主体而更偏重功能。显然,两种观点都对对方的主要价值持否定态度。而双方的代表者越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对方的抨击就会越猛烈,也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直至最后彻底摧毁对方的主要价值。

在5世纪初的皮拉基亚斯(Pelagius) 论争中,类型对立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来了。特土良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即使受过基督教洗礼也不能避免犯罪,他的这一体验在与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圣·奥古斯丁那里变成了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原罪观念,而原罪的本质是人类遗传自始祖亚当(Adam)的色欲(concupiscence) 。圣·奥古斯丁认为,虽然人类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上帝赐下了赎罪的恩典并可以由教会来代行这种恩赐,这是与原罪相对立的。在其观点中,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人不是造物主而是受造之物,除非通过教会介入,即相信上帝这唯一的途径,通过赦罪拯救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否则就会被遗弃给撒旦。如此一来,作为一种观念,教会的价值和重要性就被极大地提高了;而人的价值、道德自由和自我决断则荡然无存。这很符合奥古斯丁在自己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所阐明的纲领。

1 对通常的有意识的罪恶感(良心)作出解释并不困难;它建立在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的紧张之上,它是自我用它的批评能力进行谴责的表现。

★ 弗洛伊德

2 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所论述的东西可以称为“道德”因素,即一种罪恶感,它在病情中寻求它的满足并且拒绝放弃痛苦的惩罚。我们把这个令人失望的解释当作最后定论是正确的。但是仅就病人而言,这罪恶感是沉默的;它没告诉他他是有罪的;他没有感觉到有罪,他只觉得有病。这个罪恶感只是把自己表现为对恢复健康的抵抗,这个抗拒非常难以克服。

★ 弗洛伊德

虽然原罪观念的花样层出不穷,但它始终带给人压抑感,所以,即使这种压抑的逻辑有多严密,检查做得有多周密,因为人们从情感上是不愿意长期受到压抑的,所以,要求得到人的自由及道德价值的呼声还是出现了。英国僧侣皮拉基亚斯(Pelagius)还有他的学生喀利斯修斯(Celestius)就很提倡这种有关人的价值情感的正当要求。他们将人的道德自由看作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教义。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皮拉基亚斯的观点和双重性灵论观点之间居然有着某种心理上的血缘关系,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托里(Nestorius)为遭受迫害的皮拉基亚斯派信徒提供了避难所。与西里尔派(Cyrillian)强调的基督作为神-人所具有的肉身单一性截然不同的是,聂斯托里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分离开来的。聂斯托里认为人们应该将玛利亚理解为“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 他甚至还据理力争说,把玛利亚看做“上帝之母”这种想法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正是由于他坚持这些些论点,聂斯托里派的争辩才得以形成,之后,这些争辩也随着聂斯托里教会的衰亡而彻底消失了。

1 如果有人喜欢提出自相矛盾的主张:一个正常人既比他所相信的更无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基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那么,精神分析学是赞成起来反对后半部分的。

★ 弗洛伊德 n0LVN4u5hoNvOL1aUjnYjfs+yJNazIVwlcLPkAR1No6axSdo2GpcCpOyIkLkfx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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