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年长丈夫五岁,逝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随其夫改葬本邑台州道士峡。江氏为湘乡处士江良济之女,系继配熊氏所生,乳名“怜妹子”。出嫁后因丈夫曾麟书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江氏容貌秀丽,很少有脂粉习气。少时跟她的母亲即曾国藩的外婆学会了纺花、加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至十多岁时,烧茶煮饭样样都能干,俨然一个男孩子。她没有进过学堂,却认得一些字。由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经常往返于湘乡与湘潭之间,而道常恬(中沙镇道常村)下瓦屋正是荷叶大界通往湘乡、湘潭的必经之路。曾星冈路过此地时,总要到江家看望一下江良济。有一次,曾星冈带着曾麟书去湘乡,还在江家住过一夜。因此,曾、江两家早有交情。嘉庆十一年(1806年),曾麟书已十六岁了,江家请人做媒,将女儿许配给曾家,十三年(1808年)正式完婚。
江氏家族尤其是曾国藩的外祖父江良济对曾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江良济本是湘乡处士,号云峰。江氏迁到湘乡后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来,江良济的祖父积蓄颇多,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富人。江良济的父亲江宏辉本是国学生,颇有豪侠气概,加之家业丰厚,因此远村近邻都很敬重江氏一家。比起曾家来,显然要富裕得多。江宏辉的几个儿子靠着上两代人的积蓄,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业,“撑持门户,异官而居”。而江良济一心读书,立志考取功名,无奈与功名无缘,虽多次参加考试,但都名落孙山。经受多次科场失败的打击,江良济决心“弃场屋为族之领袖”,于是“轻财好义,家遂中落”。
江良济有着山里人铁一样的性格,“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他曾对女婿说:“吾人为学,苟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录用向迂其业,但优游渐渍,自能得乎?古人深造之义,吾知汝固能力学者,汝后嗣昌大有成,足以重为吾道之光,勉乎哉!当及她戚之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发达不是猝然可成的,而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像跑接力赛一样,不能停下来。这就是“深造之义”。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
她生长于寒微之家,入曾家后勤俭简朴,贤良淑惠;她的娘家人朴实无华,对曾国藩兄弟的影响不可低估。她与曾麟书结婚四十多年中,先后生有九个子女,除两个女儿夭折外,全家十多口人的衣食都由她一人操持。这么个大家庭,吃穿等事筹划极不容易,但她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丈夫曾麟书不时为家中人口众多忧郁烦闷,江氏常以宽广的胸怀温言劝慰,这贤德性格都是在她娘家就已经形成了的。她的家境相对于曾麟书家来说要贫寒一些,其上有父母,前有两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这使得她在娘家就养成了一种勤劳俭朴的习惯,她将这种思想作风直接带到曾家,给予曾国藩兄弟极大的影响。曾麟书十分敬佩岳丈,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十岁时,还曾到外祖父门下读书(江良济在家设馆课徒,招收了几百门生)。江良济家旁有一口水井,据说有一次,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提水,与表弟相挤,掉进了井里,幸被江良济救了出来。江良济晚年信佛,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并从外孙掉进井里险些“浸死”二字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为“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了进士。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曾国藩将他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良济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过去就知汝后代力学有大成,足以为吾道之光,这无非是其发轫耳。
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望。江良济的话给曾麟书、曾国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
后来,曾麟书为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这些事,并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