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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革命，而是披着宗教外衣，采用宗教革命和手段的政治革命。它不仅像法国革命一样广泛，超越了法国的边界，而且还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布道和宣传加以传播。
宗教总是将抽象的人性作为出发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在现实中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宗教总是能够突破具体社会形态和具体时代的限制。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它热衷于谈论抽象的公民，喜欢研究公民在一般政治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所以，人们对它似乎无法抗拒。
所有国内革命与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存在，并拘囿在这个范围之内。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无自己的疆界，甚至大革命的影响已从地图上将全部的旧国界都抹除了。无论人们的法律、传统、性情、语言是怎样的，它都让人们互相靠近或者分离，它常让同胞相互敌视，让兄弟形同陌路。甚至说，它超越所有国籍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构筑出来，而各国人民都可以做它的公民。
将一切史册翻遍，也寻觅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大革命特征相同的政治革命。唯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方可找到此类革命。所以，倘若用类比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就得把法国大革命与宗教革命进行比较。
席勒
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准确地提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让互不知晓的各国人民突然相互接近，并且通过崭新的共同信仰紧密团结在一起。是的，法国人与法国人彼此征战时，前来助战的是英国人；一个在波罗的海纵深处出生的人居然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来保护那些他们从没有听闻过的德国人。一切对外战争都具有内战色彩，一切内战都有外国人参与。各个民族的旧利益被抛至九霄云外，代之以新利益，取领土问题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问题。全部的外交规章都彼此掺杂，混乱无比，让当时的政治家们瞠目结舌，头疼不已。这便是1789年后欧洲的局势。
所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衣。看看它有哪些具体特征与宗教革命相差无几：它除了跟宗教革命一样流传非常远外，还像宗教革命一样亦是借助预言与传道而深入人心。这是一场催生布道热情的政治革命。人们激情满怀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相同的热情令其向国外扩散。试想这是怎样崭新的图景！在法国大革命向世界展示的从未闻及的事情中，此事的确是最为新鲜的。然而，我们暂且不要就此止步，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究此种相类的结果是否源于隐而不显的相近的原因。
宗教的一贯特性是将人本身视为考虑对象，而对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有本性中加入何种特殊成分并不关注。宗教的主要宗旨是调整人与上帝的整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与义务，并不顾及社会的形式。宗教所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拘囿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主要包括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既然根植于人性本身，就能为所有人同样接受，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宗教革命因此往往拥有非常广阔的舞台，很少如政治革命一般局限于某一国的人民、某一个种族的疆域里。倘若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宗教越是拥有我所说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性，就越能传播得广泛，而无论法律、气候、民族有什么差异。
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多多少少都跟各国人民的政体或社会状况有关，在它的教义里保留着某个民族的而且经常是某个城市的风貌，异教因此通常拘囿在一国的区域之中，很少超出界限。异教有时导致不宽容与宗教迫害，然而布道的热情在异教中却鲜见。所以，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的西方，大规模的宗教革命是不存在的。基督教轻松地穿越了那些曾经阻挡异教的种种障碍，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将大部分人征服了。基督教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它比其余宗教更能摆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社会状态、一个时代及一个种族所特有的全部，我认为这样说并非是对这圣教的不敬。
法国大革命恰是遵循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然而法国大革命关乎现世，宗教革命则涉及来生。宗教将人视为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大革命亦是如此，它对公民是抽象看待的，超脱所有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何为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还研究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是什么。
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法国大革命可以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事物上，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被所有人理解，又能处处被人效仿。
法国大革命貌似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因此它激发起一阵热情，在此之前，就算是最猛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滋生这般的热情。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忱，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就这样，它终于披上了宗教革命的外衣，令世人为之震撼，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是不完善的宗教，既没有上帝，又没有礼拜，更没有来生的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般，令自己的士兵、信徒、受难者遍布于全世界。
虽然如此，倘若认为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空前的，它所宣传的全部思想均为崭新的，也是行不通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旺时期，都有过如此的驱策宣传者，这些人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引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用人类的天赋权利对本国的政体予以抨击。然而，所有这些尝试全都没有成功，18世纪点燃欧洲的这同一把火，在15世纪轻而易举地就被扑灭了。若想让这种学说诱发革命，人们的地位、习惯、风尚就需已发生某些变化，在精神领域为学说的深入人心做好准备。
在某些时代，人与人之间如此迥然各异，以至于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居然成了难以理解的概念；而在另一些时代中，只要将某一法则的大概轮廓向人们远远展现，他们就能马上识别出来并朝其狂奔而去。
法国大革命动用了种种手段，创建了种种准则，这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新事物在于，如此众多的民族居然达到这样的水平，进而让他们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易地接纳这些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