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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通常来说，“同情”一词更多地用于对别人的痛苦的感同身受，而不是对别人的快乐抱有同感。所以说，我们在本性上对悲伤的同情要比对快乐的同情更为真切，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也比快乐更能刺激我们的感情。如果说对人快乐的庆贺是人的本性，那确实需要论证一番。而对苦难的怜悯，论证就显得画蛇添足了。
但斯密同时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在某种意义上比对快乐的同情更为常见，但我们的这种同情是远远比不上当事人自己的感受的。由于私心的作祟，人们其实都在不由自主地遏制对别人悲伤的同情。但是，我们从来都不需要遏制对快乐的共享，除非是因为嫉妒而不愿意分享。由此，斯密断言：如果没有妒忌，与痛苦相比，我们会更倾向于同情快乐，而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接近于当事人自己的感受，但对悲伤所持的同情却无法与当事人自己的感受相提并论。
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不比对快乐的同情更为真切，但却更值得注意。“同情”一词最确切的原意是指对别人的痛苦而不是快乐抱有同感。一位已故的、敏锐而聪慧的哲学家认为有必要论证一下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是真诚的，以及庆贺也是人类天性的一种本能。但我相信没有人觉得怜悯也需要这样的论证。
首先，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在某种意义上比对快乐的同情更为常见，即使是过度的悲伤也能赢得我们的一点同情。诚然，我们的感觉的确不是完全的同情，即使我们赞同别人，感情上也无法与其达到完美的和谐。虽然我们不会和受苦的人一起流泪哀叹，但是当我们感到他的软弱无助、情感失控，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给予他关怀。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得意忘形、手舞足蹈的人，因为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和赞同他的行为，就无法体会也不能跟他一起享受快乐，更不可能会对其抱有某种关心或同情，他们甚至会成为我们藐视和愤慨的对象。
另外，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都比快乐更能刺激我们的感情。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远不如受难者自己的感受，却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为感同身受，正如我即将阐述的那样，后者更接近于自然的、原始的快乐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常竭力抑制自己对别人悲伤的同情。当受难者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因为自私会尽可能抑制这种同情，但是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当我们勉强这样去做的时候，往往会造成相反的结果，让我们的同情因而加剧。但是我们从来不需要遏制对快乐的同情。当我们对别人的快乐感到妒忌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有同情的感觉，相反如果没有妒忌，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表示同情。因为妒忌总是让人有些难为情，当我们因此而无法感到同情的时候，就常常装模作样，有时还会弄假成真。当我们表面上为邻居的好运感到高兴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许并不开心。即使我们不想同情别人的悲伤，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们很愿意同情别人的快乐，我们却常常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对悲伤很容易产生同情，想对快乐产生同情却绝非易事。
尽管存在这种偏见，我还是敢断言：如果没有妒忌，与痛苦相比我们会更倾向于同情快乐，而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接近于当事人自己的感受。
我们愿意宽容那种过度的悲伤，即使我们对其并不能完全认同，因为我们知道当事人为了得到旁观者的谅解需要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即使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多半还是原谅他。但是，我们对过分的快乐却不会这样宽容。因为我们认为，当事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不需要做出特别巨大的努力。我们非常敬佩那些虽然处于最大的不幸之中却依然能控制自己悲伤的人，但是似乎没有人会去表扬那些事事顺利却并不得意忘形的人。当事人如果想让旁观者认可自己的情绪，在悲伤的情况下显然要比快乐的情况下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一个体格强壮、家道殷实、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再多的幸福也只是锦上添花，那些为此而飘飘然者必然是轻浮之辈，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人类最自然和原始的状态，因而这样的飘飘然者还是大有人在的。虽然这个世界的不幸和邪恶使人深为悲痛，但这确实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境况。因此他们很乐意与朋友分享这锦上添花的乐趣。
虽然人们很难再为这种状况增加点儿什么，但大家却能从中各有所得。虽然这种状况和人类最大的幸福之间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和人类最小的不幸之间的距离却是遥不可及的。因此，灾难常常使受害者的悲痛远远超过应有的状态，更甚于幸运给人过分的快乐。正是因为这样，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与对快乐的同情相比，前者常常是一种更富有刺激性的感情，但它总是远远不如当事人自然产生的感情强烈。
同情快乐令人心情愉悦，只要没有妒忌作怪，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地沉浸于那极度的欢乐之中。但是，同情悲伤却是令人痛苦的，即使我们有所表示也很勉强。当观看一场悲剧的演出时，我们尽可能避免对它所激发出来的悲伤表示同情。就算实在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也会尽力在朋友面前掩饰自己内心的波动。当泪水悄悄滑落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动声色地将之悄然擦去，唯恐不能体谅这种多愁善感之情的旁观者们觉得我们软弱无用得像个女人。因自己遭到不幸而渴求得到我们同情的那个可怜之人，在向我们倾诉他的痛苦时仍然不免犹豫不决，因为他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同情中所带有的勉强情绪。想到他人会对自己的痛苦不屑一顾，他宁愿把自己一部分的悲伤隐藏起来，而不愿把所有的痛苦全盘托出。恰恰相反，那些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知道只要我们不是因为妒忌而讨厌他们，就会对他们的成功表示衷心地同情和赞赏，所以他们丝毫不会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
虽然生活中所有的欢笑和泪水都是极为正常的，但我们却总觉得旁人更愿意同情我们的欢乐而不是悲伤，因此我们更愿意在朋友面前展露笑容，而不是潸然泪下。即使遭遇了最不幸的事情，可怜兮兮、自怨自艾的表现也让旁观者觉得难以接受，但胜利的喜悦却是让人极易理解的。谨慎往往告诫我们要以相当节制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成功，这是因为过度的喜悦极易激起别人的妒忌。
平民百姓会把最热烈的欢呼声和由衷的赞叹送给在竞技场上超过自己的胜利者，决不会有任何嫉妒。而在旁观一次死刑时，他们的悲痛又是那么庄严肃穆；他们在一次葬礼中所表现出的哀恸却往往并不十分真诚，伪装的成分大大存在；但是在接受洗礼或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快乐却是发自内心的，毫不做作。在所有这些喜庆的场合，我们都是由衷地表示我们的祝贺，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与当事人的感觉一样真实。我们的内心被快乐充盈着，眼神里满是喜悦和满足，脸上也洋溢着欢快的神情，这一刻我们的开心不言而喻。然而，如果事实与此相反，我们做出的反应也会是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安慰处在痛苦之中的朋友时，我们的感受又会比他们的感受少多少呢？我们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当他们向我们诉说自己不幸的境况时，我们严肃而专心地听着。但是当他们的叙述不时被那些自然发作的激情打断（这种激情往往使他们在叙述的过程中突然说不出话来）时，我们内心滋长的倦怠情绪和他们的激动又是多么不协调啊！与此同时，我们可能感到他们的激情是自然的，并不比我们自己在相同的情况下可能具有的激情强烈。或许因此在自己身上激起一种人为的同情，不过，可以想象，即使这种人为的同情能够被激发出来，它也总是极其脆弱和转瞬即逝的；并且，一般说来，一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它就会即刻消失不见，一去不返。看来当上帝使我们承受自己的痛苦时，他认为这些已经足够，因此，不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分担别人的痛苦，至多鼓励我们尽量去减轻别人的痛苦。
当朋友陷入痛苦的时候，我们势必要给予他们适当的安慰，但即使是我们在安慰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也无法与之相比。我们与他们相邻而坐，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脸上的神情严肃而专注，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幸。他们全情投入地讲着，讲到伤心处甚至难过得无法自持，激动得说不出话而陷入深深的沉默或失声痛哭，但此时我们的心里却越来越不耐烦，也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然而，我们实则是能够理解他们的，也知道他们这样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换成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表现可能还不如他们。我们甚至可能在心灵深处责备自己缺乏同情心，以此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同情激发出来。可以想见的是，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同情是多么脆弱和缺乏诚意，一旦我们离开那个环境，所有的同情就会消失殆尽。也许是上帝可怜我们，觉得我们自身所承受的那些痛苦已经让我们不堪负荷了，所以他并不苛求我们必须将别人的痛苦也加注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同情让别人的痛苦有所减轻和缓解，已然足矣。
正因为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感觉迟钝，那些在巨大痛苦之中仍然雍容大度的人才显得超凡脱俗。面对接连不断的小麻烦，却还能够保持心情愉快的人，总是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甚至比起那些能够从容地去面对可怕灾祸的人也毫不逊色。我们深知，在遇到那些一定会让自己激动不已的事情时，想保持平和的心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不禁会为他们极强的自制能力而赞叹不已。同时，他们表现得越坚强就越不容易激起我们的同情。当事人并不在乎是否有人对其抱有同情，但我们会为自己缺乏同情心而惭愧自责，并为此深感羞辱。当我们双方的情感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认同对方的情感。基于我们对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的感知，我们不会想当然的要求别人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须保持住那种淡然与平静，所以对真正能够做到内心无比强大的人，我们除了惊叹与佩服别无选择。被敌人层层包围的加图
，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又因时代赋予他的高尚信念而不愿投降；但是，他决不因自己遭遇的不幸而畏缩，也决不发出哀伤的嚎叫，更不会用眼泪去引起人们的同情。相反，加图要求自己必须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他以最平静的心态迎接死亡的降临，为了朋友们的安全发出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和指令。加图的所作所为让那个冷漠的布道者塞内加
为之汗颜，连上帝也无法不对加图表示钦佩和赞叹。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会为高尚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因此，当英雄们慷慨赴义的时候，尽管他们自己不觉得难过，我们也会为之感动落泪，但我们对那些软弱的投降者是丝毫不会施以同情的。在以上提到的特殊场合，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悲伤似乎已经超过了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当最后一滴药水流进苏格拉底的喉咙时，他的朋友无不痛哭流涕，而他自己却神色平静，显得极为轻松而愉快。这样的时刻，旁观者无须刻意控制自己因同情而产生的悲伤情绪。他也不必担心这种情绪会使自己做出什么过分和不合适的事情；相反地，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感情恰如其分，并且带着满足和自我赞赏的心情浸沉在自己的感情之中。因此，这些伤感的情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他可以因此去关心朋友的灾难，也许，如果没有这种亲切而充满悲伤的爱与同情，他很难对朋友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却恰恰相反，他要强迫自己不去关注他的处境中那些可怕又令人不快的事情，否则他的情绪将会由此受到强烈的影响，从而造成自己的情绪失控。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可以让他心生愉悦的事情上，去想象由于自己的壮烈之举和高尚品格而即将赢得的赞扬和钦佩。想到自己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就会意气风发，自我陶醉，甚至感到了胜利的喜悦。这样一来，不幸的味道对他来说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相反，那个由于自己的某种不幸而陷入悲伤的人，总会显得有些庸俗和卑劣。即便处于同样的境遇中，我们也一样会自我怜惜，但我们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的自我同情，更不会给予同情。因此，我们鄙视他，这就是人的天性，无论公正与否，我们都无法违背。
脆弱的悲伤无法令人愉快，除非是缘于我们对别人的同情，而不是来自自我同情。一个慈爱而令人尊敬的父亲逝去了，身为逝者的儿子，他无论怎样的悲痛欲绝都无可非议。生者的悲伤是建立在对死者的怀念和同情的基础上，对于这种充满人情的感情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乐于体谅。但是，他的悲痛也必须有个限度，如果他一味地沉湎于丧父之痛，任凭脆弱的感情泛滥，那么将不再有人可以继续宽容和体谅他。如果他沦落到成为一无所有的乞丐，或者面临极为可怕的危险，甚至被带出去公开处决，而在处刑台上流下一滴眼泪，那人类当中所有最英勇慷慨的人都将认为，他使自己永远蒙羞。然而，他们对他的怜悯，还是很强烈，而且很真诚。但是，由于这怜悯仍然没有他那过度的悲伤强烈，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敢在世人眼前自暴其短的人，他们还是没有原谅他的理由。他的行为让他们感觉到的，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羞耻；在他们看来，他这样使自己蒙受的耻辱，才是他整个不幸中最可悲之处。时常在战场上无视死亡的比朗公爵，当他站在处刑台上，看到自己沦落到那样的处境，回想起曾经的所有恩宠与光荣全因他自己的鲁莽以致这么不幸地弃他而去，不禁伤心落泪。但是，这眼泪是多么有损于他在人们记忆中的勇猛形象啊！
导言：
人类追逐财富的野心并不是源于对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一种虚荣心在作祟。虚荣心根植于人性当中，总是建立在自己受人注意和关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们拼命地竞争，即使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了也不停下脚步，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比如，富人之所以沾沾自喜于他的财富，是因为他觉得财富会为他带来全世界的关注，而他心中所有由此而生的快意就很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同。穷人之所以掩盖自己的贫穷，也并不是因为自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是当他们感到众人对自己贫寒的窘境一览无余，却并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时，他们所遭受的耻辱简直无以复加。
斯密告诉我们，等级差别是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能够发生共鸣的社会基础。我们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现出的顺从和尊敬，常常是从对他们的优越境遇的羡慕中，而不是从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恩赐的任何期待中产生的。他们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于是，富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带有标志性的社会符号，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左右人们的感情。但普通人就不行了。要想博得世人的关注，我们必须辛苦劳作，以过人的才干和优异的品质圆满地完成艰巨的使命，从而博得最热烈的喝彩。也许，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不幸，而是世人对于这种不幸所投射来的目光。
所有的人都喜欢与人同甘而不愿与人共苦，这让我们习惯于向人炫耀自己的财富而隐瞒自己的贫穷。当我们感到众人对自己贫寒的窘境一览无余，却并没有人愿意对我们的贫穷表示一丝的同情，我们会顿觉羞耻得简直无以复加。但淡薄的人情却并不是真正刺激我们去追逐财富、远离贫穷的主要原动力。是什么让世人甘愿忙忙碌碌、劳苦终生？是什么使得他们追名逐利、争权夺势？难道只是为了供他们用以维持生活所需的物品？那么体力劳动者最低的工资就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享有一个舒服的房子与温暖家庭。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日常收支，我们应当还会发现，他们把大部分的支出花在一些可以被视为奢侈品的生活便利品上，而且有时甚至会为了博取虚名而慷慨解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嫌恶他的处境呢？为什么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害怕落入这种布衣蔬食、茅屋陋巷的窘境，即使不必像穷人那样辛苦劳动，也觉得生不如死？难道他们自以为他们的胃比较高级，或他们在宫殿里会比在茅屋里睡得更为酣甜？时常有人指出，实际情形正好与此相反，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明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都无法逃避的竞争？我们为了实现所谓人类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从别人的注意中得到同情、满足和赞许，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相信我们受人注意与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富人之所以沾沾自喜于他的财富，是因为他觉得财富自然会为他带来全世界的关注，而他心中所有由此而生的快意都很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同。这种感觉使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整个人轻飘飘地陶醉起来，而且，他因为这个缘故而爱上财富的程度，更甚于财富可能让他取得的其他任何好处。相反，贫困让穷人感到耻辱，他觉得人们因为他穷而看不起他，或者即使对他有所注意，也不会对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产生同情，这两种情况都使他的自尊受到羞辱。因此，虽然被人忽视和不为人所赞同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正如卑微使我们得不到荣誉和赞许的阳光照耀一样，感到自己不被人所注意必然会抑制那些令人愉快的希望，使得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愿望落空。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注意，即使置身于人群中，也好像是被关闭在自己的小茅舍中一样默默无闻。人们假惺惺中的嘘寒问暖只能让他们更觉难堪，并不能感觉到纸醉金迷所带来的乐趣。人们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就算他痛不欲生的表情让旁人无法回避，也只是招来轻蔑、厌恶的眼光而已。那些春风得意的人对陷入不幸境地的人竟敢在他们面前傲慢无礼，并且肆无忌惮地以他那令人恶心的悲惨面相打搅他们的幸福安宁，而感到惊讶和不解。
可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却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幻想着身处那种地位的人会是多么志得意满。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众所瞩目的对象，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手势，即便是不经意的，也几乎不会被完全忽略。他是盛会上万众瞩目的骄子，众望所归的楷模，人们似乎把全部激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以便得到他的鼓励和启示。只要他的举止不是全然的荒谬悖理，他随时都会成为周遭每一个人注视与同感共鸣的对象。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但是他也因此获得了众人的羡慕，这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优裕闲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
那些伟大的人物在我们的想象中往往被涂上了富有欺骗性的色彩，他们几乎处于理想中最为完美的幸福状态，那正是我们在所有的白日梦中为自己描绘的人生蓝图。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那些人的幸福和满足，我们怀有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同情。对于他们所有的偏爱和愿望，我们都亦步亦趋；所有他们的希望，我们全都想达成。任何对这些迷人形象的侮蔑和损害都让我们感到遗憾，我们甚至为他们祈祷永生，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死亡终究会结束他们那样完美的快乐。如果他们被迫抛弃那尊贵的地位，走向上帝为子民们准备的那个可怜而温馨的归宿，我们会觉得残酷至极。
若不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恭贺语荒谬悖理，说不定我们还会模仿东方的阿谀奉承方式，欣然地向他们高呼“吾皇万岁”呢！同样的厄运和伤害如果落在他们身上，会比在平常人那里引起我们更多的同情和义愤。国王的遭遇和情人的苦难是悲剧最合适的题材，两者都是在剧场里吸引我们的主要情节。由于偏爱，我们喜欢在这两种剧情中设计天下第一的大团圆结局，虽然按照理性和经验，结果可能恰好相反。妨害或制止这种完美的享受，似乎是一切伤害中最残酷的一种。阴谋夺取其君主性命的叛徒，被认为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凶手更为残忍的人。因此查理一世
之死引起的愤怒前所未有，甚至超过了人们对内战中所有的牺牲的愤慨。看到人们对下层民众的惨状视而不见，却对上流社会的遭遇鸣冤抱屈，如果我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难免会觉得身居高位的人对痛苦和死亡的忍耐力远远不如平民百姓。
等级差别是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能够发生共鸣的社会基础。我们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现出的顺从和尊敬，常常是从对他们的优越境遇的羡慕中，而不是从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恩赐的任何期待中产生的。他们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我们急切地帮助他们去实现一系列如此接近完美的幸福；并希望尽力使他们的虚荣心和荣誉感得到满足，而不想得到任何报答。我们遵从他们的指令并不是完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甚至当社会秩序似乎需要我们挺身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几乎无法说服我们自己这么做。
从理性和学理上看，国王是人民的奴仆，我们对他们或是服从，或是抵抗，甚至罢黜和惩罚，完全取决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但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教导我们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拜倒在他们尊贵的宝座下浑身发抖；看到他们的微笑我们就仿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要把他们的不悦，甚至那不悦的降临当作是所有我们可能遭受的屈辱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来担忧和害怕。即使他们并不计较，也很少有人敢于视他们如平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争论，除非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最强烈的冲动，最猛烈的激情、恐惧、怨恨与愤怒，也无法压倒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人民以暴力来反抗他们或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被废黜之前，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已经把所有那些激情引发到最猛烈的程度了，才会迫使大部分人民站起来激烈地反抗他们，或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或被罢黜。因为在老百姓心中，他们天生高高在上，所以即使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也不能完全抹杀心中的怜悯之情，甚至很容易恢复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不能忍受对自己君主的伤害，于是，怜悯很快取代愤怒，他们重新奉行旧的忠君原则，为重建他们昔日的主人曾经倾颓的权威而奔走出力，此时他们的行动一如他们过去反抗权威时那样激烈。查理一世之死使王室家族得以复辟；詹姆斯二世逃亡的时候被平民在船上抓住了，这立即引发了平民大众对他的同情，这同情几乎使革命难以继续下去。
那些大人物可曾想过，为什么他们不需要为赢得民众的尊敬付出任何代价，而普通人则要为此流血流汗？年轻的贵胄子弟靠什么重大才能来维护他那个阶层的尊严，使自己得到高于同胞的那种优越地位呢？是学识、勤奋、毅力、牺牲精神，还是别的什么美德？由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关注，所以他们时刻都注意着每一个细节，遵循着所有的繁文缛节。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意识到人们是多么倾向于偏袒所有他的嗜好，所以，即使在无足轻重的场合，他的言谈举止也带着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出来的挥洒自如和高雅神态。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的优越感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望尘莫及的，依靠这种手段，他们可以成功地让他人对自己卑躬屈膝，为自己奔走效劳，而他在这一点上很少会遭受挫折。这些靠地位权势推行的伎俩，在一般情况下足以左右世人。路易十四之所以被看作伟大君主的楷模，并不是靠渊博的学识、过人的见地和宏大的气魄，也不是靠完美无缺的丰功伟业和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是无与伦比的权势和地位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是欧洲最有权力的君主，因而在诸王中间拥有最高的地位；他有一种独特的风度举止，这种风度举止只和他本人以及他的地位相称，在任何其他人身上，都会显得滑稽可笑。这些使得这位国王在他当政的时代得到了人们的尊敬，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能够赢得后世的无限景仰，也让他身上别的美德和优点都相形逊色。
但是，地位低下的人万万不可冀图以此出人头地。温文尔雅是大人物的专利，别人不能从中得到荣耀。有些花花公子不知天高地厚，也想装模作样地模仿达官贵人的礼仪行事，结果只能更让人瞧不起。那个非常注意自己神态举止的人，当他昂首挥臂摆出一副权贵的派头穿过房间时，却没人买他的账，人们都认为他根本不值一顾。显然，他做得过头了；他过分地显示出对自己重要性的注意，这种重要性是无人能够苟同的。作为一个老百姓，就应该谦虚朴实，不拘小节，自然可以赢得朋友的尊敬。如果他真想为自己扬名立万，那就一定要靠更为重要的美德或长处。他需要有相当于大人物一样的众多随从来伺候自己，可是除了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之外，他没有其他的财源来支付这些仆人的工资。所以，他必须另辟蹊径，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知识；他必须在工作时忍辛耐劳；在危险时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坚定不移。他必须开创一番大事业，通过艰苦的努力、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眼光，让公众看到他的这些才能。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做到通情达理，慷慨大度。同时，他应该被委以大任，以他过人的才干和优异的品质圆满地完成艰巨的使命，从而博得最热烈的喝彩和赞扬。
那些野心勃勃却碍于其处境而不得志的人，是怀着什么样的急切心情到处寻找能使自己出名的好机会呢？生不逢时总是让他们闷闷不乐，他甚至满心欢喜期待国际战争或国内冲突的到来，因为在伴随着战争冲突而来的那一切惊慌混乱与流血伤害当中，他看到了他所冀望的那些场面终于有机会自然地出现在他眼前，那些场面可以让他得到人们的注意与赞扬。相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的全部声誉存在于日常行为的合宜性之中。他对此心满意足，他没有能力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更不愿意为了附带有为难或苦恼的名声而使自己卷入麻烦。在舞会上头角峥嵘是他的伟大胜利，在风流韵事上密谋成功是他的最高成就。他厌恶公众的一切骚乱，这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因为大人物从来不把地位比他低下的人看作同胞；这也不是由于他缺乏勇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会胆怯；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素质不足以应付这种危机，怕别人抢了他的风头。他可能会冒点小风险，在群众运动中投机取巧。可是时势一旦要求他以一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做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时，他就会害怕得战栗起来。那些出身名门的人几乎看不到这些美德。因此，在所有的政府中，甚至在君主国中，在中等和下等阶层生活中受教育的人们虽然遭到所有那些名门之后的妒忌和愤恨，但是由于自己的勤勉和才干而得到提拔，他们通常占据着最高的职位，管理着行政机关的一切事务。大人物对他们的态度先是瞧不起，然后是嫉妒，最后只能像他们要求别人所做的那样卑躬屈膝。
从崇高的地位跌落，之所以如此令人难受，正是由于从此会失去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左右人类感情的地位。当马其顿国王和他的家人，被保鲁斯·伊米尼乌斯带领着，走在凯旋游行的队伍里的时候，据说他们的不幸使得罗马人的注意力全部从征服者的身上转到了国王一家身上。看到国王的子女们，因为年纪幼小而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感觉的样子，旁观者深受感动，在群众兴高采烈的胜利欢呼声中，旁观者的内心最温柔的感伤与怜悯被唤起。在游行队伍中接着出现的是马其顿国王，他像是一个被临头大祸惊吓得分不清楚方向的人，丧失了全部情感。他的朋友与大臣们紧跟在他后面，当他们随着队伍移动时，他们的眼睛不时瞟向他们那位已经垮台的君主，并且一看见他，眼泪就夺眶而出。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他们丝毫没想到自己的不幸，他们全心全意想着的全是国王的巨大痛楚。相反，高尚的罗马人却用一种轻视和愤慨的眼光看着他，认为这个人完全不值得同情，因为在这么糟糕的遭遇下还死皮赖脸活下来的人，完全没有尊严可言。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根据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记述，他将在一个很强大而且颇有人情味的民族保护下悠然度过他的余生，那是一种富足、舒适、闲暇和安全的境况，而那种状态本身足以让一般人羡慕不已，因而他绝对不会愚蠢到为了什么虚幻的尊严而放弃这种舒适的生活。不过，他的身边将不再围绕着一群只知道阿谀奉承的谄媚者，那些曾经在任何场合都追随着他的侍从附庸，也都离他而去。他将不再被民众所景仰，他也不再能够使自己成为他们所尊敬、感激、爱戴以及钦佩的对象，而且他的意向不再对民众的激情产生任何影响。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将不再随着他的意向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所谓让人难以忍受的灾难，它让那位国王丧失了全部情感，他的朋友们甚至为此忽略了自己的不幸，以至于慷慨豪爽的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在这种灾难中还会有人品质低劣到甘于忍辱偷生。
罗斯福科公爵说：“爱情通常会被野心取代，却几乎从来无法取代野心。”那种激情一旦完全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便不会容许任何竞争者或继承者进入。对惯于占有或者仅仅惯于希望占有民众的赞美与钦佩的那些人来说，其他一切愉快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厌恶和失去魅力。一切遭人唾弃的政治家为了宽慰自己，都曾经研究过如何抑制野心，藐视他们再也不可能获得的那些荣誉，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得到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无精打采地、懒洋洋地打发着日子，在怠惰中虚耗他们的时光，偶尔为自己毫无意义的念头感到烦恼，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消遣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乐于谈论自己昔日的辉煌，并徒劳无益地忙于某一旨在恢复那种地位的计划，到头来却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真的下定决心，绝不拿你的自由去交换宫廷里气派十足的苦差，而要生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并独立自主吗？似乎有一个办法，或许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持这种难能可贵的决心。那就是绝对不要进入很少有人能够退出来的那个处所；绝对不要进入充满雄心壮志的权力圈子；也绝不把自己同正在主宰世界的那些人进行比较。
在人们的想象中，置身在最受众人注目与同情的位置，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这个位高权重的地方，能够使得所有高级市政官员的夫人们失和，成为一部分人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成了一切骚动、喧嚣、劫掠和不义的根源。据说，只有真正有理智的人才会藐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当领导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谁因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在朋友面前受到指责也漠不关心，因为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其他优势便可绰绰有余地抵消这指责所带来的伤害。但是，没有人会藐视地位、殊荣与卓越，除非他的品行修为远远高于普通人，或者远低于寻常的人性标准；除非他的智慧与哲理的修为根基十分深厚，以至他觉得只要自己的行为合宜，就足以使自己成为众人赞许的对象，这对他来说已然足矣，至于有没有人注意到他或是否赞许他，他骨子里并不是很在乎；或者，他是如此习惯于自认下流卑劣，如此沉沦在懒惰麻痹的醉生梦死中，以致全然忘了往上爬的愿望，甚至几乎全然忘了这世上还有所谓愿望这回事。
正如功成名就的成功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众人由衷祝贺与热切同情的对象，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感到自己的不幸无法得到朋友们的同情，反而成为了他们轻蔑与厌恶的对象更让人抑郁烦闷的了。正因为如此，最可怕的不幸并非总是最难忍受的那些伤痛，相比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自己不足挂齿的厄运，比显露自己巨大无比的不幸，更令人感到羞辱。前一种不幸不会引起任何同情；后一种不幸，虽然未必一定能够激起旁观者同受难者极其相近的痛苦感情，却可以唤起旁人相当强烈的怜悯与同情。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们同受难者的感受已经颇为接近，因而产生的同情是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比拟的，这种同情让旁观者更容易理解和体谅当事人的不幸。让一个绅士觉得最丢人的事情，是自己衣衫褴褛与满身污秽地出现在喜气洋洋的聚会上，而不是伤痕累累与血迹斑斑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后一种情况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前一种情况则会引起他们的嘲笑。让某个罪犯带着手铐和脚镣游街示众所带给他的羞辱，更甚于判处他被枪决。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事例，某个国家的君主，当着部队里所有士兵的面以手杖责打某位陆军将领，使那位将领的名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相比于这种惩罚，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那位将领宁可选择被当众一枪射入胸膛。根据有关荣誉的习俗，以手杖责打，是一种羞辱，而以枪射杀，却并非如此，个中的道理毋须多言。对仁慈善良的民众来说，施加在绅士身上的即使是那些较轻微的责罚，这种责罚也会被视为恐怖，因为对一个有身份地位的绅士来说，让他的名誉受损就是对他最大的责罚。所以，对身居高位的人，那些比较轻微的惩罚通常被搁置不用，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无法逃脱死刑的严惩，但是，法律会尽量尊重他们的名誉。无论以什么罪名鞭打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让他戴着脚镣手铐等刑具示众，都是除了俄罗斯外其他欧洲各国政府绝对不允许的残暴行为。
一个勇敢的人并不认为被判处死刑是可耻的，但他一定耻于戴着脚镣手铐等刑具示众。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也许可以为他赢得普遍的尊敬与钦佩；在后一种情况下，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都不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在前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同情和支持鼓舞了他，使他从羞耻中暂时解脱出来，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不幸；在后一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同情他，或者即使有的话，也不是由于他受到的痛苦，而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没有人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所引起的怜悯之情。这种怜悯是源于他所蒙受的耻辱而不是源于他受到的痛苦。那些可怜他的人，替他感到惭愧以至于抬不起头来。即便不认为自己有需要赎罪的地方，他也同样颓丧，觉得这种惩罚让自己蒙受耻辱，无地自容到了极点。相反，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由于他知道自己会被旁观者以充满尊敬与赞许的目光钦佩地注视着，所以他的表情中自然会带着那种刚毅与视死如归的神色；如果所谓的罪名没有使他丧失别人对他的尊敬，那么他所受到的惩罚就绝不会减弱或失去这些尊敬。他必定要担忧自己的处境会遭到人们的轻视或嘲笑，所以，他不仅能表现得十分淡定从容，而且会显露出兴高采烈的胜利者的姿态。
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卡迪纳尔·德·雷斯说过：“巨大的危险，自有其迷人之处，因为即使在我们挑战失败时，亦可得到某种荣誉。但是，平庸的危险，除了可怕之外别无他物，因为名誉丧失总是与失败如影相随。”他的格言和我们上面就惩罚问题所作的论述有相同的哲理基础。人类的美德不会屈服于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要蔑视它们也无须使尽全身力气。但是，如若它的不幸遭到侮辱与嘲笑，被羁押着走在凯旋队伍里游街示众，还要任凭周遭的人轻蔑地指指点点，并且毫无反抗的能力，此时人要保持一如既往的淡定绝非易事。同遭到人们的轻视相比，所有其他的伤害都是无足轻重的，也都是可以忍受的。
导言：
嫌贫爱富虽然维护了社会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但也造成了普遍的道德败坏。比如，我们就经常看到，那些本属于智慧和美德应该享有的尊敬和钦佩，却莫名其妙地被人们安插在了富贵者的头上，而本来是专属于对罪恶和愚蠢的厌恶，却被人们安插在了贫困者与卑贱者身上。这无疑给我们一种印象：财富与显贵似乎是智慧与美德的同义语，而贫困与卑贱则是罪恶与愚蠢的代名词。其实，并非如此。
斯密说，这两种感情其实很好区分，但在现实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即使平民百姓拥有和富豪权贵相同的优点，绝大多数人对后者的尊敬还是会远胜于前者。同样，缺点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身上和发生在地位卑微的人士身上，所引发的轻蔑与厌恶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远胜于前者。但这种嫌贫爱富的社会心理也有着其积极作用，那就是：对中下层民众而言，追求美德和财富的途径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一致的。只要他们踏实肯干，技术精湛并且品行端正，那多数人都会有所成就，人性中小小的瑕疵并不会阻碍他们的成功。
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几乎崇拜，以及对贫穷卑贱者的藐视或至少是忽视的倾向，对于建立和维护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虽然必不可少，但同时也造成了普遍的道德败坏。历代的道德家无不抱怨：财富与显贵时常享有只应属于智慧与美德的尊敬与钦佩；而那种应该是向罪恶和愚蠢表示的轻视，却经常极不适当地落到贫困和卑贱头上。
我们都希望美名远扬、赢得尊敬，害怕落到名声扫地、为人不齿的下场。可是一旦我们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人们尊敬的不仅是智慧和美德，因为智慧与美德并不是唯一值得人们尊敬的对象，一如罪恶和愚蠢并不是唯一能够让人蔑视的对象。我们也时常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受万众景仰，德才兼备之士却无人问津。强者即使作恶多端、愚昧无知也很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贫穷者虽然清白无辜却总是被人蔑视。值得世人尊敬与钦佩，并真正得到世人的尊敬与钦佩，是所有目标远大、心怀壮志者毕生努力和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目标有两种途径：一是勤学苦读、培养美德；二是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我们的好胜心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品质：一种是野心勃勃和毫无掩饰的贪婪；另一种是谦逊有礼和公正无私。我们从中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榜样和形象，据此以塑造与支配自己的品质和行为：前者披着耀眼的光环，庸俗华丽却华而不实；后者则显得大方得体，但除了目光敏锐的人，这些品质和行为的本性并不易被普通民众所察觉。后者虽然凤毛麟角，却是真正的贤明有德之士，是社会的精英。但大多数人总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财富和地位面前，并发自内心地对它们顶礼膜拜。
毋庸置疑，我们对智慧与美德所持有的尊敬与我们对财富与地位怀有的尊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两种情感并不难区分，不需多高的识别能力即可轻易将二者区别开来。但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如果不细心观察有时候也很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
即使平民百姓拥有和富豪权贵相同的优点，绝大多数人对后者的尊敬还是会远胜于前者，他们对前者的傲慢和自负的钦佩甚于对后者的真诚和可靠的钦佩。如果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仅仅是财富和地位，而与优点和美德无关，这简直是在亵渎高尚的道德和美妙的语言。但是事实上，财富和地位始终是人们崇仰的对象，他们可以被视为我们自然尊敬的对象。罪恶和愚蠢也会大大贬损高贵的地位，但那种恶行与愚蠢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否则就不会有彻底摧毁崇高地位的作用。同样不检点的行为，发生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身上和发生在地位卑微的人士身上，所引发的轻蔑与厌恶的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平民百姓整日循规蹈矩，偶尔一次行为有失检点就会招来轻蔑和嫌恶的眼光，而名流贵族们经常放纵无礼却总能够得到世人的宽容。
幸运的是，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追求美德和财富（如果不是不合本分地痴心妄想）的途径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一致的。只要他们踏实肯干，技术精湛并且品行端正，那多数人都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成就，人性中小小的瑕疵并不会阻碍他们的成功。但是，如果一贯寡廉鲜耻、背信弃义、怯懦软弱、放纵无度，再有才华的人也无法成就大事。而且中下层平民无法以势压法，所以法律对他们有一定的威吓作用，他们对法律总是心存敬畏。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平民百姓的成功通常离不开亲戚、邻居、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和赞扬，品行不端的人则很难得到这些。所以，“吃亏是福”这句老话用在他们身上几乎是一点不错的。因此，就一般的社会公德而言，绝大多数人的品行还是差强人意的，所以我们总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可惜，上流社会的情况却与我们上述的种种大相径庭。在宫廷生活和交际场合中，事业成功与飞黄腾达不能指望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僚助其一臂之力，而要靠愚昧无知与高傲自大的上司们的垂青宠幸；阿谀奉承和虚假欺瞒经常比兢兢业业与真才实学更有效果。在歌舞升平的年代，帝王将相们整日沉迷于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把治理国家和造福百姓的大事抛在脑后，以为有倡优弄臣们替他处理政事就已经足够。上流社会的人认为那种傲慢和愚蠢的行为所耍弄的雕虫小技表现出的浅薄才能，通常比战士、政治家、哲学家或参议员所具有的真正的男子汉式的美德更值得赞扬。那些粗俗卑鄙的溜须拍马之徒肆意的污蔑和践踏一切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乡野之间都极为适用。而这些溜须拍马之徒在上流社会腐败的社交圈里又总是占据最显要的地位。传说中当苏利公爵被路易十三
召见讨论军国大事的时候，看到皇上恩宠的朝臣们窃窃私语并指手画脚地嘲笑他那过时的打扮，这位叱咤风云的公爵不屑地说：“当我有幸与先皇共商国事的时候，你们这些无能小辈只能退到候客室里等着。”
正因为我们喜欢跟在有钱有势者后面亦步亦趋，他们的言行举止和生活习惯才得以成为时髦的风尚。无论是他们的服饰打扮、言谈表情，还是他们的举止风度，甚至他们的罪恶和愚蠢，都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一窝蜂地对其进行追随模仿，并引以为荣，殊不知正是这些东西引诱他们堕落。爱慕虚荣的人时常装腔作势，显示出一种时髦且放荡的风度，其实他们心里不一定赞同这种风度，但是他们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合宜。他们希望被人称赞，虽然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希望被称赞的理由真的值得称赞；同时他们也会为美德受到冷遇而感到羞愧，私下里他们会真心实意地实践这些德行并对它们怀有真诚的敬意。
就像在宗教信仰与美德方面存在着不少的伪君子一样，在财富与社会地位方面也同样存在着一批伪君子；就像一个狡猾的人会想方设法伪装自己，给别人一种假象；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也往往会用那些上层人士的马车和奢侈生活来标榜和显示自己的身份，却没想到为了得到人家的赞誉，需要什么样的仪态和排场，而这一切又需要多少钱财权势做铺垫。很多穷人热衷于炫富和摆阔气，却没有理智地想想这种名声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负担，长此以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一文不名，和从前相比如今的处境也会离他们曾经所羡慕的那些大人物的境遇越来越远。
那些追名逐利的人为了梦寐以求的目标常常放弃对美德的追求，遗憾的是，追求名利和追求美德有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雄心勃勃的人往往自以为，只要他爬上了梦想中的宝座，要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仰慕将不费吹灰之力，并能使自己的行为优雅得体、风度翩翩，到那时，他头上的光环会完全掩盖或使人们忘却他为获得晋升而采用的各种卑劣手段，所有过往的污秽痕迹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许多政府里，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要他们能够爬上日思夜想的宝座，他们就不惜采取任何卑鄙的手段上位，也毫不担心被追究是以什么手段得偿所愿的，即便是受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们将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当成家常便饭，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谋杀和行刺、以叛乱和内战等方式，企图排挤和摧毁那些反对或阻碍他们获得高位的人。他们之中失败者远远多于成功者，他们通常落得一无所获，除了因其犯下的罪行而得到可耻的惩罚。按理说他们应该为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地位而感到十分幸运，可是一旦他们得到自己奋力追求的东西，也总是会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期待在那目标中享有的快乐幸福其实并不存在。野心勃勃的人真正追求的并不是安逸或快乐，只有荣誉的光环才能让他们感到由衷的快乐。但是，在他自己以及他人的眼中，他升官发财后的地位所带来的荣誉，显然已经因他在攀爬的过程中采用了卑鄙下流的手段，而遭到亵渎玷污。尽管他想尽办法，企图通过大肆挥霍各项慷慨的钱财，声色犬马的放纵，日理万机的忙碌，令人眩目的战争，从他自己以及他人的记忆中抹去关于从前的记忆，但是回忆仍然会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他徒劳无益地寻求那使人忘却过去的隐秘的力量。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从前的所作所为，这时他非常明白别人也会记得这些事情。他举办庸俗华丽的盛大仪式，享受显贵人士与御用学者虚伪至极的谄佞献媚，聆听平民百姓天真又愚蠢的欢呼声，品尝征服的骄傲和凯旋的喜悦，然而他却无法摆脱那如影随形的羞愧之情的猛烈报复。当各种荣耀集于一身之时，虽然他的四周似乎布满了耀眼的光芒，他却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千古骂名的重负。即使是伟大如恺撒
1者，虽然他有足够的气度解散他的卫队，但也不能消除自己的猜疑。对法赛利亚的回忆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当他在元老院的请求下，宽大地赦免了马尔塞鲁斯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有人正阴谋杀害他，但是因为他已享足天年和荣誉，所以即便死了，也了无遗憾。或许，就自然年岁而言，他真的已享足了天年，但是，他还想活得更久一些，因为他希望得到人们的敬仰，但却受到敌人的仇视，如果他希望得到真正的荣誉，渴望同辈由衷地爱戴他，那么以这样的结局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显然是他在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