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托克维尔的经典之作。201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召开反腐座谈会结束时，向与会的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各种解读，一时洛阳纸贵。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他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其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讲述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历史。1789—1799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于欧洲激烈的政治及社会变革时期，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统治法国几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在短短三年间分崩离析，传统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代替。对于这个伟大、激烈的革命，托克维尔曾评价道，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然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对这场甚至改变其自身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本身着墨并不多，而更多地对革命原因进行了最深刻的分析。

从18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法国经济一直快速而稳定地增长，其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联系的农业一直处于很好的发展状态，而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这种繁荣更是达到了巅峰。因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用两个章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路易十六世统治时期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维尔对此也深感困惑，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后，托克维尔如是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了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被后人称之为“托克维尔悖论”。法国大革命不是爆发于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是出现在经济繁荣之中。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大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对托克维尔悖论，后世的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给予解析，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究其根源，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愿望。

可见，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相反，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也就是说，大众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这个观点实际上颠覆了我们对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按照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逻辑，人们对其社会处境尽管有不满，但是基本上人人都能吃饱穿暖，生存无忧，没有达到饥寒交迫的程度，社会就应该是稳固的。何况政府也在进步，因此不会出现崩溃甚至革命的情况。但《旧制度与大革命》却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因为人毕竟是人，是能思考、有思想的，当条件允许他思考的时候，他追求自由的心情远远比要求吃饱饭时的心情要迫切得多，正所谓不自由毋宁死！

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个社会正在积聚着抛弃锁链、抛弃旧制度的巨大力量，但人们仍然不需要大革命。因为世界历史表明，大多数国家大革命过后，人民不是得到更多的自由，恰恰相反，是更大的奴役！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大革命呢？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政府改革的步伐要跟得上人民的觉醒和要求程度；而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说，则要多一些行动，多一些耐心！当然，知易行难，这个过程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不仅要研究革命为什么要发生，而且要研究当时怎样做可以避免革命的发生。